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房的历史-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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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部分科学界人士却力表反对，认为政治压力扰乱了医疗研究预算分配，可能会影响癌症疗法的研究进展，因为资源如果移转到乳癌研究，癌症基础研究的预算便会缩小，而基础研究比较可能找到治疗所有癌症的疗方。乳癌防治运动者则反驳说，直到最近之前，女性医疗研究的资源始终不如男性，过去的医学研究多数侧重男性的疾病，即便女人罹患与男人同样的疾病（比如心脏病、肺癌），往往也不被列为研究对象。乳癌是女性特有疾病，需要医界的注意与足够的资源来抑止它的成长。
乳癌议题跨越政治光谱，将共和党、民主党、女性主义者、非女性主义者、同性恋者、异性恋者、穷人与富人连结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活跃的女性主义团体“长岛乳癌行动联盟”、保守的“达拉斯库曼乳癌基金会”，以及女同志成立的“柏克莱女性癌症研究中心”共同携手，后者更利用每年在旧金山盛大举行的同志游行呼吁大众注意乳癌。1994年游行，乳癌存活者莱特（Raven Light）裸露出切除过的乳房。莱特也曾在其他示威场合裸略胸部诉求，包括1995年示威抗议旧金山湾景一杭特斯区（Bayview一Hunters）成立电厂，这个区域高度工业化，乳癌罹患率远高过美国其他城市。
从加州到纽约，乳庙防治成为全国性运动，乳癌病患与非病患互相倚赖、汲取力最，共同向恶疾宣战，惟有早年的废奴运动与禁酒运动者的怒火差堪比拟，伊凡丝（Laura Evans）便是一例。1989年，伊凡丝被诊断出罹患乳癌，接着接受密集治疗，1995年，她率领17名乳癌存活者赴西半球最高峰阿空加瓜（Mount Aconcagua）攻顶成功。此项“激励远征”（Expedition Inspiration）由旧金山“乳癌基金会”赞助，共募得150万美元，投人新的乳癌研究计划。
伊凡丝的故事深具启发性，还有许多人和她一样誓言扫除乳癌。不管是以一己之力，还是加入团体运动，这些女人在书籍、杂志、报章、简讯里写下撼动人心的证言，道出自己的心声，也为深受乳癌威胁的所有女人说话。仅仅10年前，谁又能想像乳癌会成为戏剧、艺廊展出的主题？
透过个人与团体的努力，乳癌患者集结了所有力量对抗敌人，她们的奋战成为20世纪末女性运动最主要的目标，只有堕胎合法化运动差堪比拟。现在，大众对乳癌的关注已经扩展到对女性保健的全面重视。
以前，乳房的意识形态由男性创造与推动，现在，乳房的意识形态由女性根据自身的需要主导。女性选民、立法者跨越党派界限，成为乳癌研究的支持者，一如她们曾在对抗性骚扰议题上联手出击一样。美国政治诞生了新的女性议题，而乳房正是最好的跨党派象征。
乳房政治学将原本私密的议题搬上了公领域，诗歌则保留了女人对乳房的私密感受，向内探视无关政治的思维与感受。当诗的写作牵涉到身体，便翻搅起五内的感受。乳房诗牵动痛苦与愉悦的回忆，时而跃向幻想，时而幽默反转，或者坠人无边的悲痛。回顾本书前几章，我们不难发现诗是乳房的家，只是此次，书写乳房的主角变成女人。
女人夺回乳房的描述权
过去25年来，女性所书写的乳房诗可能远超过史上所集。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们很少看到女诗人描绘女体，尤其是有关性、生育与疾病的主题。当女人从医师、教会与政客手中夺回了身体自主权，她们便开始描绘女体的真实面目。史上第一遭，乳房诗不再是男性对女体的幻想，开始呈现女性的主观想法。
