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宫门之变-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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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上将、领司徒、陜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至二万户，位在诸王之上，太子李建成之下。李渊又下诏特许李世民自置官属，俨然形成一个微型的朝廷机构。武德八年李世民又兼任了中书令，成为宰辅，集军权、行政权于一身。李世民身边文臣武将聚集，许多地方官员也投入他的门下，形成了庞大的秦王集团。这些人投靠李世民，不是单纯地被李世民的功绩所吸引，而是希望靠着李世民这棵“大树”，实现自己的“进步”。以洛阳为中心，潼关以东地区几乎只听李世民的号令。秦王权势之大，终于引起了李渊的警觉。
到现在，李渊已经犯下了三大错误。第一，他过早地确立了太子，断绝了以继承权的分配来调整诸子矛盾，适应新的权力格局的可能性。第二，他虽然确认了李建成的太子地位，却又放任李世民四处征伐，掌握越来越大的军权，控制越来越多的地方政权。客观上，李渊为自己确立的太子树立了强大的对立面。第三，他一味地以高官实权来补偿李世民，希望能平衡李世民的心理落差，实现权力结构的稳定。但是李世民志存高远，不断落在自己身上的头衔非但没有平息李世民的不满，相反还激发了他追逐更大权力的决心。可以说，第三点错误是李渊致命的错误，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三
太子李建成也不是等闲之辈。他要保卫自己的地位。
李建成长期经营政治中枢，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构造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长安，李建成拥有一支完全听命于东宫太子的军事力量——长林兵；关中地区的文武官员基本被太子网罗在自己周围。因此，尽管在全国范围内，李建成的势力不如弟弟李世民，但在关中局部、在京都长安，李建成完全拥有对李世民的实力优势。在长安的齐王李元吉的势力远比不上大哥李建成，但他和大哥一样对李世民心存妒忌，非常不满。李建成就和李元吉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对付李世民。
尽管兄弟间的猜忌日益加深，但三人间的矛盾是逐渐显现的。在唐王朝统治尚未巩固，天下依旧大乱的时候，兄弟三人基本相安无事。李元吉还参与了李世民在关东地区的征战。
唐朝建立的第五个年头，全国统一战争即将结束。打天下的阶段要过去了，终于到了大家处理内部权力矛盾的时候了。李世民荣耀地进入了京都长安。他那庞大的声望和势力让李建成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长安的大臣们也不是傻瓜。大家看到老皇帝李渊优柔寡断，看到最新的实力对比关系，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大臣们以兄弟矛盾分为两派，互相倾轧。宰相裴寂，大臣王珪、魏征，将领薛万彻等跟随李建成、李元吉一派，此外还有李纲、窦轨、裴矩、郑价果、贺德仁、徐师漠、欧阳询、任璨、唐临、韦挺、唐宪、荣九思、武士逸（武则天的叔父）、裴宣俨、袁朗等人。将“宝”押在李世民一边的有大臣萧瑀、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将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侯君集、段志玄、王君廓等，此外还有高士廉、柴绍、唐俭、张公谨、刘师立、李孟常、张亮、庞卿挥、樊兴、元仲文、秦行师、封伦、钱九陇、刘弘基、公孙武达、屈突通、杜淹、李安远等人。掌握外地兵权的将领李靖、徐世绩，朝中大臣宇文士及等人则保持中立。
派系之争紧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而出现。
兄弟相争
一
最先发动进攻的是哥哥李建成。
李建成恨恨地说：“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他凭借自己在政治中枢的基础，希望通过正常的途径，有计划地逐步削夺李世民兵权和势力。前哨战是从调整秦王阵营重要成员的官职开始的。
在李建成等人的主导下，李渊轻易就同意了一系列人事任命。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离开秦王府，出任外地文官；武将程知节外调为康州刺史。一时间，“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这些谋士和亲信都是吹吹打打地到地方去担任实职的，李世民为什么担心呢？因为身边亲信被不断调离，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李世民身边出谋划策和冲锋办事的人少了，间接地影响了李世民对朝政的掌握和控制。
如果李世民的目的是做一个称职的好藩王，那么这些幕僚的离去不会对他的心理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李世民的人生目标并不止于此。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但是重要的人物必须尽力挽留住。比如像杜如晦这样聪明识达的王佐之才，藩王是用不上的，但是皇帝肯定能用得上。房玄龄就评价说：“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李世民觉得事态严重了：“尔不言，几失此人矣。”他违背正常的人事程序，急忙将已被任命为陕州府长史的杜如晦调回秦王府。
