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魂-第2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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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巴伐利亚政府总理终于给希特勒作了回答：他本人是反对《共和国保护法》的，但是，由于它已成为巴伐利亚的法律，他只好执行之。
希特勒号召于5月1日举行群众游行，以示抗议。这是爆炸性的，因为“五一”是劳工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的节日。
4月30日晚，右派激进势力便向慕尼黑主要火车站以北数英里的奥贝威森弗尔德军事训练场倾泻而去。至拂晓，已有近千人集结在那里。为了防止左派的袭击，他们还派出了岗哨。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但仍未见行动。
“6时”，陈昱记录道：“一伙伙敌对分子前来与希特勒的人对垒。希特勒派了些人去挑动他们，但他们未作出反应……
9时许，城外的各队人马纷纷前来，希特勒的队伍壮大至1300余人。他们持枪站在温暖的阳光下，等得又烦又急。恶狠狠的希特勒，手里提着一个钢盔，问道：‘敌人都在哪里？’快到中午时，突然来了一支军队和身穿绿色警衣的警察，将武装示威者团团围住。与他们一起前来的是满脸怒气的罗姆上尉。他对希特勒说，他刚从当地驻军的将军那里回来，将军要求希特勒立即缴械，否则，希特勒要对后果负责。
我能够看的出希特勒非常愤怒，但又只好撤销部下的请求，他们请求与政府对垒，让士兵发起冲锋。缴械的决定肯定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希特勒发动进攻，他的部队肯定会被消灭，而这场无谓的流血也许会意味着他作为政界领袖、甚至作为一个人的终结。
傍晚，希特勒的革命行动已彻底失败……
这一失败令他失去了许多坚定的追随者。‘我完全唾弃希特勒！’一个前‘自由兵团’的指挥官喊道：‘5月1日他遭到了惨败，他永远会失败！’
我发现德国人，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是一样的，在顺利的时候，他们将会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可是一旦陷入低潮，又会有许多人抛弃它。比如现在的希特勒……
在奥贝威森弗尔德事件中失败的，决不止希特勒一人。对巴伐利亚政府而言，这是更大的失败和难堪。
官方指控希特勒危害了公共安全，传他出庭受审。希特勒傲慢地一一作答，使检察官无法招架。希特勒不屈不挠，从灾难中捞到了政治资本。反败为胜正成为他的模式……
然而，不少外国观察家却预言，这是他的结局的开端。罗伯特·墨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报告中说，纳粹运动的势头‘正在减弱，人民已对希特勒的煽动性行为感到厌烦，因他既没产生什么成果，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东西。他的反犹运动树敌甚众；他的年轻的追随者之近乎捣乱的行径使许多热爱秩序的社会成员痛苦万分。’
但是，我却完全不这么认为，我以为凭借着希特勒的性格，这样的失败却完全足以促使他进行一次更大、更激进的革命，失败绝不会对阿道夫·希特勒造成任何影响。
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也成为了希特勒的坚定追随者之一，而是德国目前的状况，和中国当年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包括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在内，也和我们的大总统萧天有着某些奇妙的相似……”
在次后，陈昱发现到，随着这次失败，以及希特勒之越来越高涨的革命热情，令那些“和平分子”惊慌失措。那些反对希特勒不是在工人阶级中建立真正社会主义者的牢固基础，而是与工业家、富人和银行家打得火热的人们，对此也惶恐不安。
不过陈昱相信，希特勒必定心里明白，他正面临党内的另一次反叛，次从那些开始时对希特勒就怀着最崇高的希望，尊他为德国之新生的领袖的人们的不满和惊愕产生出来的反叛……
随后，在希特勒身边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阿道夫·希特勒最信任的外国朋友，中国商人陈昱始终都跟随在希特勒的身边，并且用纸笔忠实的记录下了发生过的一切：
“……九月初，希特勒试图用公开露面的方式去支撑起正在下降的威信。那是在9月1、2日在纽伦堡举行的庆祝‘塞丹战役’一周年的‘德国日’的纪念大会上。那天，十多万民族主义分子涌向这个古老的城市，在大街上举行示威游行。
据该市的警方报告称，此次活动产生的热情，是1914年以来从未见过的。街道上到处是纳粹和巴伐利亚旗帜的海洋，人们高喊‘万岁’，向鲁登道夫及游行部队挥动手绢和投掷花束。
那些被战败的、悲惨的、背井离乡的、被粉碎了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看到了一丝从被奴役和穷困下解放出来的光芒。这次庆祝活动就是这种情感的无拘无束的表达。许多男人和女人都哭了，他们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大多数游行者都是国社党徒。大会开始后，希特勒在其中之一的会场上发表了讲话。比在科堡，他显得更加潇洒：穿的是熨得平平整整的衣裳，头发剪得整整齐齐，鞋也不再是高筒的了。
‘用不了几个星期，骰子就要滚动了。’他预言家似地宣称：‘今天正在形成的东西将比世界大战更加伟大。它将在德国土地上为全世界树立一座丰碑……’
次日，‘德国战斗同盟’成立了。
