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选集-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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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在三个例子中都察觉到是有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被发现〃或预测，我们为此而感激，同时也感到讶异；这三个原则中的每一个都是德国人的自我忏悔、自我谅解和自知之明当中最为细心的一部分。我们赞同莱布尼兹所谓〃我们的内心世界甚为丰富、宽阔而且隐秘〃的说法；不过，身为德国人，我们就和康德一样，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根本妥当性，以及一般可被称之为是因果作用的事物都会感到怀疑，而可知的一切在我们目前看来似乎较无价值。
①休姆（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政治家，是反对因果律的经验主义者。
②黑格尔（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是绝对的观念论者，他企图以辩证法来解答一切的问题，而且还以为真的〃解答了〃一切问题。
我们德国人应该都曾像黑格尔一般——就算以前不曾有黑格尔这个人存在，因此我们（和所有的拉丁民族相形之下）不将一切归因于那些〃是——〃，而归因于其意义更深而价值更高的转化和进化，我们对于〃存在〃之概念的妥当性几乎毫不相信。这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事例，因为我们并无意对人性的逻辑，亦即逻辑本身，亦即唯一的逻辑让步；相反的，我们宁可相信这只是个特殊的例子，而且可能是最奇怪，也最愚蠢的一个。
第四个问题是，叔本华的悲观论，也就是说，存在价值的问题，是否也属于德国人的，我倒认为不是。在这个问题之后将会发生的事务乃是确然可以预见的；因此，一个心灵的天文学家可以计算出这件事将会发生的时刻——亦即，基督教上帝的衰微、科学之无神论的胜利，是全球性的欧洲事件，其中每一民族都参与了仪式并分享荣耀。反之，倒是德国人（那些与叔本华同一时代的人）耽误无神论的胜利甚久，并且曾使之陷入最危险的境地。尤其是黑格尔，更使这胜利迟滞延搁，他企图以我们的第六感——〃历史感〃，来说服我们相信存在的最后之神性。
身为哲学家的叔本华是我们德国第一个自认不变的无神论者，他对黑格尔的敌意由此可见端倪。他认为存在之非神性乃是可明了、可探知，而且毋庸置辩的事实；当他看到任何人对此感到犹豫或作旁敲侧击的刺探时，常常会失去哲学之沉着而变得十分激动。由此便可看出他那全然刚直的性格，他对〃绝对而诚实的无神论〃这个问题的提出，便是欧洲意识最后而艰苦的胜利，亦是二千年来对真理之训练的一项验收行动。最后，对于上帝之信念的那一套谎言也就无法再继续容忍下去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基督教之上帝究竟获得了哪些成果——基督教之道德观念自身和诚实的理念，甚至也日益谨严；无论其付出的代价如何，基督教意识之自白的奥妙，终究解释并提升了科学的意识和知性的纯度。将自然视为是神的善与眷顾之明证，乃是对自然的蔑视；以神性的理由来解释历史，就等于是对世间之道德次序和其最终目的的一项证言。以一个虔诚的信徒长久以来的态度去解释个人的经历，则似乎每件事皆是天意，或者是神之眷顾的暗示，是某些为了拯救灵魂而被计划的事素；凡此种种皆已成为过去，它已意识到要与之对抗，所有较敏锐的意识均视其为声名狼藉和可耻的，同时也是虚弱、衰退和怯懦的，因此，我们不妨如此说：我们是优秀的欧洲人，是欧洲最勇敢之自我征服者的后裔。
当我们如此反对基督教的解释，并蔑视其〃意义〃而认为是虚伪的时候，我们便立即会面临到叔本华所提出的问题：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获得完全的了解，而叔本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我可被原谅如此说的话——一个早熟而幼稚的答案，只是妥协罢了。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一如我们先前所言，以身为一个优秀的欧洲人、而非德国人的身份——或者德国人以其对于叔本华的问题之了解，是否证明了他们与他内在的联系和关系，他们对此问题的准备，以及他们对此问题的需要？
自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已经太晚了！——在德国有许多的思想观念甚至刊物兴起，但却仍不足以使我们决定支持这个更亲近的关系；反之，有人可能把重点放在这属于次叔本华悲观论之较为特殊的难处下面——就此而言，德国人显然不曾把这个问题视为要素。在此，我无意暗示艾德华·凡·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这个人；相反的，即使此刻对我们而言，他非常有先见之明，也无法祛除我以前的疑问；我的意思是说，他自始便是个声名狼藉的恶棍，或许并不仅嘲弄过德国的悲观主义，最后甚至还〃遗留〃给他们一个事实，即在这个诈欺的时代，一个人还可以欺骗德国人自身多么久！
