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当代丐帮-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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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准备扒车回家
郭新民今天的“收入”又非常差，只讨到5元6角钱、六把米，捡了8个矿泉水瓶子和一些木头。我和郭新民走进邓家湾时，他买了一筒面条，说这是今天的晚餐。 回到他租住的房子时，已是晚上9时多了。另外的5个人已在家吃面条的吃面条，煮面条的煮面条，面条与昨天所见到的一样。秦文庭边煮面条边说，没想到在武汉这个大城市讨钱这么难，每天只能讨几块钱。他们经过商量，决定过十来天就回家。 这是我料想到的，但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要踏上回家的路途。我问：“那你们没有来多少天呀！你们可以多在武汉呆一些时候，也好多讨一些钱回家。” 张先红接过我的话回答：“不了，呆在这儿不如呆在家里踏实，总想着家人。能在这儿讨到钱也好说点，讨不到钱是受活罪！”对于我问的在武汉呆了多少天，6个人都说没有读过书，竟不记得来了多少天，至于今天是几日，也不知道。他们说反正快过年了，一定要赶在过年之前回家。 我为他们担心：“您们每天讨的钱除了生活，还有没有剩余？积攒的钱够买回家的车票吗？” 他们众口一词：“哪有钱买车票哟，我们好歹要扒上一辆拖煤的火车回去。” 我连忙阻止：“不能扒火车，那很危险不说，弄不好还会被人抓起来。” 张先红说：“不扒火车还能怎么样回去？我们手里又没有钱。” 是呀，没钱怎么回家，除了扒火车还能有什么办法？我只好转移话题。我问他们以后还会出来乞讨吗。他们每个人都说，乞讨真的非常艰难，自己颜面不顾了，却没有人愿意施舍。张先红说，再也不会出来做乞丐了，出来发不了财，家里再穷也要守着一家人过日子。 我问他们能不能留个电话。话音未落，郭新民就接上了：“电话？我还从来没打过电话呢，穷人谁安得起那个！” 秦德明说，镇上有部电话，但没有事，谁会去打呢，因此也不记得号码。 郭新民开始烧火煮面条了，我起身向他们告辞。临走时，我向他们建议，马上就要过年了，武汉人荷包里会比平常“暖和”，坚持到元旦可能讨钱要多些。等讨到了钱，再买张车票安安稳稳坐车回家多好，毕竟扒车危险性太大。他们都点头称是。 走到一个房屋的转角，我回头最后看了他们一眼。张先红正端着碗，目送着我离去，郭新民和秦德明则趴在地上对着钢灶吹风，一明一暗的炉火映着他们苍老的脸。我知道，我刚才的话对他们只是一种安慰，手上没有钱，说什么话也没用，该扒火车照样会扒。 走在路上，我的心里一阵阵酸楚。我是真的不愿看到这些老人出来乞讨，年龄最大的都78岁了，正是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然而生存的重负依然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不得不漂泊异乡，在城市的风雨中伸手向人乞怜，到了年边要扒着火车回家过年。是什么导致他们要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仅仅是命运吗？我一直在思考着……
第十四章 “三进宫”的“乞丐大盗”
1、“三进宫”的老凌
2002年11月中下旬的一段日子，我在汉口一带寻访四处的流浪汉和乞丐们。那段日子的夜晚，我几乎都是宿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一片空旷工地旁，那里也是一个乞丐群居的地盘。
