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房的历史-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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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学界对人体的描绘常是基于微薄的证据（有时甚至毫无根据），比如从希波克拉底以降，医界深信乳汁是经血的转化。历史学者拉阔（Thomas Laqueur）认为这种“奶与血的诗意连结”，源自古代医学走的是认识论的路子，仰赖临床经验与民间知识，而非真正的观察。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制图者，甚至还画出连结子宫与乳房的血管，达文西一幅著名的画作便是如此。
一直要到维塞留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解剖学才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维塞留斯曾在派朱尔担任外科教授，解剖过不少尸体，对人体的构造功能有新的认识。即便如此，他在1543年发表具突破性的解剖学论文，针对女体的解说依然受到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的影响，比如他相信形成胚胎的物质是“男性精液’与“女性经血”，母乳是经血流至乳房，神奇转化而成。维塞留斯对乳房的兴趣集中于它对新生儿的用途：
当胎儿诞生人问，无须教导，便会自乳房吸吮所需养分。乳房生于胸口，配备有乳头，附有管状构造，经由内部力童，将血管输送的血液转化成乳汁。
文艺复兴时期，不少医师留下有关哺乳的文献，多数是以拉丁文写作，不适合一般人阅读。只在医界流传。就算医师以母语写作，读者也多是其他专业人士，因为当时识字的男人不多，女人更少。
产婆与奶妈连成女性医疗者网路
16世纪最著名的法国医师帕赫（Ambroise Pare，1510…1590）写过许多有关哺乳的著作。他受希腊/罗马前辈医师影响，特别侧重奶妈，在一篇名为《有关奶妈的乳房与胸部》的论述里，提及“奶妈应当有宽阔的胸部、丰满的乳房，但是不能无力松垂，而是软硬适中。”帕赫认为，“软硬适中”的乳房才能制造最好的乳汁，婴儿也可轻松吸吮；过于坚硬的乳房，乳汁势必过于浓稠，婴儿也会因吸吮困难，感到愤怒，不愿吃奶。”帕赫认为过硬的乳房还有另一个缺点——会让婴儿变成朝天鼻。
帕赫的论点充满可疑的假设，比如黑分奶妈胜过淡发女子，红发奶妈千万不能聘用；如果奶妈生的上一胎是男孩，最好不过，她的血液“废物较少”、乳汁较佳，因为“男婴比女婴好，他在腹中会以天然的热力温暖母亲。”即便帕赫有关黑发奶妈、男婴优等的论述荒诞不经，针对哺乳，他还是提出一些合理、实用的建议。
帕赫认为，生产会让妇女精疲力竭，人们除了关切婴儿的福祉外，也应关心母亲的健康。对于放弃哺乳的母亲，帕赫写了一篇长文指导她们如何退奶，包括按摩、敷膏药、擦拭乳液、使用吸乳器，甚至让大人或小狗吸吮她的乳汁！如果找不到协助，也可以使用玻璃吸乳器，一头置于乳房，另一头套进嘴里，自行用嘴将乳汁吸出。