和同时期的女性艺术家一样，女诗人的作品也呈现了全新的女体观点。揽镜自视，女人眼中的乳房并不完全符合男性的诗意理想，它们不是装点着草毒、樱桃的象牙圆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坚挺、对称、高耸如峰。她们的乳房可能平坦、松垮，或许激起男性的尊敬与欲望，也可能遭来讽刺与嘲笑。就像奋力争取投票权一样，女人也夺回了对乳房的描述权，从做爱的欢愉到乳癌的梦魇，女诗人开始用当事者的观点描绘表相下的女体，奥丝崔克（Alicia Ostiker）便狂喜地描绘乳房发育之乐：
少女时期，我们多年等待，
等不及要等量齐观，
让毛衣下的胸部拥有力量，
取代我们的母亲。
噢，完整的认同，噢，完美的形状，
当我们终于长出乳房时，
我们自认是上帝赐予世间的礼物，
也是俗世献给上帝的礼品。
当爱人舔吻它们
将我们带至那里，那里
在芳香的湿润里，
婴儿像蜜蜂嗅触。
女性内视乳房的观点果然大异于旁观者，乳房不再只是男性的欲望目标，也标记着发育中少女的自我认同与初发现的情欲。
在奥姿（Sharon Olds）苗写初为人母的诗里，乳房翻腾着多种激情：
我们的孩子生下一周后，
你在空房里逮住我，
我们倾跌在床上，
你亲吻我又亲吻我，我的乳汁
旋开了乳头炙热的活结，
浸湿了我的衬衫。一整个星期我都闻到奶味，新鲜的乳汁变酸。我开始悸动……
奥姿的诗描写生产、泌乳与做爱，交织着乳汁发酸的气味、手术缝口、丈夫/情人的温柔触摸。在这首诗里，乳房不是分离的性欲对象，而是母亲整体存在、肉体、力量、痛苦、关爱与被关爱的一部分。就算没有哺乳经验的女人，也能认同奥姿所描绘的乳房骄傲与敏感脆弱。一度，哺育与性感被视为相互对立，还记得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流行奶妈，上流阶层的乳房保留给性爱，下层阶级的乳房则用来哺育吗？其实，女人知道哺乳与性快感密不可分，奥丝崔克率先坦白描绘哺乳时感到的性兴奋：
贪婪的宝宝，
吸吮甜美的乳头。
你的舌头拉扯着乳头，让我发痒。
你睁大圆圆的双眼，企图了解。
当你吸吮，我慢慢被触动了，
在敏感的兴奋中，
你活在你的嘴中，而我则活在子宫中。
她质疑母亲为何要否认这种快感：“享受这种感觉，真的如此可怕吗？为什么我们感受到另一种爱，却不教说出来？”
显然不可以！纽约州雪城的派芮歌（Denise Perrigo）便因为公开承认哺乳让她得到性快感，被警方控告性侵犯孩子，丧失了监护权，两岁的孩子被送往寄养家庭8个月。虽然法官后来查不到性侵犯的证据，还是将孩子判给祖父母扶养。派芮歌真是不幸，判定她“变态”的社工人员、警方与法庭，都不熟悉奥丝崔克这类的作者，更不知道“哺乳联盟”与乐芙医师也同意，哺乳时感到性兴奋是“正常的”。
韦瑟曼（Rosanne Wasserman）曾写过《月亮乳汁六行连句》（Moon…Milk Sestina）一诗，描绘哺乳与儿子第一次说话的情景：“这一定是真的：孩子从母乳中顺道嚷饮语言。”。艾波特（Deborah Abbott）则回忆，年轻时乳房泌乳的快乐：“我从这对乳房得到许多快乐，它们也享受了许多乐趣。我的乳汁曾呛过婴儿、喷洒过情人，它们也曾被舔尝、触摸过。在女人当中，我的乳房算是长寿、活得不错的。现在，我称它们为懒惰的乳房，因为它们已经尽了责任，慵懒地躺在我的胸前，好像掉落地面的水果。”这样的描绘绝不可能出自男性，它既不哀叹乳房失去年轻坚挺，也不视乳房丑恶如老巫婆，只有对过往快乐的甜蜜回忆，坦然接受垂垂老矣的“懒惰乳房”。
嘉欢只剩一只乳房的身体
