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尘梦录-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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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心地听取我的解释，看过有门封的照片，不容再不信，似乎很谅解了，再同到大高殿参观整理档案工作现况，用事实证明我们的努力，他们亲眼看见了我们在整理一堆堆的尘封故纸，有已经整理清讫、编号列架的，有尚未理楚的，对照着一目了然，于是他们不能不赞美了，说了若干恭维好听的话，倘若真是查而不办，应该已经非常明白，还说什么呢？
我们只有报以苦笑。约定了以后每天来看，预期一个月查讫再说。我想：“这是陪伴着刽子手先验看自己身上那一块弱点容易下刀，让他细细揣摩抚摸一番，然后动手。”这是多么伟大与滑稽。？
沈内长又告诉我，这一次的动机是出于载涛。载涛以王孙之尊，这番屈尊做了张大元帅府的翊卫长。在前清的看法，应该是帝室的亲王来做了草寇盗寨的随从喽？小头目，他居然不以为耻，真算得俊杰了。在我们议决处分食品、金砂、银锭一案，他以为有机可乘，于是足恭地向大元帅奏称：“故宫存有金锭三百万。”一语居然打动了大帅，所以有制止处分的一举，那“吴某、汪某要筹款助南”，无疑也是他编凑动听的一肋了。当时我向沈说：“他当时知道有如此巨大的藏金，为什么不奏明他的皇上动用救穷，倒反要将祖宗的金册编钟抵押给盐业银行借钱呢？”沈也不禁失笑了。？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到大元帅是冯玉祥的对头，博物院是南政府的间谍巢窟，大元帅有意要下手了，潘复之辈，自然无问题要承旨，国务院当然神气，他们纵然不敢将故宫还诸清室的手，只好让载涛枉自做梦。然而推翻现状，势在必行。
第二部分：成立故宫博物院索薪受窘（6）
原来定的以内务总长兼承这个差使，大约沈内长怕难做，于是推王士珍，王又转举胡馨吾自代，胡倒有意想试一下，但各方还不十分妥协，因之没有确定。初以查办入手，也以为必定有些毛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改组改做，挡住了一切反响，现在查察将及半月，看不出一点破绽，沈、刘两长并且口口声声称赞故宫章制非常完善，保管非常严密。
刘先生并加重语气对我慨叹地说：“外面诅咒诸位的非常多，我们今天方才知道都是冤枉，只觉得任劳任怨、艰苦卓绝的可敬。”
当时在十分苦闷之中，看见他沉着的表情，听见了他这样的措词，自然觉得是温逾挟广了。到了此时，两长自然将十几天的经过，报告了国务会议，他们知道不必再查。当时所谓“不过调查一下，不是查办”，现在变为办而不必查了。
在14日我见到沈内长的时候，他告诉我：“已经定了王士珍任院长，王书衡、袁金铠为副。”后来几经斟酌，仍留委员制，到本月20日星期二的国务会议，又议决了《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条例》若干条，聘任王士珍为委员长，王书衡、袁金铠为副委员长，但是还没有查完。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汤芸台说：“明天我们不必再去陪查了。”后来汤又来电说：“两长要求继续往看，还是全始全终罢。”我也无所谓，“横竖是冤枉”，管它呢！就也答应再去。