这里的工地由于闲置很久，一帮流浪汉和乞丐纷纷在这里搭起简易的棚子，捡几块木板架起一张床，就成了他们临时的一个家了。我就是在这里认识老凌的。他独自一人住在一个木棚里，我进去和他聊天，提出和他“搭伙”住，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找来几块木板，为我架了一张床。
老凌今年50岁，湖北麻城市闵集乡人，他在28岁那年得了一个怪病——肌肉萎缩。大腿莫名其妙地萎缩，比小腿还细；胳膊也开始萎缩，上面比下面细。他有一个兄弟也这样，有人说是遗传，可他的祖上三代都没有患过这种病。他不信，说是老天要惩罚他，让他受苦。他行动起来很不便，站起身都是臀部先起来，走路的姿势也是趔趔趄趄的。身体的原因，使他只能靠捡垃圾和乞讨为生。
老凌坐过牢，并且是“三进宫”。他在20多岁的时候，那时腿脚还很正常，有一年过年时，村里杀了两头猪，放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半夜，他一个人撬开大门，弄一个很大的树丫，将半边猪搁在树丫上，轻轻地拖回了家。偷回来半边猪后，他觉得不过瘾，便又“杀”到办公室，又偷回了两个半边猪。但“不幸”的是，他被人举报了。公安部门到他家搜查，发现他偷的东西不光有猪，还有大量说不清来源的物品，这些赃物整整装了一汽车。他被判了8年刑。
讲起偷盗的事情，老凌丝毫不觉得脸红。他有一个怪理论：“人怎么致富？最快的途径就是一个字——偷！”据他讲，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养成了习惯，见什么偷什么。这个习性也使得人们对他避而远之，甚至最亲的亲人也离开了他。21岁时，他曾与一个浠水的女孩结婚，并育有一儿一女。但因为被判刑，坐牢期间，老婆带着儿女远走他乡了。
老凌伤心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觉得无所谓了。他说：“我并没有觉得不能生存了，我还有一双手，不相信会饿死。”1996年，老凌来到武汉，在汉口二七路租了一间房子，还买了一套修鞋机，开始干起修鞋的活。他要的价钱比别人高，别人只收1元，他要收2元，但尽管如此，他的生意还是很好，因为他的手艺很不错。
老凌生性好动，还喜欢打牌。修鞋的那段时间，他每晚吃完饭后都要与几个在汉口做生意的老乡在一起“斗地主”。一天晚上，打完牌回家，家当都被偷了个精光。好在手头还有些钱，他又买回一台修鞋机，在汉口球场街重新开业了。
也许是老天作弄人，老凌的修鞋机又连续两次被盗。老凌说，自从干起修鞋的生意后，一直比较本分，控制自己不去偷东西，因为生意还不错，一天最少有30元钱的入账。他自嘲地说：“妈的，我不偷别人的东西，别人却偷起我的东西！”
第三个修鞋机被盗后，老凌便没有钱买了。房东催要房租时，他没有办法，只好卷起被子过起了流浪和乞讨的生活。
老凌如果坐着，丝毫看不出是个残疾人。但只要一走路，就可以发现他走得很吃力，几乎是整个身子倾斜着向前走。他说，我坐着讨钱没有人给，因为别人看我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走路呢，别人会认为我趔趔趄趄是装的，所以每天讨的钱很少，连生活都维持不住。
老凌“故疾”重患了，白日乞讨的时候，他到处“踩点”，发现可以盗窃的东西，便晚上出击。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是建筑工地，一般是下半夜两三点钟，趁那些守门的睡着了，便偷一些值钱的钢板、钢材拿去卖。
我有些迷惑不解，以他的身体状况，怎么能运得动那些建筑材料呢？他说：“很简单，搞一个折叠式手拉车，有什么东西不能偷的？”他洋洋自得地说，以前曾和一个湖南女乞丐租房子住，除了米是买的，其他的油、酱油、胡椒、味精什么的，都是晚上趁街头做夜宵生意的在下半夜打盹时偷的。
尽管是老偷儿，但终有失手的时候。他在偷建筑材料时，两次被工地的保安捉住。“这两次失手，一次把我关了一年多，一次把我关了两年多。”他说。
