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1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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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奇的美国东部核心地区进行了一次长达20个小时的全面战略打击。

这场打击，用“震撼”都不足以形容。

根据共和国海军的作战记录，在这20个小时内，分成2支舰队群的8支主力舰队里的大约250艘大型战舰各进行了2次炮击，且每次都按照作战守则，消耗了大约六成弹药。也就是说，8支主力舰队投送的弹药就高达25万吨！参战的4000余架作战飞机中，除了1500架制空战斗机与辅助飞机之外，其余2500架多用途战斗机总共执行了14000架次任务，投弹量超过10万吨。

打击结束的时候，费城、巴尔迪摩、华盛顿与弗吉尼亚比奇几乎变成废墟。

事实上，正是这场打击，迫使美国联邦政府迁往丹佛。

当然，受到打击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些大城市，而是被称为“美国海军摇篮”的诺福克海军基地。投向这座港口的10万多吨弹药，几乎将整个港口从地面抹掉，别说港口里的基础设施与舰船，就连用混凝土浇铸的码头都被炸得粉碎！

消除了后顾之忧，共和国海军才正式进军墨西哥湾。

到这个时候，共和国海军也拥有了深入墨西哥湾的资本，因为就在2月3日，古巴当局接受了共和国开出的条件，以集约集团盟国的身份参战，并且向美国宣战，随即向共和国军队开放领土、领海与领空。

12个小小时之内，共和国海军航空兵与第一批陆战队官兵就进驻了古巴。

　　　　卷十四　硝烟漫天

第122章　一发不可收拾

战后，关于共和国有没有必要对美国实施战略打击存在很大争议。

很多人都认为，到2063年的时候，因为美国已经丧失了战略潜力，且被共和国团团包围，只要共和国当局肯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就能以和平的方式结束战争，甚至能够占领美国本土，也就没有必要对美国进行全面战略打击。

暂且不管这种论点的对错，首先得承认，战略打击开始后，就很难收手。

对共和国的决策者来说，战略打击无疑是一种解脱压力与推卸责任的有效办法。说得直接一点，做出决策的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小集体，而是最高统帅部，而这个战时最高决策机构实际上是由元首府、全体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大会、国务院、总参谋部与各种民间机构组成的。即便在这个机构中，元首具有最高发言权，以及最后决策权，任何重大决策也不是一个人决定的。由此可见，战略决策是集体决策，因此对美国实施全面战略打击也是集体决策，即便这个决策出了问题，也不会由某一个人来承担责任。更重要的是，这种责任关系不可逆推。换句话说，如果因为批准了战略打击而造成重大损失，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仅仅有裴承毅，还有整个决策机构，结果就是不由裴承毅来承担责任。相反的，如果因为没有批准战略打击而造成了重大损失，由于是裴承毅单独否决的，就得由他来承担责任，而不是由整个决策机构来承担责任。

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都存在。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杜鲁门批准了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战略决策。要知道，以事后的角度来看，美国在1945年8月份用原子弹对付日本，几乎是多此一举。以当时的情况，即便美军不登陆日本本土，即便停止战略轰炸，只要继续保持战略封锁，因为严重的饥荒，日本也会在冬天到来的时候投降，不可能坚持到1946年，也就不会让美国损失100万官兵。问题是，以当时的情况，作为美国的最高决策者，在要不要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上，杜鲁门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用后人的评价来说，杜鲁门远远不是罗斯福那样的战略领袖，在政治场上最多算得上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就不可能具有罗斯福那样的战略眼光与战略魄力，做出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了避免承担责任，特别是为阵亡100万美军官兵的责任，杜鲁门别无选择，只能用原子弹为战争划上句号。

当然，肯定有人认为，裴承毅绝不是杜鲁门那样的人，不应该犯同样的错误。

实际也确实如此，裴承毅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决策能力不但远远超过了100多年前的杜鲁门，也超过了当年的罗斯福。

问题是，不同的时代，总有不同的麻烦。

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支持杜鲁门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而最终目的都是要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面临的烂摊子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还要严重。当时，除了美国之外，整个西方世界都变成了废墟，英法德意等传统强国全都遭到战火摧残，就连情况最好的英国都不得不放弃日不落帝国的王冠，将世界霸权交给曾经的殖民地。与之对应的，则是在苏联领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愈演愈烈，而且在东欧平原上，还有数百万经历了战火磨练的装甲部队。可以说，美国要想领导世界，首先就得顶住红潮。正是如此，才有了帮助整个西方世界振兴的“马歇尔计划”。问题是，一个经济计划对蓄势待发的百万红军没有任何意义，更不可能挡住钢铁洪流。虽然以美国在战后的国力，有能力在欧洲部署几百万大军，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欧洲军团也就有几百万，但是这么做的代价明显太大，必然对美国的战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甚至会使美国丧失成为全球老大的机会。相对而言，用两颗原子弹造成的心理影响，让红军老老实实的呆在铁幕后面，才是最理想的选择。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就让上千万军人退役，为社会补充了大批劳动力，而这些人正是美国战后复苏的关键力量。当时，美国留在欧洲大陆的地面部队还不到20个师，而在对面的红军有200个师，如果没有在广岛与长崎炸响了两颗原子弹，恐怕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拖到100多年之后了。