李建成还开始收买秦王阵营的成员，希望为己所用。李建成首先看中的是勇将尉迟敬德。太子属官载着一车金银，悄悄地去拜访尉迟敬德。来人说太子是如何看重尉迟将军，相信将军以后肯定更有作为。尉迟敬德断然拒绝说：“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背离秦王投入东宫，我不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吗？太子要个卑鄙的小人又有什么用呢？”尉迟敬德将满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了来人。
李元吉的涵养不够，听到哥哥手下的回话后暴跳如雷。当天夜里，他就派了个刺客去刺杀尉迟敬德。刺客溜进院子，隔着窗户偷看，寻找下手的机会。尉迟敬德行伍出身，早就发现了刺客，故意洞开大门，斜靠在床上休憩。床边放着长矛。刺客知道尉迟敬德是身经百战的勇将，现在又见他这样坦然相对，愣是没敢动手，偷偷逃走了。
李世民也没闲着，开始收买李建成的亲信。他的“挖墙脚”工作比李建成阵营要稍微成功一点。虽然没有大将领转投入李世民阵营，但有几个小角色投靠了李世民。在做“二五仔”的人中有一个职位很低的军官——玄武门的值勤军官常何。常何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但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刚好轮到他值宿玄武门。正是常何在之后决定历史走向的那场大事变中提供了一把打开宫门的钥匙。如果知道事后的结果，不知道李建成会不会对常何这个小军官充分重视起来？
历史就是这么奇怪，重大事件的结果往往就是由一些不经意的小铺垫决定的。第一阶段的人才争夺中，李世民取得了胜利。不甘心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就将战场转移到了李渊的后宫。
李渊很清楚宫门之外党同伐异、兄弟相争的现实，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办？李渊是政坛高手，却处理不好家事。当骨肉亲情与政治纷争纠集在一起的时候，李渊更是不知从何下手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采取了一种近乎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儿子们的矛盾不闻不问，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费在后宫生活之中。李渊晚年宠爱很多嫔妃，生下了许多幼子，希望从她们那里得到亲情的回报。
儿子们可没放过躲避起来的父亲。李建成首先曲线救国。东宫的人经常在后宫出没，给后妃们拍马送礼，讨她们的欢喜。在第二回合的斗争中，李建成取得了胜利。这倒不是李建成他们采取了多么灵活正确的方针政策，而是李世民的后宫人缘基础太差了。李世民平定洛阳的时候，宫中派遣一些妃子来接收王世充等人的后宫。这些后妃私下向李世民索取珍宝和其他战利品，李世民断然拒绝了。之前，李世民在关东广大地区说一不二。宫中自然有人来走后门，为自己的亲戚谋官谋利。李世民一概拒绝。一来二去，宫中人对李世民的态度就很差了。现在有李建成一帮人的挑唆，收到好处的后妃和宫人们很乐意在李渊面前尽说李世民的坏话，顺带说说太子的好话。
这些小皇子的生母为了自己的前途，往往结交年长的皇子，为李渊死后自己的前途早作准备。建成与元吉二人和嫔妃们各取所需，交往密切。李建成也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后宫的情报。8
李渊久经官场，对这些抹黑手段心知肚明，但架不住宫中充斥着的关于李世民坏话的侵扰，对李世民的印象自然比不上以前了。
李世民亡羊补牢紧急展开“后宫外交”。秦王王妃长孙氏开始频繁出入宫中，贿赂嫔妃，求得后宫势力的支持。史载长孙氏“孝事高祖，恭顺妃殡，尽力弥缝，以求内助。”李建成的财力不如李世民，而“后宫外交”很大程度上就是“金钱外交”。李建成的资金匮乏使他第二回合开始的优势逐渐丧失，只能酸溜溜地说：“秦王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
二
最先动杀心的人是齐王李元吉。
《旧唐书·元吉传》说：“及与建成连谋，各募壮士，多匿罪人。复内结宫掖，递加称誉，又厚赂中书令封伦以为党助。由是高祖颇疏太宗而加爱元吉。”
李元吉是李建成、李世民争权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不论是血统、能力，还是声望，李元吉都比不上两位哥哥。他在感情上亲近大哥李建成，为大哥的登基之路出力颇多。但是李元吉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没有接受过现实政治的考验，一直漂浮在金碧辉煌的天空中。
李元吉和两位哥哥的年龄相差很大。唐朝建立李元吉被封为亲王的时候，他只有15岁。与两位哥哥真刀真枪地参与王朝肇建不同，李元吉进入政坛的时候起点很高。他以一种众星捧月的状态参与政治操作，他将政治理解得太简单、太鲁莽、太直接了。李渊虽然让李元吉经过了几次基层锻炼。结果在中国特色的政治环境下，齐王李元吉的政治锻炼异化成了“镀金”和“度假”。
李渊不愿意骨肉相争，希望通过家庭表面的和睦来加深亲情。他好几次临幸太子东宫，召集几个儿子聚会，营造和睦氛围。这样的场合，李世民是不得不参加的。李元吉的鲁莽起了作用。他命令部属护军宇文宝带人埋伏在李建成的寝宫中，打算在父子聚会的时候，一拥而出，杀死李世民。
