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4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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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我还没有想好。现在我能想到的是，必须通过特殊手段赢得胜利，就像我们在这场战争中首先打击日本的通信网络系统与军事侦察卫星系统一样，新的战术与新的战争方式能够为我们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做好一件事情。”
“什么事？”顾卫民朝王元庆看了过去。
“搞好国家建设。”王元庆淡淡一笑，说道，“看上去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实际上却有必然联系。不管在什么时候，自身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历史上，任何一个只注重对外扩张，不关心内部改革的大帝国，最终都因自身矛盾总爆发而彻底崩溃。共和国还没有到足以称雄的地步，更应该注重内部改革。只有国家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才有能力应付外界威胁。”
顾卫民笑了笑，明白了王元庆的意思。
“改革走到现在，国内问题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许多。”王元庆知道顾卫民是个明白人，也就没有绕弯子，直接说道，“我们都知道，纪老推行的‘产业结构调整’为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使共和国成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由只能生产他国产品的‘世界工厂’变成了能够生产各类自主品牌高端产品的‘世界中心’。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纪老的初衷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而是为今后的全面改革奠定基础。没有雄厚的基础，没有强大的国家实力，任何改革都是空谈。纪老离任前。推出的数项法律为我们指明了全面改革的主要方向。虽然赵老在任期间，没有在国内改革上下多少功夫，主要是在消化纪老留下的政治任务，但是我们都知道，赵老非常支持纪老的改革方针，只是苦于应付外界威胁，没有能力加强国内改革。”
“今后的国际局势，不见得多么有利。”
“确实如此，但是在几年之内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必然大为改观。”王元庆没有直接反驳顾卫民的观点，说道，“这场战事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外界威胁。按照我的估计，三到五年之内，不管是美国还是印度，都不会对我们构成真正的威胁，只耍我们不主动制造冲突，矛盾就不会激化。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实力提升，我们能够在保证国内稳定的情况下应付小规模局部冲突，不再需要集中力量打大仗。至少在2030年、甚至2035年之前，我们也不会打大仗。”
顾卫民微微点了点头，承认了王元庆的分析。
“我的想法是，战争结束之后、或者说在基本确保赢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把重点转移到国内，加快改革进程。”
“元首，你的意思是……”顾卫民是明知故问。
“改革走到现在，仅仅在经济领域做文章，效果已经不明显了。”王元庆拿起香烟，先给顾卫民散了一根。”去年，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了十万元，约合两万美元，已经迈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可是经济总量再大，平均产值再高，也无法掩盖现实问题。过大的贫富差距、较低的社会福利、沉重的赋税压力，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拦路虎。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归根结底甚至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顾卫民微微皱了下眉头，听出了王元庆这番话的严重性。
“改革之初，订下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全体致富’的基本改革方针。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王元庆看了顾卫民一眼，说道，“问题就在政治制度上，我们的政治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不能满足国民日益提高的生活品质需要。”
“政治制度改革，可不是小事。”
“肯定不是小事，搞不好，我们会成为民族罪人！”王元庆的话斩钉截铁，没有丝毫犹豫。”政治改革怎么改，由下至上，还是由上至下？很多人认为，由上至下，只能起到换汤不换药的效果。还有人认为，由下至上，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在我看来，改草的动力不在我们这些决策者的手中，而在广大的国手中。”
顾卫民朝冉王元庆看了过去，似乎没有明白王元庆的意思。
“半个世纪前，我们搞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广大老百姓希望过上更好的日子。”王元庆灭掉烟头，说道，“老百姓的需要，就是改革的根本动力。现在老百姓需要什么？不再是简单的物质生活，而是成为国家主人翁的精神需求。换句话说，老百姓需要的是参与国家事务，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些需要是什么？毫无疑问，这是老百姓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是由普通的社会劳动者转变为国家公民的根本性变化。谁都知道，蚂蚁是群体性最强的生物，但是人不是蚂蚁，人也不能通过生物激素控制其他人，人更不可能只为了生存与繁衍后代付出一切。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天生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拥有主宰自身命运的权利。在广西工作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我们不缺乏卓越人才、不缺乏勤奋的劳动者、更不缺乏积极向上的精神，我们缺少的，只是让千千万万国民按照自身的意愿参与社会劳动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就是老百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条件，是老百姓在国家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条件！”