更进一步的，我们是否也评估了德国人的光荣？那个终生以研究其实际辩证之不幸和〃个人噩运〃为乐的班森（Bahnsen）之古老论调是否也是属于德国的？（关于班森，过去我曾推介过他的著作，其目的在于用以作为反悲观的参考，我尤其认为他那优雅的心理学对于即使是最迟钝的身体和心灵都有减轻与舒缓的作用）。在这些诚实的德国人当中，若将这种附庸风雅的人或老处女称为令人作呕的贞洁提倡者是否恰当呢？毕竟他可能只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只要一开始说教，就会变得令人作呕）。无论是班森或艾德华·凡·哈特曼都无法针对叔本华的悲观论问题提供我们一项值得信赖的答案。
在叔本华对这混淆不清的世界投以恐惧的一瞥时，世界已在他眼中变得愚昧、盲目、疯狂，更充塞着种种的问题和困扰。而上述诸人之无法解释此一悲观的看法究竟只是德国人里面的一个例外呢，还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值此情况之下，其余处于最显著的位置者，诸如我们英勇的政策和兴高采烈的主战派（意即果断地以一项毫不具哲学观点的原则来评判一切——译注）却提出了恰好相反的论证。不！今日的德国人绝不是悲观主义者！至于叔本华，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悲观论者，容我再说一遍：乃是基于一个优秀的欧洲人之身份，而非德国人。
三五八、低阶层者对精神之反抗
欧洲人发现自身处在一片辽阔的废墟中，其间某些东西仍高踞不下，有些则逐渐转为腐败阴暗，而大部分均已倾圮倒塌；这情景倒是很美——我们要到哪里去找比这些断垣残壁更美的景物呢？——四处还蔓生着高矮参差的野草。这儿是一座荒城的教堂废墟，我们目睹这座雄伟宗教建筑倒塌毁损，被夷为一片平地，人们对神的信仰已被推翻，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理想也在作最后的挣扎与奋战。这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坚固的宗教建筑物——也是硕果仅存的罗马建筑！——它当然不是毁于一旦的，而是经过日久天长的地震摇撼，各种精神力量的贯穿、挖凿、噬啮和腐蚀，因此才造成整体的毁灭。
然而最令人纳罕与不解的乃是：当初贡献出最多最大的心力以保存维护此一教堂的人，竟然也是最不遗余力摧毁它的人——德国人。看来德国人实在并不了解一座教堂的本质和精髓何在。难道是他们的精神力量不够吗？还是因为信仰不坚才导致如此结果呢？不论在何种情况之下，教堂的结构一概都是基于南欧特有的自由与慷慨的精神，同时也基于南欧人对自然、人类和灵魂的怀疑——另外也基于对人类经验的认知，这一点恰与北欧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无论就其时间的长久，或其所牵涉的范围来说，都是出于以〃单纯〃对抗〃复杂〃的义愤。说得谨慎一点，这乃是一种粗鄙但却老实的误解，颇值得原谅——人们并不明白一个胜利的教会之表达模式，而只见到它腐败的一面；他们误解了怀疑主义的高贵本质，错怪了每一个成功自信的教会权限之下所能允许的，几近奢侈的怀疑论调和包容力量。人们常常会忽略目前和一切基本问题的事实，即马丁路德被授与了不该具有的过分权力；他不但是个无可救药的短视者，更是个迷信而轻率的人，尤有甚者，他虽然发迹于人群之中，却缺乏来自领导阶层所遗传的特质，也毫无运用权力的天赋；因此他的一切努力和意欲重整罗马教会的企图，最后只落得一个并非有意，却又在不知不觉中展开毁灭行动的错误。
是马丁路德以真诚的愤慨将老蜘蛛经年累月所细心织成的扎实密网一扯为二；是他将教会中神圣的书籍分发给每一个人，而这些书籍终于落入了文献学者的手中，也就是说，每一种信仰的废除者角色都是由书籍来扮演。是他恢复了教士性生活的权力——但是仍有四分之三的人坚信在性方面不同于众的男人，他在其他方面依然可以有出色的表现。这一点正可无误地指出：人们大多持有一种流行的观念，亦即深信超人的存在——奇迹终会出现——芸芸众生之中必能有救世主应世而出，这些观念并非没有经过精心刻意的鼓吹提倡。马丁路德准许教士娶妻之后，教士也就丧失了听教徒告解的权利，这么一来，无异使教士抹杀了自身的价值，而教士最深刻的价值便在于他们有着一双神圣的耳朵，并且守口如瓶——严谨地保守教徒的秘密。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教士。〃——这项箴言背后隐藏的却是马丁路德对〃高等人〃的仇视，至于〃高等人〃的规则，又正是教会所一手订下的。马丁路德对自己甚至不知该如何去寻求的理想，不承认和自己有何关系；而对于堕落腐化更是厌恶之至——持着奋斗到底的决心。事实上，这个不可理喻的教士废除了homines
religiosi的规矩；因此，他所提倡的教会规范，和他所极力反对的社会规范根本就是一体的两面——这便是所谓的〃下层反抗〃。