2、和老凌一起“借”钢管
说起偷盗之事，老凌从来不用“偷”字，只说“借”。他认为，人只要没有钱了，就可以去“借”点东西换钱。只要胆子大，敢“借”，人就不会饿死。哪怕被逮进去了，里面也有吃有喝，不比在外面流浪、乞讨差。
一天晚上，老凌建议我跟他一起到汉口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工地去“借”钢管。他说：“我下午看到那个地方又割下来好多钢管堆在那里，今晚是一个好机会，你跟我一起去，卖的钱我们一人一半。”
说实话，老凌总给我讲他的偷盗故事，说得有板有眼，我也想亲眼见识一下他“借”东西的本领，当即一口答应了。不过，我有自己的思考，他要是真“借”的话，也不能让他得逞。毕竟我有自己潜在的身份，不可助纣为虐。
晚上10点多钟，我请老凌喝酒，他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他一会儿神吹自己是怎样从别的乞丐手里抢过矿泉水瓶换钱，一会儿又侃自己坐牢的“光辉”经历，可我没有听的兴致了，一直在想着等一会儿“借”东西的事。
12点多钟，老凌大概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便拿出手拉车，告诉我可以出发了。出了门，他走在前面，姿势依然往前一倾一倾的，每走一步都像随时要摔倒。就是这样一个连走路都困难的乞丐，竟然是盗窃老手，真令人匪夷所思。
走了大约400米远，到了老凌所说的那片工地。我看了一下表，这么短一点路程，我们竟走了40分钟。若以这种速度，“撤退”时倘被人发现，怎么跑得急！我诚惶诚恐，提心吊胆，着实捏着一把汗。
其实，钢管还是有人照看的，旁边就有一个亭子。他放下手拉车，示意我和他一起坐下，然后，他点燃一支烟，四周巡视着。
远处白天喧闹的汉口火车站，此时十分寂静。整条道路几乎很难看见行人，偶尔才有一两辆空的士从此缓慢滑行而过。工地上，10多根铝合金钢管躺在那儿，在路灯的照射下，闪着灰白色的光。
我的心“咚咚”直跳，再看老凌，他却悠哉游哉地抽着烟，只是两眼不时地往工地四周扫描，看有无可疑之人。一根烟抽完后，他艰难地站起来，很果断地告诉我：“小兄弟放心，现在没人，我们可以过去了，动作要快。”说完，他解开了手拉车上的绳子。
我按照老凌的吩咐，拖着手拉车装作晚上捡垃圾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走到那堆钢管旁。老凌则跟在后面。看看四围无人，他马上动作麻利地抬起钢管，轻轻地放在手拉车上，一分钟不到，就已经装好了两三根。我装作给老凌帮忙，心里却在想着该怎么阻止这场盗窃继续下去。他看我动作缓慢，很生气地吼：“快点干，发什么呆？”
我扶着手拉车站在那里，正束手无策时，突然看见远处一辆白色富康车驶出汉口火车站广场，朝这边驶来。我连忙对他说：“老凌，像是警车，快，我们跑！”那车恰巧也很配合，停在不远处的发展大道旁。
一直低着头搬钢管的老凌一听这话，惊了一下，马上放下钢管，一瘸一拐地准备逃跑。跑了几步，回过头来问我：“哪里？人在哪里？”
“那辆富康车刚才在这儿停了一下，刚才我好像看到亭子里的灯亮了。”我指着附近的那个一直黑着灯的亭子。老凌还是有些害怕了：“他妈的！今天是有鬼，你去把车子弄过来，我在前面等你。”
我提着手拉车来到老凌面前。他仍然不死心，准备再坐着等一会儿。我一个劲儿劝他今天算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明天再来下手也不迟。并且我摸摸心口，说刚才心跳得厉害。他骂了我一句，说：“你这个胆小鬼，一点动静就把你吓得尿流。你一惊一诈的，把老子也吓得够呛！”毕竟是有些心虚了，我们开始打道回府。但回去的路上，他一步三回头，似乎很不甘心就这样空手而归。
3、老凌的女人