可以说，这也正是裴承毅面临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共和国军队在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展示大批先进武器装备，与对美国进行战略打击的目的基本一致。

问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出现原子弹这种划时代的武器。

虽然早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有人提出了第六代核武器，也就是所谓的“反物质炸弹”的基本概念，并且预测这种强大的武器不但具备毁具整个人类的能力，还具备毁灭整个地球的能力。但是这种威力巨大的，能够将一颗行星炸成碎片的炸弹并没研制成功，至少没有得到高度重视。除了反物质炸弹之外，还有很多新概念武器，比如气象武器、地质武器、基因武器等等，可是这些武器都没有能够从本质上超越核武器，即除了毁灭之外，没有其他效用。

受此影响，再多的先进武器也无法代替战略轰炸。

为了达到最大的震撼效果，让共和国能够在战后毫无悬念的成为世界霸主，并且争取到使国家恢复元气的时间，而不是在战后迅速陷入下一场战争，不但需要对美国本土进行全面战略打击，还要双管齐下，使用全部力量发起这场打击，用最少的时间收到最为显著的打击效果。

这就是共和国最高统帅部批准战略打击行动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只是个开始。

实战早已证明，战略打击是瓦解敌人抵抗意志，消磨敌人士气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削弱敌人战争潜力的最佳选择。早在逼近美国本土之前，共和国天军就对美国本土的战略目标、特别是部分关键目标进行了有限的战略打击。在这些行动中，最有名的、也是最重要的自然是针对51区的战略轰炸。

这场轰炸，几乎彻底瓦解了美国的战略基础。

众所周知，共和国能够迅速崛起，引领电力革命，关键就是掌握了常温超导技术，而这一技术的来源是一块神秘物质。根据未得到证实的消息，这块神秘物质要么属于地球的史前文明，要么属于地外文明、也就是所谓的外星文明，绝对不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更重要的是，美国能够跟上共和国的步伐，在电力革命中有所作为，掌握了常温超导技术，与其掌握的一些非人类文明的技术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些技术均来自一架坠落的飞碟，而这架已经严重损毁的飞碟就储存在被称为51区的美军基地里面。

暂且不论到底是神秘物质更厉害一些，还是飞碟残骸更好一些。

按照比较公允的说法，这次突然的轰炸行动，在很大的程度上终结了美国的超前科技研究工作，其中就包括至关重要的量子通信。

前面提到过，量子理论本身并不复杂，也没有多少秘密可言，而量子理论在通信领域的应用早就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技术瓶颈只有一个，即如何获取与保存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同态量子。

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有办法使量子理论变成现实。

根据战后公开的一些数据，美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并不比共和国晚，投入也不比共和国少多少，获取同态量子的办法是建造超大型加速器，让微粒子在接近光速的情况下发生碰撞，由此产生质变，获得同态量子。难的是如何捕获与维持这些同态量子。根据共和国公布的相关资料，大约在2057年初，国家物理实验中心的科学家就找到了解决办法，并且通过三年多的努力，在2060年下半年将其变为现实，因此才在2062年研制出了量子通信设备与意识遥控系统。以两国在该领域的科研来看，美国取得突破的时间不会晚于2058年底，也就是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2061年底到2062年初，美国的科学家也就能够制造出量子通信设备。正是如此，在2059年，共和国当局批准了针对51区的轰炸行动，并且让天军承担相关任务。经过大半年准备，2060年初，共和国天军以20多架空天战斗机为代价，炸毁了美国的51区，使美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研究突然中断。虽然在报复性打击中，美国也炸毁了共和国国家物理实验中心的二部分，并且导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环形加速器停止运行一年多，但是共和国已经在相关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因此当环形加速器在2061年底重新投入使用之后，共和国立即制造出了大批量子通信设备。

