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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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管道的隔板。随后战士们向通风孔内灌入了混合燃烧并将其点燃。由此而引起的熊熊大火迫使堡垒内的守敌投降了。
　　攻打“博宁”堡垒的战斗，是由一个强击群进行的。这个群由下列分队组成：1个非满员步兵连、1个82毫米迫击连、1个工兵连、1个发烟兵班、2辆T—34坦克和1个152毫米炮兵连。
　　在对这个堡垒进行精密的炮火准备之后，强击群在烟幕的掩护下冲入中央入口。他们成功地占领了两个中央大门和一个控制通向这些大门的射击室。但敌人从其它射击室用步枪、机枪猛烈射击，还使用了长柄火箭弹和手榴弹，结果，我发起的冲击被击退。
　　我们立即明白了失败的原因。原来，我们仅从主要入口一侧攻打堡垒，而忽视了从其它方向牵制敌人。这样敌人就可以将全部兵力和火力集中于一处。除此之外，实践还证明，攻打这样的堡垒，152毫米火炮的口径还是远远不够的。
　　第2次冲击是在我重炮兵使用混凝土破坏弹对堡垒进行了精密的炮火准备之后才开始的。强击群从三个方向接近敌人。炮兵在攻击过程中继续对敌人的射击孔和未被摧毁的发射点进行射击。经过短暂的战斗之后，敌人放下武器投降了。
　　当时有一座强大的永久火力点严重地妨碍着我军前进。瓦西里·普罗斯库林上尉指挥的一组工兵受领了消灭这个火力点的任务。工兵们带着手榴弹和炸药向火力点爬去。一个步兵连进行掩护，他们用反坦克枪和轻机枪向敌人的射孔射击。
　　普罗斯库林和他的部属迅速地接近了火力点，但是火力点内的敌人招来了火炮和迫击炮的炮火支援自己。我们的战士毫不踌躇，他们冒着雨点般的弹片，爬到火力点跟前，并在射孔旁安放了50公斤炸药。爆炸波将敌人震得呆若木鸡。工兵们冲入火力点。经过暂短格斗之后，火力点的守敌被消灭了。
　　我军在战斗过程中对敌人在市内用来进行防御的建筑物，是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攻击的。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大楼的攻击可以认为是最典型的方法。该大楼工事坚固，并由一伙希特勒的亡命徒固守着。进行巷战时，强击群隐蔽地接近秘密警察大楼，出其不意地攻占了该楼的一部分。大楼内的战斗打响了。由于守敌疯狂地抵抗，我多次试图攻占楼房都未获成功。
　　强击队队长命令炸毁楼房。强击群的6个工兵，用他们现有的炸药捆成一个重75公斤的集团装药，把楼房的底层炸毁。爆炸破坏了地下室的顶板和底层的内墙。但是，躲在地下室和上层的敌人，不顾这些破坏，仍继续拚命顽抗。于是决定再次进行爆破。工兵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将175公斤炸药分成两个集团装药运到楼房内，并分别安放在底层不同的房间内，然后进行同时爆破。爆炸摧毁了楼房，并彻底消灭了党卫军的亡命徒。
　　该强击群之所以取得胜利，是由于在步兵与工兵以及其它兵种的分队之间，组织了良好的协同动作。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近卫步兵第83团的一个强击群要在敌人占领的一所楼房的墙壁上打开一条通路。而该楼房的门窗全被盘踞在相邻楼房上的敌人用火力封锁。
　　有工兵参加的强击群，通过地下室潜入了相邻的一栋未被敌人占领的房子。工兵用35公斤炸药在这个房子的没有门窗的一面墙壁上炸开了一条通道，这条通道位于敌人的射界之外。强击群通过刚刚炸开的通道在烟幕掩护下，接近了敌占楼房的没有门窗的一面墙，并用40公斤炸药将墙壁炸开。步兵迅猛地冲入刚炸开的通路，扔出了手榴弹。他们将敌人逐出了这所房子，俘虏了敌军官兵41名。
　　由于采取了这些战斗行动，使敌人的火力协同遭到了破坏，我军得以渗入邻近的楼房，很快就将整个街区的敌人肃清。