帕赫就和当时的医师、道德家一样，认为母乳比奶妈的乳汁优异，更有益婴儿的健康。16世纪下半叶，人们发现奶妈哺乳的孩子夭折率很高，原因之一可能是奶妈经年累月的哺乳，早就没有“初乳”，无法给予婴儿所需的抗体；相较之下穷人家的孩子出生后吸吮母亲的乳汁，夭折率较低。最早发现此一现象的是威尔斯的医师琼斯（John Jones），他在1579年写道：“贫穷母亲的小孩较为强壮。“当时，就算上流人家的母亲愿意喂食母乳，产后几天，她也不可能哺乳，因为医界相信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稀薄的初乳对婴儿有害。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师就产科医学建立了崭新的论述与文献，但是孕妇的照顾、生产、哺育照护还是由产婆负责。多数地方，产婆是师徒相传，缺乏正规教育与官方监督，到了16世纪末，巴黎地区的接生婆便由民间、医疗与宗教单位监督。1601年，巴黎地区的产婆官方名录上列有60人，根据资历深浅排列，领衔的是布卓儿夫人（Louyse Bourgeoyse）。
布卓儿夫人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她曾接生过法王路易十三，以及亨利四世与玛丽皇后的五个孩子，1609年，她出版了法国史上第一本由产婆写作的产科书籍。布卓儿的多数论点和帕赫相似（她的先生也是外科医师，拜在帕赫门下），但是她针对妇女照护，注入了个人观点与经验，强调食疗胜过医疗。
她在书中列出不少退奶秘方，其中一帖是以蜜蜡、蜂蜜、一盎司的玫瑰油、一盎司的鲜奶油，加上鼠尾草与山萝卜的汁调成膏药，涂在细麻布上，然后用醋汁与玫瑰油细细按摩乳房，盖上热的亚麻布，上面敷以细麻布上的膏药，连续敷8天。哺乳中的母亲不管是因为恐惧、愤怒、生病、饮食失调或忧郁导致乳汁千涸，若希望恢复奶水者，布卓儿夫人建议以茴香、菊苣、酸模与莴苣炖汤，早晚食用。乳房肿痛与长瘤者，她建议：“取半磅猪油融化，加人少量新蜡、两盎司松脂，制成膏药，切开脓肿后，迅速涂抹于【其】上。”
布卓儿夫人的写作平易近人、疗方家常，在产婆、母亲与奶妈间广受欢迎，因为她们无法阅读艰涩的医学文献。
至于选择奶妈的标准，布卓儿夫人也不像男性作者那么道德挂帅。她指出，当时不仅贵族使用奶妈，中产阶级聘用奶妈的情形也日益普遍。布卓儿夫人认为选择奶妈，最好遵守一些传统准则，比如注意奶妈的牙齿好坏、头发颜色、病史，特别要注意她的个性（水性杨花者不宜），因为孩子在母亲腹中只待9个月，却在奶妈怀中至少躺两年。布卓儿夫人观察到不少孩子与奶妈十分亲密，更胜过与生母的感情。17世纪时，奶妈与产婆已经变成更上轨道的行业，让女人有机会清白赚钱，甚至攀上高位。产婆与奶妈连成一个女性医疗者网络，构成对男性医师的强力挑战。
直到19世纪人们依然深信癌症会传染
不管当时的女性疗者或正牌医师都奉行体液论，认为疾病源自体液失衡，遵照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疗法，以催吐剂、放血或特定食物物来恢复体液的平衡。当时医界普遍相信乳癌是体液过稠引起，肿瘤恶性程度要视体液浓稠度而定。他们认为乳房肿瘤除非严重溃烂，否则不应开刀切除，应该以食疗恢复体液平衡，再配合局部敷药。
当时最有名的德国医师费比（Wilhelm Fabry，1560…1634）认为，乳癌起因于乳汁凝结，在乳房内结成硬块。费比以善于切除乳房肿瘤闻名，包括腋下肿瘤，他曾记录下自己的手术：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病患罹病五年了，肿瘤硬块已经蔓延到腋下，才找我为她开刀。我在她的右乳上发现肿瘤，比一个拳头还大，又硬又白、又在掖窝下发现三个肿瘤，每个都大如鸡蛋。我先对病患施以适当的食物、饮水、通便、放血净身后，为她施行手术，取掉那些硬决肿瘤，病志便痊愈了。”
假设费比所言不虚，病患真的在术后痊愈，很可能是因为他遵守了癌症手术的准则，除了切掉肿瘤，还将邻近的完好组织也一并切除。他知道只要还有一点点残余，“癌症就会再度复发，病况比手术前更糟。”