从表面上看，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实际上却是国社党的发明，它的秘书长是施勃纳·里希特，军事头目是希特勒的另一个左右手，其中一个主要组织则受罗姆统辖；它的第一个公告听来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它宣布反对议会主义、国际资本、阶级斗争、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
纽伦堡的‘德国日’和‘德国战斗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希特勒公开重返其革命之政治舞台。
巴伐利亚的总理欧仁·冯·尼林虽然赞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张，但却被希特勒的煽动暴民的战术搞得忍无可忍。9月26日，尼林对内阁说，由于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指定一名邦委员。此委员虽属内阁领导，但可放手行使执行权。他提议让前总理卡尔出任，理由是，他得到了几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支持，且受到保守的君主政体派人士和天主教会的尊敬。
卡尔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接受了这一繁重的职务。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禁止即将于次日举行的14个纳粹集会。
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一行动既是威胁，又是一次机会。如果他俯首贴耳，这可能意味着毁灭；如果他反抗成功，他就有可能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们劝他退却，他日东山再起；认为党还不够强大，不宜采取行动。但是，接近普通党员的人们却敦促他行动。
这些敦促的言辞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种冲动行为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着手在慕尼黑及其四周寻找行动的盟友。他天天忙于会见和探访各种各样有影响的人物：军界头目、政客、工业界人士和官员。他还与党的中坚分子和动摇分子谈话，许诺，威胁，甜言诱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
‘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妥协，他们才会与我们一起前进。’
做为他的朋友和欣赏者之一，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一旦下定决心，谁也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许多时候，当他的追随者试图强迫他时，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现出一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好像他的脑子已经封闭，除自己的意见外，谁的也听不进去……”
“暴动，必须要有一次大的暴动！”似乎，之前一系列对希特勒非常不有利的事情，并没有影响到希特勒的任何热情，他看着自己的追随者们，又用力拍了一下陈昱的肩膀，似乎要让这位忙着记录的中国人注意到自己的演讲：
“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6014300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是1913年的3000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12月印的平面额为1000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10亿马克！
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5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了200亿马克。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货兑换给他的话。
我们的人民正在疯狂，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有人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
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
“所以，我认为必须要组织一次暴动，以促使真正革命的到来！而我，将领导着你们进行这场暴动，为此，我已经做好了牺牲准备！”
“万岁！万岁！”
欢呼声从那些希特勒最坚定、最忠实的追随者的嘴里传出！阿道夫·希特勒准备发动武装暴动的想法，彻底点燃了他们的情绪。
一个疯狂但其实却很有理智的人，做出来的事情往往让人难以理解，真正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只有他本人。
陈昱坚信无论如何，即便希特勒准备举行的这次武装暴动失败了，将来也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第481章 啤酒馆起义
起义，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布置之中。