　　截止2月5日，各强击群已彻底肃清了市内各居民区的敌人。核心堡、舒林格区东部、赫瓦利谢沃和格洛夫诺仍然处于被围状态。这一天，我将近卫步兵第39师从攻打波兹南的战斗中抽出来，并将其派往奥得河方向去增援第28军，该军正在奥得河左岸为夺取登陆场而战斗。
　　当时得到消应，在我右邻第61集团军那里出现了紧急情况：在施奈德米尔要塞地域内，被围的守敌突然于夜间以全部兵力向我正在执行封锁任务的部队发起攻击。为了击退敌人的这次反扑，我从近卫第8集团抽调了坦克第11旅前往支援右邻；为了防止波兹南方面的守敌也采取类似的突围行动，我们加强了各强击群的夜间行动，并用火炮将敌人的堡垒和三角堡的出口严加封锁起来。
　　2月12日后。我们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波兹南的敌守备部队的防御中心—核心堡上面。我军越接近这个中心，敌人的抵抗就越顽强。有人会说：为什么非要花大力气一味强攻呢？将其封锁起丧，用绝粮的方法去夺取不是更好吗？这是因为；核心堡的旁边是一个铁路枢纽站，这个枢纽站对于方面军所有部队的供给运输是极端重要的。所以，对核心堡的强攻一直继续到核心堡里面的敌人被彻底消灭为止。
　　核心堡内盘踞着以两个城防司令（前城防司令马特恩将军和怙恶不悛的纳粹分子克内尔将军）为首的约1万2千名官兵。
　　这个核心堡建在一个小山上，它控制着整个城市。堡垒和三角堡上面覆盖着3米厚的土层。
　　靠里面的一些堡垒和三角堡，由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隔开，从外面难以接近。从暗炮台可以用侧射火力扫射这条壕沟，而进攻者却看不到射孔。壕沟的两壁用砖砌成，高度5—8米。坦克无法通过这个障碍。为此，我们调来重炮支援坦克。从300米的距离上用这些重炮轰击核心堡。但是，即使203毫米的炮弹击中堡垒的外壁，也无法造成严重的损坏；而炮弹落在堡垒和三角堡的土质覆盖层上，爆炸后也仅留下一个弹坑，就像用铲子挖掘已耕耘过的土地一样。
　　我曾经说过，德国士兵不管怎么样也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我们亲眼看到，纳粹分子是如何镇压那些企图恢复理智的人。有一件事深深地震动了我，因此，我不能不在这里谈谈。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观察炮击核心堡的效果和强击群的战斗行动，我们将自己的观察所向前推进到紧靠战斗地点的市立大剧院的最上层。随我一同前往的有军长舍缅科夫将军和我的副职杜哈诺夫中将。我们看到，壕沟后面的要塞内墙上出现了一大群举着白旗的德军。他们将武器扔到地上，表示要投降。我军弄清了事态之后，停止了射击。就在此时，我们发现站在围墙上的那群德军士兵越来越少，他们纷纷倒下，三三两两地滚到壕沟里。不久，整个围墙上已空无一人。
　　我的推测得到了证实。确实，准备投诚的士兵是被他们的军官击毙的，子弹是从暗炮台射出来的。
　　这件事说明，要塞里的守敌是一些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将要长时间地顽抗到底。我把各部队的指挥员召集到一起，命令他们准备好对核心堡进行最后的攻击。
　　我集团军已经向西挺进的部队此时已在奥得河边展开战斗。我和集团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每周要在波兹南和奥得河之间往返二、三次。
　　我部队进行巷战已有多日。，我们不得不逐个房子地去肃清希特勒匪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伏尔加河战斗中积累的经验对我们大有帮助。
　　我各强击部队和分队楔入波兹南城越深、距离核心堡越近，敌守军的防御就越顽强，战斗也越激烈。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起配属给近卫第8集团军的坦克部队，特别是A·C·伊万诺夫少校指挥的坦克独立第259团。从攻打波兹南开始，坦克兵就与步兵和炮兵密切协同作战，他们勇敢、顽强、机智。坦克兵创造并运用了新战斗方法。例如：在巷战中，坦克双车进攻，即行驶在街道右侧的坦克，对位于街道左侧的目标进行射击；左侧的坦克则向街道右侧的目标射击。