当女诗人赞美乳房的哺育与性欲时，另外有一批描写乳癌的诗作则不那么快乐，一度被视为禁忌话题的疾病，现在催生了有关乳房X光摄影、乳房切除术、整形义乳的诗作。派丝坦（Linda Pastan）的《例行性乳房X光摄影》（Routine Mammogram）一诗，捕捉住女人接受乳房X光摄影时的脆弱感受：“我们在寻找苹果里的虫。”对贺派琳（Joan Halperin）而言，恐怖的则是诊断宣判：
五月的第三天，
医师笨拙的食指
在我的乳房上
摸索到一个肿瘤。
许多诗描写乳房切除后的经验，戈伊狄姬（Patricia Goedicke）在《现在，仅存一个》（Now only One of Us Remains）中描写她凝视镜子，狐疑问道：“这个不对称的陌生人是谁？戴维丝（Alice J。Davis）的《乳房切除》（Mastectomy）仅以寥寥数字描绘她的痛苦：
没有靠垫
围住
我的心脏
皮肤像鼓皮般紧绷
整形义乳则激发了不少幽默诗句，麦克妮尔（Sally Allen McNall）在（（写给以鸟食填充义乳的女人，及其他》写道：
我母亲的新乳房
耗资一百多美元，
麦格林的售货小姐
一副天经地义模样，
让你以为天天有人如此。
这些诗人面对乳房不再对称，以平静的语调描绘自己的伤损，珍惜完好的另一只乳房。
罗得（Audre Larde）却在激动愤怒的《癌症日记》中拒绝任何假象安慰，她描述一位“协助复原”组织的善心女士前往医院探视她：“带来好消息与一个小包裹，里面包着一个淡粉红色乳房状的衬垫。”罗得心中想着：“‘协助复原’里是否有女性主义女同志黑人义工？”她渴望与类似自己的人相谈。罗得认为黑人女同志的“乳房切除术后创伤”与手术后的选择，可能和白人异性恋者大不相同。在离开医院之前，罗得做了痛苦决定：
手术后的身体看起来陌生、不甘称、诡异，但比起把“那东西”塞进我的衣服里这样的身体还是比较像我自己，我也比较能接受它。全世界最精巧的义乳也无法扭转事实，让我重寻以前乳房的感受。我只能学着爱惜这个只有一个乳房的身体，否则对我而言，它将永远陌生。
对女人来说，喜欢只剩一个乳房的身体，甚至只是喜爱自己的身体，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女人素以不满意自己的身体闻名，不断寻求饮食、运动与外科整形手术的补救。诚如吴珥芙（Naomi Wolf）在《美丽神话》（The Beauty Myth）中说的：脸部与身体美容整形已经变成一种全国性的信仰。女性文学与艺术不断对抗这种不健康的趋势，乳癌诗便企图说服女性珍惜不完美的身体，因为身体本来就不是完美的。
诗人瑞琪（Adrienne Rich）在《死于四十多岁的女子》（A Woman Dead in Her Forties）中开宗明义：“你的乳房/被切开。”失去一个乳房，留下的缺口比语言更撼人。瑞琪对这位两度切除乳房的女人满怀温柔与同情：“我想用手指触摸/你从前乳房的所在/但是我们从不曾如此。”这是首献给所有人的诗——女同志、异性恋女人、男同志与异性恋男人。它阐述的是升华的爱，当我们被旁人的苦痛感动时，忍不住要伸手抚摸触慰其伤口。
显然，这类诗迥异于男诗人对乳房的传统哀悼，它不受乳房的理想幻象干扰，以放大镜显现乳房内的真实面目。不管如何痛苦，即便“身体诉说着癌细胞急速增加的事实”（瑞琪诗），这些都是现代女人选择诉说的真相。
卡萝：呈现革命性的女体印象
读诗人口不多，最震撼的诗也鲜少产生广泛的政治影响力；相对的，在影像支配的世界里，图片唾手可得、四处可见，较能刺激社会改变。这一代的女人首开历史先例，在影像艺术里展现集体影响力，女人不再只是男性艺术家凝视的对象，她们拿起画笔、摄影机，呈现自身的惊人新形象。