“公民意识。”顾卫民用4个字总结了王元庆这番话的意思。
“对，就是公民意识。”王元庆长出口气，喝了两口茶，说道：“十年前，也许绝大部分国民还不具备公民意识，可是现在，几乎所有国民都认识到不但有交纳赋税的义务，还年参与国家活动的权利。不管谁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只能顺应民意，背离民意的，迟早会被民众推翻。老百姓有了公民意识，我们就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让更多的人发挥积极贡献。”
“元首，你的意思，通过公民意识推动政冶改革？”
王元庆点了点头，说道：“方法我想了很多，但是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可行。
“什么办法？”顾卫民立即问了出来。”由下至上，从根本上改变代表大会制度，让更多的公民参政议政。”王元庆又拿起一根香烟，点上抽了两口，说道，“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纪老当初的意图，也万分佩服纪老的长远眼光。与纪老相比，我们的眼界都差了许多。纪老已经为我们打下了基础，让我们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改变代表大会制度。”
，怎么改？”顾卫民没有王元庆这么乐观。
作为前任国务院总理，顾卫民更擅长处理具体事务，而不是战略谋划。
在他看来，改革本身不是问题，推出几项改革方案也不是问题，难的是如何落实改革方案，如何保证改革不在执行如过程中变味。
“这就是我请你留下来的原因。”
顾卫民愣了一下，随即苦笑着摇了摇头。
说了大半天，王元庆才带入主要话题。顾卫艮也不得不佩服王元庆的口才，至少在说服别人的能力上，王元庆不比纪佑国差。
卷八 百年积怨
第140章 千秋功业
让焦魃山换了2杯茶，王元庆与顾卫民谈到了主要话题。
“代表夫会制度”是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除了掌握最高立法权的全体代表大会之外，还有各级地方代表大会。
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优秀的一面与不良的一面。
“代表大会制度”优弄的一面是，在共和国成立后的数十年内，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也让共和国在建国后的艰难时期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从无到有的建立了包括核能、电子、钢铁、化工在内的工业基础，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与共和国几乎同时建国的印度，因为没能在建国初期打下重工业基础，数十年来，一直没有能够迈入工业国的门槛，至今仍然是三流国家。
“代表大会制度”不良的一面是，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导致政府职权无限扩大，限制了民间力量的发展与进步。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受到束缚的民营生产力，为国家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不可纸估，政治层面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迟早要出问题。随着经济实力增长、特别是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政治结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非常显著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数十年来，共和国领袖没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原因非常复杂。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共和国老百姓的“公民意识”。
“公民”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与共和国传统上的“人民”、“居民”、“国民”有根本上的区别。真正的“公民”是具有社会责任感，愿意为社会做贡献，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渴望获得社会权利的民众。
“公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共和国推行政治改革的时间。
毫无疑问，没有公民意识，政治改革不可能获得成功。
在广西干了5年，王元庆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清楚。
政治改革的动力不可能来自“统治阶层”。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统治阶层是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作为掌握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与全部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没有任何人愿意放弃已经得到的利益与手中的权力，也就不会积极支持政治改革，甚至会想方设法破坏政治改革。