　　当我各步兵分队需要在敌炮火之下进行转移时，坦克停下来排成两列，用车体形成一条直廊，步兵沿该走廊运动。这样，坦克以其装甲和火炮掩护了步兵，使后者能以较小的损失通过敌人的火力网。
　　这样的作战方法，在任何一本条令中都是没有的。它是我军官兵依靠智慧在战斗中直接产生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参谋人员迅速地推广军人的这些智慧成果，使新的斗争方法变为所有分队的财富。为此目的，宣传员进行了宣讲，还出了战斗快报和报纸。
　　据已掌握的情报，核心堡的守敌拥有1个半至2个月的水、食品和药品储备。如果我们对堡垒频繁的攻击，只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因此，我们决定让部队休息一下，给炮兵和航空兵运送弹药，并将炮兵和重型坦克部署在可对射孔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地方。
　　为越过壕沟而需用的云梯、跳板和束柴都已准备就序。炮兵使用国产的大口径炮弹对敌人进行了猛烈的急袭射击。他们成功地在要塞的砖围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我随即下达了命令，要火炮对缺口边缘进行直接瞄准射击，以扩大缺口。很快，这里被打开了一条宽5米的通道。工程兵在这里、在壕沟外侧安放了大威力的应用地雷，以便把壕沟壁炸塌，填平壕沟，使坦克和自行火炮通过它进入核心堡。
　　2月18日开始的总攻，昼夜不停地持续了4昼夜。
　　我们还使用了喷火器。但是，背囊式喷火器未能压制住敌人的发射点。因为喷火手无法爬近沟边，而从20—25米远的距离上喷出的油柱又不能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于是，我们决定使用炸药桶。在步兵火力掩护下，5—6名工兵匍匐前进，将炸药桶推到沟边，点燃了导火管后，使劲向射孔推滚过去。火药桶的爆炸将法西斯的机枪手们都震聋了。乘敌人火力减弱的机会，工兵将云梯放入沟内，架设过沟的跳板。步兵顺着云梯攀爬上要塞的围墙，并在它的南坡挖好了掩体，有些地方在围墙顶上也挖了掩体。
　　2月19日16时，工兵部队受领了任务要在要塞的壕沟上架桥，以便团属炮兵通过。架设有固定桥脚的桥梁的地点，选在被我大威力炮兵打开的沟墙和围墙的缺口对面。
　　随着夜晚的来临，工兵将事先准备好造桥用的材料运到沟边，但不久架桥作业即告中断。因为敌人用长柄火箭弹和机枪不停地向破口射击。我们迅速地采取了新措施。由于我们进行了大威力的爆破，敌人的1号多面堡暂时沉默了。士兵们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在黑夜中架设桥梁。黎明前，一座长12．5米的桥梁将壕沟两岸连接在一起，虽然它没有存在多长时间。半小时后，敌人用长柄火箭弹直接射中了它。这座桥便被摧毁了。但这并没有使我突击部队停止前进。
　　2月21日清晨，这座桥又被重新修好了。在烟幕的掩护下，我军把14门火炮运过桥去，其中一部分火炮立即向敌人工事的射孔进行了直接瞄准射击。
　　中午，开始架设可通过坦克的30吨桥。这座桥建在供炮兵使用的大桥旁边，是木垛桥墩桥。
　　我认为，只有将坦克投入核心堡，才能迅速消灭被合围的敌军集团。因此，我催促尽快架桥，这项任务交给了工程兵第261营。营长亲自进行了侦察，并决定对土围墙和要塞壕沟墙进行爆破，以造成一条坦克可以进入的斜坡通路。半夜，响起了剧烈而巨大的爆破声。壕沟外墙和土围墙被彻底摧毁。为了减小斜坡的坡度，又补充进行了3次爆破。2月22日夜3时，坦克第259团、重型坦克第34团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突入了核心堡。只是到这个时候，希特勒匪徒才成群地、从20人到200人不等，开始向我投降。