另一著名德国外科医师休兹提特斯（Joharines Schultetus，1595…1645）在他身后才发表的《外科医师的战备》（Armamentarium Chirurgicum，1653）中说明乳房切除步骤，并配以插图。这本书被翻译成德文、法文、英文等多种语言，其他外科教科书也引用它的插图，对医界的影响达数百年。
1628年，哈维（William Harvey）发现了血液循环与淋巴系统，哥本哈根医师巴多林（Thomas Bartholin，1655…1738）为其命名为“淋巴管”（vasa lymphatica），自此，医疗科学迈入过渡阶段，逐渐放弃传统的体液病理学，到了19世纪，终于全面接受了细胞病理学。不过在这200年间，江湖术士、迷信、缺乏根据的偏见还是与正统医师、科学、实验观察并存，直至今日，情形依旧没变，只是不再那么嚣张而已。
当时某些医师相信癌症会传染，尤其是肿瘤已经溃烂者，阿姆斯特丹的解剖学家兼医师屠耳丕司（Nikolaas Tulpius， 1593…1674）便曾提及，某名病患罹患“开放性乳癌”，传染给她的丈夫。屠耳丕司广为后世所知，因为林布兰的《解剖课》画作便是以他为主角。直到19世纪，人们依然深信癌症会传染，即便今日，癌症病患的亲友仍常有这种缺乏科学根据的恐惧。
当时，开刀切除肿瘤被当成癌症的最后治疗手段。1663年，法王路易十四的母亲安尼皇太后发现左乳有一个小瘤，御医用放血、催吐、灌肠、贴压、糊贴膏药各种手段治疗，全部无效；肿瘤恶化溃烂后，又改用莨菪与羔羊烧灰敷贴。大群法国与外国医师、民间疗者、江湖术士进宫为安妮皇太后治病，开出各式不可思议的疗法。看到这种情形，巴黎医学院卸任院长帕丁（Gui Patin）不禁叹气：“癌症不仅现在无药可医，也永远无法治疗，但世人却都甘愿受骗。”（1665年5月22日）。
1665年8月，安妮皇太后日趋虚弱，两度宣布病危。这时她找来洛林地区的一位医师，他的偏方是用含砒素的药膏将感染的组织烧成坏疽，然后切除。从1665年8月到次年一月，安妮皇太后连续接受好几次手术，病情未有起色。终于，宫廷请来奥思卓地区的名医费伊（Arnoldus Fey）为安妮皇太后开刀。因为安妮皇太后已经病人膏盲，费伊要求立下一份证明文件，注明他不为手术结果负责。安妮皇太后接受了痛苦的手术，旋即在当年一月过世，享年仅65岁。
法国首例成功的乳癌切除手术是由赫维提斯（Adrian Helvetius， 1661…1741）完成，他是荷兰外科医师，在巴黎开业。赫维提斯在1697年发表的《试论有关癌症的本质与疗法》（Letter on the Nature and Cure of Cancer），以此名成功的病例为本，阐述了现今所谓的肿瘤摘除术（lumpectomy）。
赫维提斯的病患名叫波庞蒂（Marguerite Perpointe），生于距离伦敦25里格（译注：里格为长度单位，1里格约4。83公里）处的一个村镇。她在1690年4月发现自己罹患乳癌，感到右乳疼痛，并摸到一个胡桃般大小的硬肿块。她渡海前往巴黎向赫维提斯求助，说她的乳房曾在几个月前不小心撞到门上的钥匙。赫维提斯认为她应该开刀切除肿瘤，介绍她去找两位外科医师，并表示愿意指导手术。波庞蒂因为过于畏惧开刀，改用膏药、粥剂等其他方法治疗，全都无效。6个月后，肿瘤长到拳头般大小，疼痛更加剧烈。
波庞蒂担心肿瘤会爆开，回去找赫维提斯，赫维提斯检查过后，认为“还来得及为病人摘除肿瘤”。那次手术阵容非常庞大，执刀的两位外科医师由赫维提斯亲自挑选，当着20位知名人士面前举行，这些人包括医师、名流与科学家，全都“因为好奇，希望目睹法国从未做过的手术”。观者预期看到“残忍的场面，漫长痛苦的手术，凄厉的悲嚎、血液喷飞、病人濒临死亡”；结果正好相反，手术过程“毫无痛苦、听不到哭声，病人并不衰弱。仅仅流了不到两盘的血，手术进行轻松、快速、有效率。”
手术后，现场人士检查医师摘除的肿块，发现它硬得有如“牛角”。大家一致同意赫维提斯的看法：“肿瘤摘除才是惟一的疗法。”数年后，赫维提斯骄傲地宣布：“手术后，病人完全恢复，痛苦完全消除，疤痕痊愈，她又回复罹患癌症之前的健康状态。”