能够为政治改革提供动力的，只有希望获得更多利益的民众。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自私性”决定了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更多的好处。不管是经济上的好处、还是政治上的好处，谁都不愿意成为别人剥削的对象。问题是，民众渴望获得利益的根本动力不是来自低下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共和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中华文明能够延续5000年，没有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样被新生文明征服与消灭，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农耕时代的先进劳动力之外，中华民族“逆来顺受”的传统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简单的话说，只要吃得起饭，没人愿意‘自上粱山’。毫无疑问，民众对国家过于低下的要求、甚至是毫无要求，不可能成为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只有当民众得到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权力，也就是当民众产生了“公民意识”的时候，才会积极主动的推进政治改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共和国民众产生“公民意识”的是一项来自美国的技术。
网络的全面普及，使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对那些不愿意放弃已得利益与手中大权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办法从根本上阻止由网络带来的新思潮。道理很简单，如果利用权力全面封杀网络，共和国将重蹈覆辙，走上“闭关锁国”的老路，再次沦落为被西方国家任意宰害的“东亚病夫”，不仅纪佑国、赵润东与王元庆这样的国家领袖不会同意，千千万万的中华民族儿女也不会同意。
半岛战争之后，共和国国内对战争意义的大讨论，充分显示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当时，还是国家副元首的王元庆力排众议，说服赵润东，让民众自发讨论，只要不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就不要阻止民众的言论。由此可见，半岛战争之后，王元庆就已经产生了政治改革的想法。
不得不承认，纪佑国看得比谁都远。
离任前，纪佑国推行的几项法案，都在为后面的政治改革打基础。
到王元庆执政的时候，政治改革既是必须，又是必然。更重要的是，纪佑国通过实际行动，为后面的领袖指明了政治改革的方向。
国民产生“公民意识”，必然让国民参与国家政治活动。
重大决策上，受普通国民的认识限制，不可能成为主导力量。只有在基本国家事务方面，国民才有充分的参与权与影响力。
当然，共和国的政治改革绝对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
从严格的意头上讲，政治的基础是文化。西方世界能够推行民主政治，与其历史文化有着必然关系。早在古希腊时期，民主政治就已深入人心。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逐步摆脱了教廷的控制，文化思想迅速传播，民主政治获得了肥沃的土壤，最终生根发芽，几百年来逐步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共和国没有西方文化基础，也就不可能采用西方的政治模式。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摸索着前进，没有任何经验可谈。”王元庆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显得格外小心谨慎。”我的想法是从基层做起，先在几个省市搞试点，找到可行的办法之后，再在全国推广。”
“如何做？”
“基层代表直选。”
“直选！？”顾卫民暗暗一惊，迅速思考一番，问道，“在多大的范围内搞直选，如何保证直选的客观性？”
“客观性的问题不需要考虑，资讯这么发达，让民众参与监督，问题就能解决。”王元庆稍微停顿了一下，“直选范围，先在县级试行，一年之后推广到市级，如果可行，最终推广到省级。”
“是不是太快了？”“并不快，有民意基础，缺的只是具体实行办法。”
顾卫民微微点了点头，说道：“直选只是一个问题，另外的问题同样重要，比如代表大会的权限。”
“权限必须搞清楚，幸运的是我们有法可依。”王元庆淡淡一笑，说道，“纪老为我们留下了很大一笔财产，按照相关法律，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建立更加全面的监督体系，赋予代表大会更加强大的监督权力。当然，我们可以参考某些西方国家的制度，在代表大会成立各种委员会，由其履行基本监督权。”
“监督只是代表大会的权力之一，还有立法。”
“立法更重要，代表大会的主要权力就是立法。”王元庆长出口气，说道，“我们的问题也在这里，行政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了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幸运的是，纪老仍然为我们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早就对行政立法做了限制。我们要做的，只是逐步加强对行政立法的管制，特别是对各级地方政府行政立法的管制，将立法权还给代表大会。立法是非常专业的工作，可以在代表大会成立相关的委员会。随着改革推进，我们迟早得在代表大会推行全职代表制度。”
顾卫民再次皱起眉头，似乎不太明白王元庆的意思。
“省级以下的代表可以兼职，但是省级与国家级的代表必须全职，获得与同级公务员相等，甚至略高于公务员的薪酬。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代表的积极性，也才能让更多的民众参与政治活动，而不是让权力再次落到部分人的手里。”
顾卫民沉思一阵，说道：“这个办法没有多大问题，毕竟省级与国家级代表的人数非常有限，发工资对政府没有太大的负担。关键问题是，代表的工资由政府发，谁能保证代表不为政府服务？”
“这就得从立法上解决了。”王元庆看了眼顾卫民，说道，“通过立法，确定政府为代表支付酬劳的基本制度。国家级代表的酬劳好解决，国务院不会乱来。如果有必要，还得通过立法的方式，从地方政府的预算中抽取部分经费，优先保证代表的薪酬，避免政府干预代表大会。”
“只能这么做，不然就是换汤不换药。”
“办法想到了，具体的工作并不简单。”王元庆叹了口气，说道，“本来我想亲自负责这件事情，但是‘日本战争’久拖不决，外交方面的麻烦事一大堆，还有军队那些烦人的事情，抽不出太多的精力推进改革。”
“老王，绕了这么大个圈子，就是想让我来做嘛。”
王元庆立即笑了起来。
“没问题，我先通盘考虑一下，尽快给你一份详细改革报告。”顾卫民没有推辞，立即接过了重担。”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