　　在所有地段上，都在进行激战。核心堡西面三角堡被我步兵第27师的近卫军人与坦克第259团和第34团的坦克兵封锁。副师长M·A·杜卡将军命令三角堡的守敌投降。法西斯军官拒绝了，敌人继续抵抗。杜卡将军过去曾任白俄罗斯某游击兵团的副司令员，他采用了当年游击队惯用的方法来对付敌人。他们将装满重油的大桶燃烧着后顺着斜坡滚向三角堡内的主要入口。灼热的、令人窒息的浓烟将法西斯匪徒从他们的巢穴中呛了出来，他们爬出三角堡，高举着双手投降。
　　要塞及其守敌存在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投降的敌军告诉我们，在要塞的地下工事内，已挤满了伤员。水管被炸坏，士兵们正在遭受口渴之苦。我不想让他们白白地流血，因此，再次通过无线电敦促被围的敌人投降。但是，敌人此时仍不接受我们的呼吁。他们毫无理智地集中了最后的兵力，投入枉然的反冲击。
　　这是红军建军节的前一天。虽然正在进行艰苦的战斗，但大家的心里都充满节前的欢乐。由于预感到胜利已为期不远，这种心情就变得更加强烈。2月22夜，在市立大剧院的一个房间里，各军军长和师长正在举行会议。
　　这时，近卫步兵第74师师长巴卡诺夫将军被叫去接电话。他回来后报告说，电话是从核心堡中央大门打来的。敌军的谈判特使到了那里。巴卡诺夫请求允许他回去接待他们。不久他报告说，要塞的守备部队准备投降，前要塞司令马特恩将军就在他的身旁。一刻钟过后，马特恩少将像火车头喷气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几乎是使尽全力才勉强地进我们正在开会的房间。这是一个体重130多公斤的大胖子。他喘了一口气，然后将要塞司令克内尔将军写的一张纸条交给我。克内尔请求苏字军当局对伤员给予帮助。
　　“克内尔本人在哪里？”
　　“自杀了！”
　　当我问马特恩将军自己有何感想时，他耸了耸肩说：“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是纳粹党员，既然知道进行抵抗已无希望，那么，就不想白白流血。希特勒完蛋了！”
　　马特恩说，在波兹南的6万德军官兵当中，尚有战斗力的仅有1万2千人左右。他们现在准备无条件投降。
　　1945年2月23日，在苏联红军建军28周年的光荣节日里，我国首都用224门大炮齐鸣20响，以示庆贺我军在波兹南所取得的胜利。
　　波兹南的浴血奋战持续了整整30个昼夜。这场战斗是残酷的，它使士兵们疲惫不堪。看来，参战的战士们不能不因此而丧失诸如对敌人也讲点同情怜悯的这种人类的本性。然而。苏联军人的人道主义者的高尚形像，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有一次，我有机会读到西德的一个叫托尔瓦尔德的历史学家写的一本书，书名是：《这发生在维斯瓦河》。作者在书中说到苏联解放波兹南的战斗情景时，竟硬说什么苏军战士占领了德军医院后，虐待了被俘的伤员，苏军医生还拒绝给他们治疗。
　　就这个问题，我访问了当时积极参加了这些事件的人、现波兹南市荣誉公民、历史学博士、教授M·A·谢里亚加上校。他是这样答复我的：
　　“确实，在近卫步兵第27师的进攻地带内，在一幢楼房的地下室里，有一所德军医院。根据师长的命令，我参加了一个接收医院的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医院全是收容受伤的德军战俘。作为这些事件的参加者。我要坚决地驳斥西德历史学家的无耻诽谤。德军医生移交给我们的数百名伤员，他们挤在又潮湿子阴暗的地下室内，处在没有食品和饮水的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而我们却尽了一切努力，以便在当时的战斗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他们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