但是21日早起，我病了，这样的心力交疲，我又怎能不病呢。因为昨日既然答应，不可不去，仍旧到院陪着看完东路毓庆宫、斋宫等处，勉强竣事回来，感觉非常难支，热度大增，病莫能兴了，这样睡倒了两天。
23日的下午，同人约我在欧美同学会谈话商量应付之策，我力疾去参预。到了江翊云、汤芸台、俞星枢、马衡、沈兼士、彭志云同我，一共7人，泄气得很，一点也没有什么主意，前次拿来对付赵尔巽那些方案，没有一个提起，我忍不住说了一下，不见声援，只好罢了。
支持着病体回家，再睡，他们也都各散。我知道我们四面楚歌，士无斗志。在《管理委员会条例》通过的那一天，正是前次小产的保管委员会委员长赵次珊先生归西之日，“出师未捷身先死”，我真怀疑他是“气死”的了！
当时汪伯老给了我一封信，如左：
今日报载：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已发表条例及人选，前此维持会似已无形取消。闻其故一由内务府旧人之谗言，一由当局不满于江，条例虽未窥见，用意自可推测。弟近日因疲软多日未出门，前拟致函太原，虑着迹未果。鄙意现时 在事诸君宜极端忍耐，不特现时两长查看未毕，其陪看诸君，当照常陪看；即正副委员长到时，如愿点交，亦得允其同点。诸君原系纯尽义务，谅不惜此光阴。其雇用人员如此，需者可请新长暂留。声明委员会无薪，有所询问，或查点一切仍当效劳。雇员非薪不办，暂留者请照给薪可耳。惟如欲提取物件，不得不请委员长开单签名盖章，以明责任。万不可撤手自退，亦不可口出怨言。请台端切实与在事诸君言之。弟贱躯如稍胜，当诣谈。有必需鄙人作函等事，随时示知为荷！余章具。此颂台祺！两隐。夏正八月二十六日
这在国历是9月26日了，我又卧病了，两天之后，再到院，陪着沈内长查视北五所；因为刘农长调任奉天省长了，他不再来。下午我又到大院胡同去报告庄先生这一切经过。王聘卿也来了，他是来商量接收院事。
我在斟酌：“我同他见面呢？还是不见？见了，一切比较可以接洽，但是恐怕又跌入了漩涡。还是以不见为是。”最后决定了，我就避去。27日我就召集我主管的总务方面同人商量了一下准备移交的事。29日王士珍又一度书面表示固辞，当然不生效力。
30日，沈内长要来作最后的视察，在前夕，忽然江翊云打个电话问我：“明天沈总长来吗？”
我说：“来。”
他说：“我也来。”
到时，沈来，江也兴奋地来参加，又向我说：“已经见着王士珍谈院事极详，劝他，不动旧人，不要拿院中物品还清室，并且向他条陈了支持院务的策略。”
第二部分：成立故宫博物院索薪受窘（7）
10月1日，国务会议议决：聘任沈瑞麟、刘尚清、鲍贵卿、胡惟德、张学良、傅增湘、江庸、刘哲、赵椿年、陈兴亚、胡若愚、汤铁樵为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
旧维持会委员之中，留的只有江庸、汤铁樵。其中又有一段插曲：在查看了一段时期之中，本院对于这两位“钦差”及其随员，不能不有所见意。于是大家商量将古物馆的全部拓片，送给两位钦差一份；随员八位，各送“散字盘”及“莽量”一份，这两种是全部中最著名的精粹。
因为沈内长随员之中有两位：一是礼俗司长李升培，一是总务司帮办许福奎，许是多年我的同事屈居我的手下，新近升任去的一个纯谨之士；李是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一位最热中的朋友，他们知道了这件事，因为他们都同沈内长有一些戚谊上关系。于是许来对我讲：他们八个人都要全份，加上两长与大元帅府以及国务院各两份，一共要14份，归他去分配。