李元吉为什么起了杀意呢？因为他想不出更复杂的手段了，他等不及更缓慢的政治操作，他想看到迅速的结果。
面对可能的流血，“性颇仁厚”的李建成摇头反对。他怕事情不成，更接受不了在父亲面前杀死弟弟。他想了很多，还是希望通过正常渠道，而不是流血凶杀来解决兄弟权力之争。李建成甚至可能还骂了李元吉，责备他不应该产生这么凶恶的念头。李元吉不高兴地对大哥说：“我这是为大哥你着想，与我有什么相关？”
在李建成与李世民的争权过程中，魏征是个不得不提的人物。他作为李建成的主要谋士，为李建成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与李元吉一样，魏征多次建议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征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都不被李建成采纳。对此，魏征感叹不已。
李世民成为唐太宗后，曾经问魏征：“你老是离间我们兄弟，为什么呢？”魏征说：“先太子如果能听魏征的话，我也就没有今天的福分了。”9对魏征此言，唐太宗点头表示赞同。
魏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对人心的把握。他非常清楚李渊的心理。随着唐朝的统一和稳固，李渊已不再是那个争夺天下的枭雄了。李渊对儿子们争夺皇位继承权的行为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他要避免骨肉相残，希望大家各安其位，却只会采取“和稀泥”的方法，既要维护李建成的太子地位，又对李世民的功勋心怀感激，一再补偿。兄弟俩每每产生争执，诉到李渊那里，李渊不是对双方劝解、斥责一番，就是把罪责归于其僚属。结果造成兄弟俩的矛盾越来越深。矛盾已经激化了，但是李渊的心理没有改变。魏征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渊能够接受的只能是通过正常途径、缓慢地削弱李世民的势力。
李建成苦恼的是通过正常人事途径和后宫途径削弱秦王力量的两个回合，自己都没有捞到好处。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呢？
这时候从宫中传出一条情报。李渊对宰相裴寂等近臣评价李世民说：“此儿典兵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陈叔达等人见李渊有准备贬责李世民的意思，慌忙谏阻。李渊也没有再说什么。魏征敏锐地窥探到了李渊的点滴真实想法。他发现李渊已经对李世民的大权独揽开始感到不满了，太子阵营完全可以利用皇帝的这个情绪为己所用。
三
兄弟二人的第三回合较量开始了！武德九年，李建成毕竟还掌握着行政力量，通过正常途径征得李渊同意，对李世民势力开始抑制和削弱，但并未损害其根本。
这一年的六月，心力交瘁的李渊对李世民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你的功劳最大。我想立你为嗣，但建成年长，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太子了，我也不忍心夺他的位。我看你们兄弟是互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我想让你出居洛阳，自陕以东地区都由你做主，建天子族旗。” 原来李渊想将天下分为东西两部分，将东部封给李世民，给以天子待遇。他希望以此来解决权力矛盾，避免冲突，保全诸子。
李世民同意了。但是李建成、李元吉认为李世民如果盘踞洛阳，有土地甲兵，天下就不失完整的天下了。同时从权力斗争上说，将李世民留在长安，也容易解决。以此太子集团的人多次秘密上奏说：“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李建成还发动后宫以利害说服李渊。李渊认识到自己的妥协计划将会导致国家分裂时，改变了主意。李世民没能出居洛阳，在李建成等人的进攻前，处境越来越危险。
当时突厥大军再次南侵。李建成决定利用突厥寇边的良机，实质性地削弱李世民的势力。太子阵营的人上奏以李元吉为元帅，征调全国精兵强将出征与突厥决战。秦王阵营的许多文臣谋士都在被抽调的范围内。李渊同意了这个奏折，任命李元吉为北伐军主帅。李元吉公开征调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大将和李世民属下的精兵，“夺太宗兵以益其府”，组建北伐军。
这是名正言顺的实力抢劫。李世民遭到了沉重打击，在首都的力量对比中处于了危险的劣势。他感到形势紧急，连忙找亲信商量。参与密谋的有李世民、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
武德九年六月三日，亲信们争论了一天一夜，得出的结论是：“事急矣！若不行权道，社稷必危。周公圣人，岂无情于骨肉？为存社稷，大义灭亲。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成？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草泽，不得居王左右。”意思是：现在形势已经很紧急了。如果不行“权道”，我们的阵营就很危险了。周公这样的圣人，都不顾骨肉亲情。李世民为了国家社稷着想，应该大义灭亲。如果当断不断，就是坐等他人的屠刀落下。那时候，我们这些秦王阵营的人就会四处逃匿，家破人亡了。
李世民下定决心，与亲信谋划了一个大计划。
四
当天夜里，李世民就进宫向父亲李渊告状。他哭哭啼啼地诉说太子和弟弟元吉是如何处心积虑地要谋害他。为了增加自己的优势，李世民还“检举”哥哥弟弟两个人竟然在后宫奸淫后妃、宫女。李渊听到这样令人震惊的消息后，与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