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明-第3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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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林纯鸿当然不会随着周延儒的指挥棒跳舞，对叛乱一事冷淡处理，一切按照自己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完善荆州内部架构。
周延儒一再撩拨荆州团体，荆州居然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让朱由检的信心越来越足，随之，朱由检对周延儒更加信任。
不过，信任是信任，周延儒前后折腾一通，将朝廷的收入减少了八百万，这是朱由检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见的。
朱由检一再询问周延儒有何方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周延儒嗫嗫嚅嚅说不出所以然，只能建议朱由检询问陈奇瑜。
陈奇瑜一时间哪有什么好办法，再加上他对周延儒看不顺眼，当然把责任都推到周延儒身上。
周延儒深恨陈奇瑜，却又无可奈何。陈奇瑜理财数年，功劳显而易见，朱由检对他的信任非周延儒所能动摇。
同时，周延儒又非常紧张，毕竟，如果他想不出办法弥补八百万的缺，这个首辅位置怎么看都有点不稳。
周延儒与吴昌时、董廷献议来议去，觉得可以拿宣府、天津、登州等地的工坊主及商贾征收重税，补朝廷所用。
甚至，周延儒觉得，根本不需征收重税，只需在宣府、天津、登州仿照林纯鸿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就足够了。
周延儒、吴昌时和董廷献挑选三地，无疑费了一番思量。
当初，黄渤考虑到宣府、北京及天津优越的地理位置，繆力在三地发展毛纺织业。黄渤的心血没有白费，宣府迅速成了仅次于东胜的羊毛集散地，而北京、天津的毛纺织业仅次于西安，毛纺织品不仅畅销华北大地，甚至远渡重洋至印度、东非及欧洲。
江南、荆州、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资金实力雄厚，借着黄渤的东风，迅速掌控了华北范围内的毛纺织业，每年向朝廷缴纳不菲的税收。
与此同时，林纯鸿在旅顺开放了与满清的贸易往来，作为离旅顺最近的海港城市，登封近水楼台先得月，理所当然地成了山东的货物集散地。
也就是说，宣府、天津、登封等地有油水，那里又都是一些拥护林纯鸿的商贾，周延儒不搜刮他们，难道还劝解大官僚、大土豪纳粮？
周延儒还算谨慎，亲自试探了陈奇瑜的态度。当陈奇瑜听闻周延儒欲在天津、宣府、登封三地试点以营业税、增值税代替以往的商税征收办法后，一眼看穿了周延儒的企图。
不过，出于公心，陈奇瑜坚决反对周延儒鲁莽从事。他苦苦劝阻周延儒：“征收营业税、增值税需要专业的财税人员，还需要一整套的类似荆州的财政制度，方才能顺利从事。现在朝廷没有任何基础，贸然推行，势必将三地搅得一塌糊涂。到头来，收上来的商税恐怕还不如现在的卡税和门税。”
周延儒觉得陈奇瑜是杨嗣昌的人，对陈奇瑜的劝阻混不当回事。
他又派幕僚试探了在三地有着直接经济利益的一帮官僚和乡绅，让周延儒吃惊的是，这帮官僚和乡绅也坚决反对。
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若论实质，就是他们通过卡税和门税获取了极大的好处。
周延儒这才认真思考改变商税征收方式的可行性，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
不过，周延儒从三地搜刮油水的既定政策，永远不会变。