我素来不甚世故，鄙视他，又可恨他有所挟，当时对许没有答复。第二天，我见了沈内长，我直率地将这件事告诉了他。
他说：“这是李子栽（升培字）的要求，你不说我也知道的，不要理会好了。”
“是的！”我说，“因为故宫这些拓片，平常他们是定价出售的，并且价值甚高，博物院没有经费，都是靠这收入来挹注，他们这样赠送是尽东道之谊，也不是贿赂，送来自然可收，要求就不大好了。我是两面人无奈的很，知道部里的同仁不能得罪，我不能不同总长斟酌。”
他说：“是的，不要理他好了。”
同时，另外有一位我手下的同事，同李也素有往来，他来劝我，不要得罪他，据说他自己声言：“也有委员长的希望。”
“奇谈！”我说，“我只听说是王聘老，却没听见有李司长之说。”当然，这位同事也将我的话告诉了李。
？ 李发怒了，当博物院将两份拓片送给他之后，他连同这拓片写了一封信退还给我，信内指出了我的向沈总长陈述此事，认为我对他的不友谊行为，并说：“承赐珍品，原件璧还。”？ 我仍旧将原件退还给他，也回了一封信答复他：承认是我向沈说明此事，这是在我的立场应该这样做。并且告诉他：“拓片是故宫博物院所赠，如果不愿接受，应该退还博物院，与我无干。”这样完结了我们双方的不快，但是他并没有再退回，也没有再答复我。
15日，以农长刘尚清改任奉天省长而离京了。国务会议议决改聘新任农长莫德惠递补刘的遗缺委员，潘复宴请聘定的全部委员商量接收故宫，推定江庸、王式通、袁金铠、沈瑞麟四人做接收委员。？
20日下午本院庶务、会计两科会同来见，说是：“奉到江委员的通知，定明日接收故宫。”请示如何预备？
我答：“江委员也是旧人，既然吩咐诸位，只是遵照他的意思准备好了。”当时会长江叔老还在天津，自有翊云报告，我只告知了汪伯老及庄思老，连夜召会计科科长余千山君来宅结算一下经手账目，同时将存在我处的中华文化基金会所补助之流传费存款折据、支票等件，交与余千山转交翊云。第二天21日上午，翊云偕同王、袁、沈三位同来院中接收，江、王两位都是旧维持会的常务委员，他们一切都接头，我就没有去。我对故宫维持的任务，在此告一段落。
第二部分：成立故宫博物院索薪受窘（8）
24日，管理委员会发表大批干事如左：
马衡、俞同奎、彭济群、颜泽祺、恽宝惠、张玮、谭祖任、张鹤、梁玉书、许宝蘅、袁同礼、徐鸿宝、张允亮、沈兼士、陈庆龠、孙树棠、陈宝泉、杨策、张凌恩、瞿宣颖、李升培、许福奎、凌念京、伦明。
以上干事24人，旧人中马衡、俞星枢、彭志云、沈兼士、袁守和五位皆在其内，彭志云辞，沈兼士不理，马、俞、袁都屈就了。并且因为古物馆庄思老因病辞馆长，以江翊云继；图书馆馆长本来是江叔老，现在也连带去职，改聘了傅增湘；马衡仍任古物馆副馆长，守和仍任图书馆副馆长；袁金铠兼总务处长，恽宝惠副之。于是管理委员会大定了。
12月1日，我与恽恭孚同在福兴居有朋友约宴，恽告诉我本院改组后的情形，说：“王士珍处有攻讦你的信，并且说有通南既国民党的嫌疑，王老是不愿追究。”
“什么通南，过一过又要说我通共了。有盗窃的嫌疑吗？”我笑问。
他说：“没有！”
后来又听说：他们在袁金铠处攻我尤烈，袁也没有理会。这都是我们共患难的自己人。？ 我自责地想：“我的不善处世，以至两面不讨好，这是事实告诉我了！”我不推卸，也不后悔。所伤心的，是这些先生们，告到敌对方面，不惜陷之于性命交关的地位，而且不怕为对方所窃笑。此却为何？至今没有明白。
此后，我还是向这两面不讨好的路线走着。？
以后的一段大致有7个月的时间，我不得不脱离了博物院，一个最鲜明的对照，我不能不自己提出的，是：在故宫整个被北洋系政府强力控制的时间，我是自认接近南方国民党的，北大系统朋友却认为我是北政府的人。如今我退出了这个局面，而他们自己反而在忍辱负重的名义下同流了。