赫维提斯的贡献在区分了“乳房切除”与“肿瘤摘除”。当癌症扩散整个乳房，就必须实施乳房切除。如果只局限在“腺体”，便可使用肿瘤摘除术清除患部，毋需切除整个乳房。赫维提斯保证：“两项手术都很简单。”并自豪发明了“赫氏钳”（1atenette Helvetlus），在外科医师以剃刀、手术刀切开乳房后，可用它夹出肿瘤。
这场手术显然充满了表演性质，因为现场观众都经过赫维提斯的精心挑选，他特别指出珀皮南地区的主教也亲临现场做“见证”，神奇的手术完成后，在场人士都为两位外科医师大声喝彩。
为了证明此项手术的安全，赫维提斯特别提及外科医师拉德汉（Le Dran）也曾在法国做过两次乳癌手术，荷兰也做过无数次乳房切除术。赫维斯提曾在别的文献里吹嘘，他的父亲在海牙做过至少2000次乳房肿瘤摘除手术，但是在这篇《试论有关癌症的本质与疗法》里，他将光芒全部加诸自己，宜称自己是医疗史新页的领导者。当时典型的医学文献写作都忽略病人的主观感受，从今日的角度来看，我们对文献中提及的三位勇敢女人——波庞蒂、库赛里小姐与“裁缝师妻子波提儿”，倒是很想多知道一点。
既无挣扎、也无反抗，甚至没有抱怨
虽然古代医师便曾记载过乳房切除术，但当时多数手术是由“开刀者”（即现今的外科医师）进行。古时，所谓的外科医师（surgeon）是只懂得动刀的人，被其他医师鄙视。外科医师也有阶级差异，最低的一极是“剃头匠开刀者”（barber Surgeon）。
德国医师史托赫（Johann Storch）在他的皇皇巨著《女性疾病》（Diseases of Women）中，便曾提到“剃头匠开刀者”，与医师的关系。1737年3月，一位村妇前来史托赫的诊所，请他检查她的左乳，并请教他如何处理乳房里“小鸡蛋般”的硬块。史托赫建议她下次经期结束后，来诊所把肿瘤切除。这个村妇再度光临诊所时，带了一位村里的剃头师傅，请史托赫传授他切除肿瘤的方法，之后，这位村妇便在自家中由剃头匠帮她切除肿瘤，节省了不少医药费。显然，史托赫是个咨询权威，但是辛苦的手术还是由知识较差、收费较低廉的剃头匠为之。
这位村妇至少还愿意就诊，史托赫的其他女病人可就未必了。他曾提及一位满脸羞红、20岁的少女“颇经挣扎”，才让他检查疼痛的左乳；另外一位宫廷贵妇脱衣露胸检查时，满脸“窘迫羞愧”，她的乳房已经疼痛三年了。诚如医学史作者杜丹（Barbara Duden）所言，这些女人之所以感到羞愧，是因为触犯了“勿视、勿触”的禁忌。传统上，不管是在医师的诊疗室或病患的卧房里，女患者都必须衣着整齐，不能让医师触诊，只能口头说明病征。
多数乳癌病患总是拖到没办法才找医师，这时病情通常已经进入末期，手术后也活不久。就算及早就医，乳癌病人也未必能够存活，因为当时的手术缺乏消毒，病患往往死于手术感染或败血症，英国女作家艾丝戴尔（Mary Astell）便是一个例子。1731年，63岁的艾丝戴尔发现乳房有肿瘤，她一直等到肿瘤变大、溃烂，才去找著名的苏格兰医师约翰生（Dr。 Johnson），请求他私下为她动手术。根据记载，艾丝戴尔“既无挣扎、也无反抗，甚至没有抱怨磋叹”，便接受了乳房切除术。但是她的勇敢无助于病情，癌症未因手术得到控制，两个月内仍是急速恶化，艾丝戴尔随即死亡。
17、18世纪时，医界仍信奉盖伦的理论，认为乳癌起因于体液的腐败或凝结，因此多以食疗调整体内平衡，包括让病人饮用矿泉水、牛奶，或者鸡肉、青蛙、蟾蜍熬成的汤，甚至使用通便剂或者断食疗法。放血被认为可以除掉多余的体液，恢复体内平衡。外敷治疗则多用湿布与膏药，或者龙葵属、莨菪、车前草等有毒植物的汁液，以及使用砒素、铅与水银制成的敷剂。甚至以烂苹果、尿液按摩贴压胸部，或者生宰鸽子作法治疗。
越来越多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