至于马氏的改革运动，演变到最后，或好或坏也大致可视为盖棺定论了——但谁又会天真到果真仅以此结论来决定对他的毁誉？马丁路德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完全是〃无知的〃。如果人们愿意听信一项指定的道德说词，那么若要使欧洲（尤其是北欧）的精神层面转变为肤浅的话，无疑的，就得赶在马氏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先采取措施才可。另一方面，人们同时便需抛弃安定，进而使精神生活、渴求独立的心愿，以及坚信有权追求自由和〃自然〃的心态动荡不已。若是人们想将宗教改革归功于今日所称誉的〃现代科学〃所提供的好处，他们就还得再加上一点说明，即现代科学也使得现代的学者堕落了，因为他们缺乏崇敬之心、羞耻之心和一种深度；现代科学还需对所有的天真率直和知识方面的坦白负责，简言之，这就是两世纪以前尚被视为怪异，而迄今悲观主义仍未能令我们感染的〃庶民精神〃。
〃现代观念〃也属于北欧的下层反动人士，以对抗南欧较冷漠、混淆而怀疑的精神——他们最伟大的纪念碑是建筑在教堂内。我们千万不可忘记教堂究为何物，尤其是在和各种〃政体〃相形之下。教会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组织，它保障了阶级最高、也最精神化之人的安全。教会并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阻止一切粗劣之权威的滥用，单就这一点看来，无论如何教会都是比〃政体〃更为崇高的组织。
三五九、报复知识以及其他的道德背景
道德——认为它最具危险性和恶意的倡导者何在？
比方说，有一个素质不佳的人，这种人没有充分的知识（因此无法从其中获得乐趣），却有足够的文化背景去明了某些事实，他让人讨厌，对自己失望，此外还不幸地遭受一些所承袭之秉赋的愚弄和欺瞒，这种人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惭惶而坐立难安——说不定他还作过不少坏事——从另一方面而言（藉他无法消化的书籍），他无法制止自己不受更多的污染和伤害，因此乃成为一个虚荣而轻浮的人——被彻底毒化的人，因为对他来说，知识变成了毒药，文化变成了毒药，秉赋和孤独也都变成了毒药。对于如此素质不佳的人，其最后终会陷入发自习惯性的报复心理和倾向。
你认为他会找到哪一种百分之百迫切需要的必需品？以便能使他在自己的眼中超过比他更有学问的人，同时得到完完全全的报复快感，纵然是想象的也好。事实上，他所需要的通常是〃道德〃，这一点我敢跟你打赌。他绝对会挖空心思找出那些伟大的道德名词，并且高呼着冠冕堂皇的口号，什么正义啦、智慧啦、神圣啦、美德啦之类，说来说去，总不脱斯多噶禁欲主义的窠臼（斯多噶学说真会掩饰人们根本不曾拥有的特质啊！）；反正全是一些肤浅的表面，譬如沉默的智慧、和蔼、温柔之类的理想名目。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因为的确有少数的古圣先贤恪遵以上我所谓的〃精神之敌〃的特质；也由于这些杰出的人物，才造就出道德的非凡成就，引起热烈的反应，而构成了历史，圣奥古斯丁①便是一个例子。不过，对知识的恐惧，便完全不同于对知识的报复了。天啊！这些原本邪恶的强大力量竟然再三地被转化为道德的根源！甚至干脆直接变成了道德本身！试问，所有的哲学家不也都披着智慧的伪装——这真是最疯狂而妄大的伪装。但是，在印度或希腊，这种作法不就是隐匿的方式之一吗？或许有时从教育的观点来看，为了要使门徒学生得到启发与成长，便不得不尊崇某些谎言，并藉着对某人的信仰（很可能是错误的）来约束自己。然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这些作法都算是哲学家的隐匿方式；他们藏身其后以寻求比护，并躲避疲乏、岁月、冷漠和无情的压迫，这感觉仿佛有点死到临头的意味。动物不是也有这种本能吗？它们在临死前会离群索居，孤独地钻进山洞里，然后就会变得像个智者。……
①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为中世纪著名之神学哲学家，他不但是沟通希腊哲学和希伯莱信仰的思想家，更是创造基督教信仰深度的宗教家。
什么？智慧会是哲学家想逃离知识的隐匿方式吗？
三六○、两种混淆的动机
我想我最大的进步便是学会了如何分辨一个普通行为的动机，和一个具备特殊方向与目标之行为动机之间的差别。第一种动机乃是贮积庞大的力量，等待有朝一日能用得其所；第二种却正好相反，和前者相比，它显得一点也不重要，多半是无甚紧要的偶发念头罢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好象一根火柴和一桶火药。无关紧要的偶发念头和火柴好比〃目标〃，也就是人们常常所说的〃工作〃；而对附加在他们身上的庞大压力似乎多少有些漫不经心。
一般人对事物的看法通常因人而异，人们惯于在目标（或工作、感召）中寻找这种压力，这是最原始的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