这时候，彭志云是东北人却也不与东北人合作，是我钦佩地引为同志的，沈兼士虽然有不合作的形式，但是他并未辞职，而其唯一手下的学生史明，却成了袁金凯的心腹，后来随袁到东北去做了县长。袁守和却与傅增湘发生最密切的关系，以致破坏了院章，将宋版孤本的《郡斋读书记》携出，交付商务印书馆影印，惹起了麻烦，虽然只是为了生意经。
在这7个月之内，南京政府方面，依旧时时通讯与我们注意其事，我们也还有些旧雨在内通消息，似乎并未放弃责任，实做了通南的勾当，我只有感激王士珍、袁金铠以及沈内长诸位的雅量，并没有重视攻讦人的意旨。虽然张作霖大元帅在怀仁堂“昭告”我们有“食刘秀之禄，做王莽之事”的警语。
第二部分：成立故宫博物院复院与经费（1）
转眼到了1928年夏天，我还是在内务部兼市政公所坐办任上“食刘秀之禄”。
国民党北伐军到了济南，北政府人心惶惶了，忽然沈内长向我说：“不要紧了，国民党的军队，在济南被日本人横杀一枪，给挡住了。”
这就是蔡公时被杀之役。我听着不免腹诽，我知道日本人做生意的惯技，觉得格外气愤，同时也不免忧虑。我们实在对北洋系那些军阀武人讨厌透了。所以有“偕亡”之感。并不是与国民党有什么特别交情。若论交情，自然是与北方关系深。？
但是，民厌之的，天厌之。张大元帅这位“刘秀”终究支持不下去而下旗回东三省老家了。他英勇可取的是没有向敌人妥协而被炸死于皇姑屯。我觉得终究盗亦有道，胜于朝秦暮楚的文人掩护在某种名义之下，比无法合作可爱多了。那一天，市政公所有一位元老素以识时务著名的某先生忽然穿中山装了（那时候我们大都多穿长衫），我笑着说：“气候要变。”而皇姑屯的消息立刻传到。？
转瞬之间，青天白日旗飞扬到故都，北京改了北平，市政公所改为市政府，何雪竹（成睿）接任市长，我由“坐办”转任了秘书长。易寅村以农矿部长负责接收故宫博物院，又任我做农矿部简任秘书接收北洋政府的旧农商部，我是四个委员之一。那四委员中有一位是参事萧瑜号子升，他是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李石曾欣赏的湖南少年。在易寅村第二次任教育总长时做了不到一个月的教育部秘书，他是易先生在长沙第一师范时代的学生，在李、易两位被段祺瑞加上共产党“红帽子”避地东交民巷时，促成了李玄伯与易的女儿淑平小姐结婚，而使李、易两先生成为亲家。
易先生负责接收故宫，却在南京无法离开农矿部北来，所以他只有另行委派在北平的朋友来代办。可是，他第一电派了四个人：马叔平、沈兼士、俞星枢、萧瑜，而没有我。萧是与故宫亳无历史关系的，大家觉得非常奇怪，尤其庄思老替我不平，并且觉得此事非我不可，难道易寅村会不知道？实在值得诧异。
但是第二天即另外接到补发一电加派了我。庄蕴宽先生还说：“寅村真糊涂，吴瀛如何会漏去？人家还以为我们是争来的呢。”
我笑了一笑，没有说什么，可是胸中雪亮，第一电是李玄伯代发的，他始终对我以内务部“间谍”相待，萧瑜是他拉进去顶我的。第二电是易先生发觉了再补，他们翁婿间也许还有磨擦呢！北大系的朋友，对我这个内务部的监察官员依然是成见极深的。而我都做了什么，他们并不清楚，所以我不怪他们。？
那时北平军队交接，一切都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人心惶惶，险象环生，有一个顺直特务委员会在南池子，那是属于国民党，是早有的地下工作机关或是临时挂上牌子的？我不清楚。
我们在192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