许多女性影像工作者的目标是“在父权传统里重建女性的身体”。她们刻意摒弃男性观点的女体美，摸索呈现女性的敏感。她们看到前辈卡莎特（Mary Cassatt，1845…1926）笔下的哺乳母亲壮硕胖大，关切的是婴儿的福祉，而非好色观者的快乐。她们也看到了德国女画家莫德松…贝克（Paula Modersohn…Becker，1876…1907）在1906年震惊艺坛，以裸体自画像呈现怀孕身材；而法国女画家薇拉登（Suzanne Valadon，1865…1938）则在1917年、1924年与1931年，以3幅裸乳自画像“忠实记录了女人的岁月流逝”。这些女画家挑战数百年的传统，刻意在作品中贬轻女性裸体的色情内涵。美国女画家欧姬芙（1887…1986）的“女阴/花草”作品与墨西哥女画家卡萝（1907…1954）作品中的骇人寓意，深深影响了不少近代女画家。
受到健康不佳与墨西哥传统绘画的双重影响，卡萝的作品呈现了革命性的女体印象，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自画像，呈现了她奇特的五官美、华丽的墨西哥服饰，以及面对身体苦痛的毫不畏缩。卡萝自幼罹患小儿麻痹，成年后又遭车祸，两度伤残了她的身体。她以画笔将自己武装成高傲、孤独的烈士，她的身体烙印着残废与才气，卡萝不愿意也无法解开这种矛盾结合。在她的作品里，高耸的剑眉与唇上清晰可见的胡髭，和她精致的颧骨、黑色长发形成强烈对比；同样的，她与艺术家丈夫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炽烈热情的关系，似乎也与她选择的孤寂宿命互为矛盾。
不过，卡萝作品中特有的鬼魅撼人特质来自她的想像力充满超现实深度。在梦幻般的网络里，个体与朋友、爱人、花草、动物，甚至整个字宙产生了连结。在《奶妈与我》（1937）中，卡萝赋予乳房宇宙连结的所有内涵，她化身为一个婴儿，有着成人脸庞，从印第安奶妈的乳头吸吮乳汁。奶妈戴着西方殖民时代以前的面具，皮肤黝黑、身材壮硕，右边乳头滴出珍珠般的乳汁，左乳则是卡萝想像中的乳房内部，不是解剖学上的乳房内部，不是解剖学上的乳腺与血管，而是殖民时代以前用来装饰乳房雕塑的某种花草图案。人像周围的叶饰则勾勒出哺育婴儿的乳房孳育众生的宇宙之间的连结，一片特意放大的树叶裸露出饱含汁液的叶脉，天空则落下乳汁雨滴。
《奶妈与我》打破了世人熟悉的圣母乳子像传统。首先，吸奶的不是男婴，他让位给女婴——洋娃娃般的卡萝。同样不寻常的是：女婴身材虽幼小，却有超大比例的大人脸庞，暗示这是长大后的卡萝所看到的画面。此外，哺乳者不再是白皮肤的皇后或家庭主妇，而是皮肤棕黑、胸膛粗犷的女人，黑色面具将她与西班牙殖民前的墨西哥神秘仪式连结起来。奶妈与婴儿并不亲密互视，而是各自望向远方，透露出两人各有天意命定的角色，共同参与一场宇宙戏剧。奶妈抱着婴儿的姿势宛如在奉献祭品，而婴儿的表情显示她对自己的命运了然于心，即便坠入嘴中的乳汁也无法挽救她成为祭品。
这个悲剧画面可能取材自卡萝的拉丁传统，也可能源自她的肉体与心灵折磨。40岁以后，卡萝多次接受手术矫治残疾，也开始在画作中将自己描绘成烈士。
卡萝曾在手术后，被迫穿着矫正撑架S个月，她在《破碎的支柱》（1944）中，描绘自己为裸身禁锢于矫正架中的灵魂，像个女的圣赛巴钦（Saint Sebastian，译注：圣赛巴钦是古罗马的一位军官，因为信仰上帝而遭罗马士兵万箭穿心），只是被万齿啮身，连两只钢手紧紧挤压的乳房，上面都长有牙齿。不管她的殉道如何痛苦，卡萝都不肯自怨自怜，在所有的自画像里，她都坚忍面对残酷折磨，以挑战眼神望向观者，迥异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画像中受难圣女的狂喜表情。男人或许喜欢受难者（尤其惨遭肢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