周延儒指示董廷献上奏章，说宣府、天津、登州三地的商贾则穷奢极欲，时值朝廷财计艰难之际，理应让这帮商人为朝廷贡献更多的税收。
董廷献建议，在三地增设门卡，提高商税税率。
周延儒立即票拟，送至通政司，连与朝臣商议的意思都没有。
朱由检见到奏章后，对董廷献描述的商贾奢华生活，越看越生气，拿出红笔，狠狠地画了一笔，批红完成，只要给事中不封驳，就会马上生效。
增设门卡，提高税率，无疑提高了众多官僚、乡绅上下其手的机会，此奏章除了陈奇瑜反对了几句外，几乎没有听到反对声音。
来往于三地的商贾，就这样被朝廷当做了砧板上的肉，试图狠狠地切下了一大块。
第六百八十八章天津事变
商贾是不是砧板上的肉，这点有待商榷。至少，对商贾自身而言，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砧板上的肉。
这些年，林纯鸿对商贾颇多遮护，慢慢将他们惯出了坏脾气，在海外，在大明境内，稍有不如意，就上告至监察府，请青天大老爷做主。
商贾资金丰富，由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商贾的案子多以他们胜利而结案。因此，一般的乡绅及底层官僚，还真不敢惹大商贾。
不过，这个坏脾气也非常有限。比如，前些年林纯鸿一声令下加税，商贾们虽颇多怨言，却也不得不乖乖纳税，脾气好得很。
至于登州、天津、宣府三地，情况则与荆州控制区有点不一样。
这三个地方，确实是赚钱的好地方，商人们犹如鲨鱼嗅到血腥味一般，纷纷聚拢在这些地方，纵横捭阖，赚取丰厚利润。
严格说来，这三地的投资环境差得很。治安很差，敲诈勒索的人很多，关卡门税多得不得了。商人们早就对三地的治理不满，一直呼吁三地官府借鉴荆州治理地方的经验，来一次彻底的改制。
当他们听闻朝廷欲在三地增加关卡门税时，一下子炸了窝，纷纷聚拢在卫衙、府衙门口请愿，反对加税。
关卡门税一事，是通了天的大事，天津、宣府、登州的地方官哪里敢有丝毫怠慢？
尤其是登州，十多年以前就闹过兵变，地方官更是紧张异常，立即采取霹雳措施，将商人们驱赶一空，而且还大索全城，到处捉拿领头之人。
商人们一下子炸了窝。
他们在林纯鸿控制范围内，规规矩矩，不敢乱来，在登州这个地方，可受不得半分委屈。
鉴于北方匪盗一直比较多，一些大的商贾都有全副武装的护卫队。更为致命的是，登州的海商比较多，这帮海商船上的水手都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惟恐天下不乱。
更为致命的是，即便是商船，船上亦有火炮和炮手。
地方官强力镇？
？？，引起了商人们剧烈反弹，他们率领护卫队、水手，聚集在登州城外，试图胁迫登州府取消乱命。
这帮家伙，受不得委屈仅仅只是原因之一，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们心中认为，林纯鸿这段日子与朝廷斗得难分难解，一旦他们把事情闹大，林纯鸿必定为他们撑腰。
恐怕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原因！
不过，他们显然低估了朝廷的实力。自平定孔有德之乱后，朝廷就在登州附近驻扎重兵，并且以陈洪范为登莱总兵，震慑山东，威慑辽东。
陈洪范是个杀伐果断的主，接到登州府的求救信后，当机立断，派遣重兵围剿商人们的乌合之众。
这一下，登州见了血，乌合之众们蜂拥退至海边，逃上了海舟。
一帮海商愤恨不已，一方面紧急向旅顺的周林佬求救，另一方面，他们率着商船炮轰登州水城。
登州水城非常坚固，而且城上有炮，非商船所能撼动。
商人们聚在海上商议一番，一致认为这口气不能忍。他们考虑到登州防卫森严，不可轻辱，不如至天津寻地方官的晦气。
登州至天津，走水路比走陆路快得多，当商人们乘船抵达天津时，天津尚不知登州出了变故。
天津并不比登州好到哪里去，也是四处冒火星。商人们抵达天津后，稍稍撩拨之下，天津便群情激奋，火星变成了冲天大火。
天津卫衙猝不及防，轻易被商人们攻占了全城，一众地方官全部成了俘虏。