第二天上午10时多，太阳从棚顶间隙射进来的光辉“刺”醒了我。我睁开惺忪睡眼，发现老凌正坐在床边就着白酒吃馒头。他喝酒的动作很猛，一口灌进去半两酒，然后啃两口馒头。
我想起昨晚的事，想他一定在怪我，便朝他赔不是。他说算了，不提昨晚的事，只顾喝自己的酒。这时，他从荷包里掏出烟来。这一次，不是像平常那样直接从口袋里摸出一根，而是把整盒都掏出来了。我一看，是一包“长城”牌香烟，这种烟要两元多一盒，对他来讲算贵的，心想他肯定在炫耀自己的烟，便就势恭维他：“老凌，你抽的烟很高级的！”
老凌“哦”了一声，说：“我不喜欢抽那些‘水货’烟，那些烟一点味道都没有，我要买就买两块多钱一包的烟。”其实，他平常很少自己买烟，很多时候都是从地上捡“烟屁股”抽。
我想起老凌的老婆。据他说，他第一次坐牢前在村里生活还算不错的，抽的烟也是有档次的，这都得益于他的老婆很会操持家务。
我问：“你从牢里出来后，就没再去找你老婆？”
老凌很轻蔑的样子说：“那有什么找的？我一个人还自由些。”老凌出狱后，1995年曾去找过他的一个女儿。女儿在罗田县一家工厂上班，但仅此一次，再也没去找过。我猜想他和他的老婆之间也许另有隐情，但不好刨根问底。但我猜测，如果他的老婆没有走，而是在家等着他回去，他也许不会选择流浪。
平时，老凌是个喜欢谈论女人的人，要想找他说话，从“女人”入口是最容易打开他的话匣的。我让他给我讲讲他的罗曼史，包括流浪以后的。这下老凌来了精神，边啃馒头边侃了起来。
老凌讲，他来武汉修鞋时，经常有一些擦皮鞋的中年妇女跟他“搭白”（方言，交谈的意思），一“搭白”就好上了。“其实那些女人都是冲钱来的。刚好上时她不会找我要钱，但过了几天后就说这困难那困难地问我借钱，那还能不借？但一借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我说：“这么多年来，跟你相好的恐怕有很多吧？”
老凌一脸的自豪：“以前做生意时，手头有些钱，我每到一个地方租房子，就会有不同的女人找我。如果没有女人找我，我会找她们。现在不行了，身上没钱，找了女人也养不起。不过平时要想找个女人玩一玩也容易，花的钱也不多。”老凌叹了一口气，尔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这样的女人都没意思。要说让我最难忘的女人，还真有一个，不过我可从来没对外人讲，你听不听？”我说听。
原来，2001年上半年，老凌在汉口新华路流浪时，曾和一个30多岁的女人发生了一段恋情。老凌讲，那段时间他总看到一个女人，背着一个包，坐在新华路长途汽车站候车大厅的凳子上，目光呆滞地注视着进进出出的旅客。一连几天都在那里，不吃不喝，也不像买了票要乘车的样子。凭经验，老凌判断这个妇女是外地人，很可能是想回家却没有钱。
他主动上前搭讪，并请她吃了一个盒饭。开始那妇女对他很警惕，不太和他讲话。但发现他没有恶意时，终于告诉他，她是湖南湘潭人，三个月前因和老公拌嘴，一气之下撇下儿子到武汉打工，但不幸的是，遇到了一个“黑心”老板，做了三个月不但一分钱不给，还经常调戏她，令她难以忍受。现在她又想儿子了，想回湖南老家却没有钱，又没地方住，所以只好等在汽车站里。
老凌不失时机地安慰她，并带她到小南湖洗澡，然后带她到中山公园里去散心。那女的说老凌虽然身体不好，但心地善良，是一个好人。老凌觉得一切水到渠成，就这样在公园里度过了他们的第一个共同之夜。第二天，老凌就在汉阳花80元钱租了一间房子，和那女人住在了一起。
从此，老凌到外面去“衔食”，女的操持着家，两人俨然一对夫妻。而老凌呢，觉得又回到了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可惜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一天，那妇女说想念儿子，要回家。老凌一直担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