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次轰炸行动，战局肯定会不一样。

尝到甜头之后，共和国天军对美国本土的战略轰炸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在2063年之前，规模都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从2060年开始，随着空天战斗机大批量投入使用，加上在其他战场上需要大批战略轰炸机，特别是射程超过3000米的远程巡航导弹在之前的战斗中消耗一空，共和国天军对美国本土的战略轰炸全部交给了空天战斗机，轰炸规模也因此缩小了许多。

正是如此，更受关注的反而是西南太平洋、欧亚大陆与中东地区。

在广袤的海洋战场上，特别是针对美国本土的方向上，战略打击的重任落到了海军身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所以天军很难在对美战略打击上取代海军。更重要的是，海军在共和国最高统帅部的影响力非常大，不但超过了天军，还超过了陆军。这也很好理解，裴承毅为了不让袁晨皓独揽大权，把华剑锋请了回来，就是要用林啸雷培养起来的海军力量平衡陆军的影响力，让共和国的战略决策大权掌握在元首的手中，而不是受总参谋长控制。

事实上，即便不考虑这些因素，在对美战略打击中，海军的地位仍然不可取代。

原因很简单，没有由海军控制的海运力量，其他军兵种的作战行动都无法展开。

从经济角度出发，海军也是更加理想的选择。

虽然在打击军事类战略目标的时候，天军的精确轰炸要比海军的全面炮击更有效，但是在对付城镇、军事基地、工业区、交通枢纽等大区矫目标的时候，海军的作战效率却远远超过了天军。比如同样打击2000千米外的百万人口级大城市，海军消耗的炮弹总价值仅有天军消耗的炸弹总价值的十分之一，再算上战舰与轰炸机的耗费比等等，海军的作战效率相当于天军的二十倍。如果夺得了制海权与制空权，舰队安全有所保证，用效费比更高的火力舰取代战舰，作战效率还能提高好几倍。

可以说，这也是共和国高层支持让海军承担主要打击任务的根本原因。

不管怎么说，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共和国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胜利已经近在咫尺的情况下，不管是共和国的领导人，还是普通公民，都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有没有必要为最后的胜利付出更大的代价，或者说能否以最小的代价取胜。

这种观点，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体现，比如在犹太人问题上向欧洲让步。

更重要的是，共和国在战略打击方面的经验并不丰富。

虽然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40多年间，共和国是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中参与与发动战争最多的一个，平均每10年打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每五年参加一次地区冲突，在相当于四代人的时间里，总共有上百万将士血洒疆场，但是与大国、强国交战的只有两次，即日本战争与印度战争。非常可惜的是，这两次大规模地区战争都没有太大的借鉴价值。日本太小，即便战略打击非常成功，也很难复制到美国身上。印度战争以地面作战为主，战略打击占的比例并不大，而且不是击败印度的主要因素。受此影响，大战期间，共和国才会在取得了海上优势的情况下，没有用封锁来瓦解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而是通过持续一年多的战略轰炸把澳大利亚送回了石器时代，通过针对澳大利亚的战略轰炸，共和国海军与天军积累了大量经验，比如轰炸机的出动率，比如物资的调运与准备工作等等。问题是，澳大利亚实际上也是一个没有太大代表性的国家，主要轰炸区域的面积还不到200万平方千米，仅相当于半个欧洲，或者美国本土的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的防空力量非常薄弱，无法与美国本土相提并论。当然，从共和国本土出发，将物资运往西南太平洋与运往北大西洋的难度也截然不同。

没有足够的经验，共和国军队就得在实战中积累经验。

也就是说，战略打击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订下了基本战略，到底该怎么打，还得由实战结果决定。

正是如此，共和国最高统帅部才让海军与天军一同上阵。

到这一步，即便裴承毅认为没有必要，也无法阻止战略打击，更不可能冒着与国内利益集团反目的危险来变更战略计划。要知道，战略打击在毁灭美国的同时，也保住了成千上万名共和国公民的饭碗。拿军火集团来说，就算早在2062年初，共和国当局就做出了战略转产的决定，即降低对军火工业的扶持，将国家生产力转移到与战后重建有关的产业，比如将坦克战车的产量降低两成，将工程车辆与民用车辆的产量提高五成。但是在战争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军火产业的生产能力仍然远远超过了实际需求。更要命的是，美国的溃退速度超过了预料，很多重要战场上的战斗都没有想像中的激烈，所以共和国囤积的军事物资要比想像的还要多，如果不能想办法消耗掉多余的军事物资，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

即便是非军火产业，也对战争有很大的渴望。拿生产工程器械的工厂来说，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破坏，哪会有全面彻底的重建，而没有大规模的重建，也就没有必要生产足够多的工程设备，那么在战时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