占据全城后，一些大的商贾痛定思痛，从护卫队、水手中抽出从荆州军中退役的士兵、军官，令其整编军队，固守卫城待援。
周林佬接到商人的求救信后，立即率领舰队抵达登州。抵达登州后，方才知晓商人们跑到了天津。周林佬又调转船头，往天津急赶。
到了天津后，周林佬见商人们已经将事情闹大，急报逥报郑福林及林纯鸿。他则率领舰队游弋在天津港口外围，等待郑福林的命令。
周林佬整日介看着朝廷心烦，巴不得将事情闹大，北方舰队游弋在天津外围，当然有为商人们打气之意。
天津民变！
朝廷接报后，自朱由检以下，几乎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大明朝廷，可不就是被民变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现在朝廷本就处境艰难，若在北京周边闹出民变，朝廷该如何是好？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周延儒的加税政策引起了商人们的反弹，最终发展至民变。
周延儒岂能认这个责任？他拼命为自己辩护，宣称商贾作乱是林纯鸿的阴谋，没有林纯鸿撑腰，给这帮商贾一百个胆子都不敢造反。他还拿出周林佬舰队抵达登州、天津外海作为证据，力图让所有人相信林纯鸿主导了这一切。
杨一仁、包哲东则拼命反驳周延儒，拿出更多的证据证明周延儒的错误政策导致了民变。
诸如陈奇瑜这样的清醒者，估摸着林纯鸿十有**对此事不知情。他们知道，林纯鸿正忙于控制范围内的地方官制改革，基本上没有可能在山东、北直隶滋事。
而且，陈奇瑜认为，即便林纯鸿主导了此事，朝廷也绝不能摆开了说，这样会让朝廷与林纯鸿彻底撕破脸皮，朝廷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
陈奇瑜对周延儒不识大体，非常愤怒，却又无可奈何，正琢磨着如何向朱由检点明其中的要害时，哪想到朱由检直接为此事定了性：“林纯鸿远在荆州，不可能插手此事，此话不得再提。至于天津之乱民，罔顾国法，必须尽快平定！”
陈奇瑜暗自松了一口气，心道：皇上还是识得其中的厉害的。
不过，陈奇瑜又对朱由检非常失望，周延儒如此混账胡闹，根本不适合呆在首辅的位置上，而朱由检居然一句重话都没说！
陈奇瑜突然感到一丝心灰意懒：这样的朝廷，呆着还有什么意义？不如归去。
当议到如何平定天津叛乱时，绝大部分朝臣都没把天津放在眼里：充其量就是一帮商人而已，趁卫衙不注意，取了巧而已，只要朝廷军队一到，天津的反贼会如鸟兽散。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朱由检令京营一部即刻向天津进兵，扑灭叛乱。
不过，令朱由检愤怒的是，京营尚未看见天津的城墙，就被主动出击的护卫们冲得一塌糊涂，狼狈逃回了京师。
满朝皆惊，甚至有人担心，一旦商人们蛊惑天津城内的数万毛纺工人加入叛乱队伍，恐怕京师都有点危险！
周延儒考虑到蓟辽军团在前期成功造成了朝廷与荆州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天津民变，局势日趋紧张，蓟辽军团呆在凤阳已无任何意义。于是，他奏请立即从凤阳调回蓟辽军团，镇压天津叛乱。
朱由检准奏。
郑福林接到周林佬的汇报后，一时如丈二和尚般摸不着头脑。让郑福林率兵临阵决机，他不输于任何人，但一旦涉及政略，就非他所能掌控。
郑福林想来想去，令周林佬继续游弋在天津外围，静观其变，待荆州派人来处理。
待到林纯鸿知晓天津事变时，京营已经战败。
林纯鸿非常担心朱由检、周延儒看不清局势，直接将此事定性为他的阴谋。
这段时间，整个荆州出于地方官制改革的关键时期，事情多得一塌糊涂，很多条条框框还未理顺，一旦与朝廷摊牌，荆州付出的代价将非常大。
而且，林纯鸿还担心，与朝廷兵戎相见后，蠢蠢欲动的皇太极必然不甘寂寞，十有**会出兵捣乱。
不过，不管朝廷如何定性，荆州一旦公然插手其中，最终都是被动的局面。
林纯鸿给解决此事设定了几个原则：造反的商人必须遮护下来；天津率先在北方进行改制；不得给满清鞑子可乘之机。