大家一致同意于下星期天，11月11日，举行全国起义。选择这天作为起事日是有两个原因的：历史的与现实的。那天是德国投降5周年；又是个假日，各办公室全部关门，军警也少，市内交通相对而言不太繁忙，冲锋队可不受阻碍地前进。
起义作了最后的安排：占领巴伐利亚各主要城市的火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广播电台及公共设施、市政厅和警署；逮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工会头目和商店管事。
在慕尼黑，希特勒占优势：4000名武装起义人员对2600名军警。
当晚早些时候，希特勒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者还有两人：前警察署署长波纳及希特勒前助手威廉·弗里克，他仍在警察局，暗中保护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密谋者们讨论了一项新的事态的发展，这要求必须急剧地改变原计划。原来，卡尔委员突然宣布于次日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群众“爱国示威”大会。
举行起义的那天，天气寒冷透骨，又兼刮风。这一年巴伐利亚冷得早，在市南山区已飘起了雪花。
在希特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他却头痛起来，牙也痛得钻心。
陈昱曾劝他去医院看牙，但他回答说道：“我没有时间，一切全盘改观的革命在即！我必须听天由命。”
陈昱耸了耸肩，问他道：“如果您的病加重，你们的事业会怎样？”
希特勒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如果真是这样，或者我病死了，这只说明，我的星辰已终其天年，我的任务也已完成。”
时近中午，给冲锋队的命令发布了。或用电话，或用书信，或派人前往，叫冲锋队员人人作好行动准备。没有详情，也没有解释。另外，就连希特勒的众多亲信对计划已经被希特勒悄悄改变一事蒙在鼓里。
中午时，罗森堡和戈林正在仔细的观看着《人民观察家报》。该报头版刊登了率普鲁士大军倒向俄国一边与拿破仑在托洛根对垒的将军的照片。照片说明称：
“在紧急时刻，吾人是否能找到另一位约克将军？”
两人虽互相鄙视，却在一起讨论这幅照片可能产生的后果。此时，他们听见有人在外边跺脚，并用沙哑的声音问道：“戈林上尉在哪里？”
门被推开了，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扎着皮带，手中拿着鞭子出现在门口。他冲了进来，激动得脸色铁青：
“你们发誓不将此事向任何人提起，时间到了。我们今晚行动！”
他请这两个人当他的私人陪同，要他们带上手枪，于7时在啤酒馆外会面。
而在这个时候陈昱匆匆返家，叫自己的妻子妻子将儿子带至刚在乡间购买的别墅里。之后，他通知许多外国记者，包括才赶到德国的中国著名记者，那位记录下中华民国大总统萧天于龙口突围的记者梁枕：
“无论如何，你都不能错过今晚的大会。”
下午，希特勒已控制住了自己的兴奋，坐在赫克咖啡馆，与他的老友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闲聊，好像这不过又是平凡的一天罢了。突然，他建议去看看身患黄胆病的埃塞。当霍夫曼在外边等待时，希特勒向埃塞透露，他当晚要宣布进行全国革命。他需要帮助。晚9时整，埃塞要打着一面旗帜，冲上罗文布劳酒馆的讲台，那里将举行民族主义会议，宣布国社党要进行全国革命。
希特勒出来后，对霍夫曼说，埃塞已感觉好多了。于是，两人便漫无目的地在施林大街散步。片刻后，戈林走上前来。希特勒将他拉到一边，两人谈了一阵。回来后，他说道：“我的牙痛得很厉害，必须马上走。”
此时，霍夫曼如坠五里雾：“阿道夫，你究竟想做什么？”
希特勒的神情中闪现出了难得的紧张：
“很忙很忙，是忙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说完，他便返回国社党总部。
此时，冲锋队员们正在脱去工作服，穿上冲锋队的制服，腰间和袖口装有松紧带的灰皮茄克，卍字袖章，灰色的滑雪帽，以及挂手枪的皮带。
他们即将奔赴集合地点。二连的卡尔·凯斯勒需按指示前往阿兹伯格酒馆报到；鞋匠约瑟夫·里希特则被派往霍夫布劳。“奥贝兰联盟”的成员也在出动。他们戴的不是卍字袖章，而是薄雪罩，头上还戴着钢盔。
关键的部队，即希特勒的百人卫队，则在托布劳集合。他们的领队，一个好抽烟叶的头头，正在大声训话：
“谁不是全心全意的，现在就走，不管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任务是首当其冲，我们要将政府赶下台！”
天黑后，一辆小汽车在施勃纳·里希特的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内出来的是鲁登道夫。他与施勃纳·里希特交谈了几分钟便走了。片刻后，里希特与他的仆人也飞车而去。
“汉斯尔。”施勃纳·里希特说道，“今天进展若不顺利，明天我们全会进监狱。”
他们在党的总部见到了希特勒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经过一阵磋商，一群人便坐上两辆小车，前往贝格勃劳酒馆。
晚8时。
啤酒馆坐落在伊撒河彼岸，离慕尼黑市中心约半英里。这是个零乱不堪的大楼，左右两边各有一座花园，里边有众多的餐厅和酒巴间。主厅是市内除“济卡斯”、“克罗纳”以外最大的，里边放置着许多结实的木圆台，可容3000人就座。官员们知道可能会有麻烦，早从市内调来125名警察，以控制人群。此外，在听众中还安插了一队骑兵和不少军官。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兵营里还有一连身穿绿色制服的州警在那里待命。
待希特勒的车队过得伊撒河来，大厅的大门已经关闭，除要员外，谁也不准进去。
因为全部座位被占，陈昱竟无法将一小批外国记者带进场去。
8时07分，希特勒的红色轿车“麦塞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