林纯鸿不介意逼迫朝廷拿出一些实质的好处给商人。毕竟，这帮商人自持有他在背后撑腰，不惧闹事，若事到临头，他没有撑腰，这帮商人该有多伤心？
于情于理，林纯鸿都必须支持闹事的商人。支持商人是略，至于公开还是秘密，则属于术。
术低于略，这是常识。
有了原则，方略呼之欲出。林纯鸿见王大俊正好在荆州，遂委托王大俊至天津解决此事。
另外，林纯鸿密令郑福林，从金吾军团中秘密派遣部分军官至天津城，协助守城，又令周林佬秘密运送部分武器至天津。
林纯鸿突然发现，在京师周边，他居然没有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杨一仁、包哲东虽然在京师，但他们身份特别，无法居中谋划、指挥。
这些弱点，致使天津事变这么多天后，荆州才做出反应，这显然不太适应形势的变化。
要说，林纯鸿还是挺中意王大俊，只是不知道王大俊是否愿意，而且王大俊年纪也太大了。
他想来想去，觉得先让王大俊试水一把比较妥当。只要王大俊自己愿意，年纪大点无所谓，反正彻底解决中央政府也就在这几年了。
紧接着，林纯鸿收到了京营战败、蓟辽军团已经启程北上的消息。他见事情的进展与他推断的差不多，遂对此事不再留意，将全部精力投入至地方官制改革中。
第六百八十九章聚焦天津
地方官制改革的焦点在于分离司法权和监察权及推举产生各级光禄院。
分离司法权和监察权好办，毕竟各级监察架构的架子在，由一个部门分拆为两个部门而已。分成两个部门后，再制定律法，将两个机构的职权及运作方式稳固下来即可。至于两个部门有些磕磕碰碰，或者藕断丝连，目前完全不必在意，可以在今后慢慢调整。
推举产生各级光禄院就显得非常混乱，异常火爆，耗费了林纯鸿大部分精力。
按照光禄院相关律法，县级光禄院的构成有三部分：县衙指定、有功名的士子及商贾，这三部分各占三分之一的名额，被称为光禄士。
然而，由光禄士升为光禄佐郎时，并无三分之一的限制，各路人马凭自己本事及崇高声望，竞争光禄佐郎名额。
一般而言，县衙指定的人选中包括军烈属、专业人士、能真正为本县建设出谋划策的才智之士等等，这些人一般依附在县衙身上，本身在民间声望并不高。
可以预见，这些人在竞争光禄佐郎时劣势非常明显。
反观商贾团体，他们通过协会等组织联合在一起，首先在内部推举出竞争人选，避免自相残杀。再加上他们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近期投入大笔资金用于民生，得到百姓的一致称赞。
这是他们的优势，不过，商贾一直为人所轻视，劣势也显而易见。
相比较商贾团体，由于百姓根深蒂固地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功名之士的声望相当高。
但是，功名之士存在着文人相轻的坏毛笔，彼此之间不服气，团结性远不及商贾团体，连内部先推举出竞争人选都做不到。
如黄宗羲、顾炎武、堵胤锡等有识之士，有心通过光禄院限制住时时脱缰的荆州团体，他们对光禄院寄托了极高的期望。他们眼见得功名之士清高、内斗，很有可能在光禄佐郎、光禄郎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心里大急。
他们聚在一起商议一番，决定通过遍布全国的门生故旧，说服光禄士们放弃彼此之间的成见，把矛头一致对准新贵及商贾。
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工作卓有成效，功名之士渐渐挽回了颓势，开始攻城略地。
……
经过一系列争斗，期间出现了无数的利益交换，出现了无数的违反律法的行为，光禄大夫最终产生，最高级光禄院在扬州成立。
由于光禄院是大明朝廷认可的机构，一帮退休高官对参加光禄院倒没什么忌讳，他们凭借崇高的声望和资历，最终轻易成为光禄大夫。
全国上下，光禄大夫共有五百六十二名，其中功名之士占了两百九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