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选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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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阿喀琉斯和荷马。——事情总是象阿喀琉斯①和荷马之间的情形那样：前者有经历，感受，而后者则描写它们。一个真正的作家只给予别人的激情和经验以言词，他是艺术家，要从他的少量体验中悟出很多东西。艺术家绝不是具有巨大激情的人，但是他们常常做出这种人的样子，无意中觉得，倘若他们自己的生活能为他们这方面的体验辩护，人们就会更相信他们所描绘的激情。一个人只要放纵自己，对自己不加约束，公开表露他的愤怒和欲望，全世界就立刻叫喊起来：他多么热情奔放！但是，撕心裂肺的、折磨并且常常吞噬个人的激情却意味着：谁经历它们，谁就必定不在戏剧、诗歌或小说中描写它们。艺术家常常是无节制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恰好不是艺术家；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①阿喀琉斯（Achilles），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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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效果的古老怀疑。——真的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怜悯和恐惧因悲剧而得渲泄，使得听众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家去么？精神历程可以减少人的恐惧和迷信么？在一些物理事件中，例如在性欲中，随着需要的满足，冲动的确会缓和并暂时低落下去。但是，恐惧和怜悯并非这种意义上的欲求松弛的特定器官的需要。而且，天长日久，每一冲动尽管有周期性的缓和，却因习于满足而增强了。很可能，怜悯和恐惧在每一个别场合因悲剧而得缓和与渲泄，但在总体上却因悲剧的影响而强化。柏拉图认为，总的来说，人们因悲剧而变得更胆怯更多愁善感了，这是有道理的。悲剧诗人自己也势必获得一种阴郁的、充满恐怖的世界观，一颗柔弱敏感、爱流眼泪的心灵，同样地，倘若悲剧诗人以及酷爱他们的全体市民愈来愈漫无节制地堕落，这也是与柏拉图的看法相合的。——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有什么权利回答柏拉图提出的艺术的道德影响这个重大问题呢？我们就算有艺术——但艺术的影响、随便哪种影响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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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荒谬的快乐。——人怎么能对荒谬感到快乐？只要世界上还有笑，情况就会如此；甚至可以说，凡有幸福之处，便有对荒谬的快乐。经验转为反面，合目的转为无目的，必然转为任意，这个过程倘若没有造成损害，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生，就会使人高兴，因为这暂时把我们从必然、合目的、经验之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我们平时是把它们看作我们的无情主宰的；当被期待之物（它通常使人不安、紧张）无害地来到，我们便游戏和欢笑。这是奴隶在农神节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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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高贵化。——由于人们视爱情冲动为神圣，怀着虔敬的感激领略它的威力，所以，时间一久，这种激情便渗透了崇高的观念，事实上变得极高贵了。一些民族凭藉这种理想化的艺术从疾病中创造出文化的伟大助力：例如希腊人，在早期曾受流行的神经病（属于癫痫和舞蹈病）的折磨，从中创造出了美好的酒神狂女的典型。——希腊人丝毫没有那种矮墩墩的健康；——他们的秘密是，倘若疾病有威力，也可以尊它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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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音东并非自在自为地对我们的内心如此充满意义，如此令人深深感动，以致可以把它看作情感的直接语言；而是它同诗的原始联系赋予节律的运动和声调的抑扬以许多象征意义，使我们现在误以为，它直接向内心倾诉又直接发自内心。只是经过歌曲、歌剧以及音画的数百次尝试之后，声音艺术占据了象征手法的广大领域，戏剧音乐才成为可能。〃纯音乐〃或者是形式本身，此时音乐处在原始状态，按照节拍和不同强度发出的声音即可给人快感；或者是无需诗歌便可领会的形式所表达的象征，此时两种艺术在长期发展中业已结合，音乐形式终于完全同概念和情感交织在一起。停留在音乐发展之中的人可以纯粹从形式上感受一首曲子，而更先进的人对同一首曲子却处处从象征上加以理解。音乐并非自在地深刻和充满意义的，它并不表达〃意志〃、〃自在之物〃；唯有在音乐象征占据了全部内心生活领域的时代，理智才会生此误解。理智自己把这种意义置入了音响之中，正如在建筑学中，理智同样把意义置入了线与度量的关系之中，其实这种意义与力学规律是毫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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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姿势和语言。——表情姿势的模仿比语言更古老，它是不由自主地发生的，即使在今天，人们普遍控制表情姿势，很有教养地支配肌肉，它仍如此强烈，以致我们看到一张激动的脸时，自己的脸部神经不可能毫无反应（可以观察到，一个人假装打呵欠会引起别人自然打呵欠）。模仿来的表情姿势把模仿者引回到这种表情姿势在被模仿者脸部或身体上所表达的那种感觉。人们就是这样学会相互理解的，婴儿也是这样学会理解母亲的。一般来说，痛苦的感觉是通过本身会引起痛苦的表情姿势（如扯头发，捶胸，脸部肌肉剧烈扭曲抽搐）来表达的。反之，快乐的表情姿势本身就充满快乐，因而很容易使人理解（笑原是快乐的呵痒的表现，又用来表达其他快乐的感觉）。——人们一旦通过表情姿势相互理解了，表情姿势的一种象征就会产生。我是说，人们会就一种音符语言达成协议，虽则开始时是声音和表情姿势（象征性地做一下）并用，后来才只用声音。——看来从前也时常发生同一过程，这一过程如今在音乐、尤其是戏剧音乐的发展中呈现在我们的耳目之前：一开始，没有阐明题旨的舞蹈和哑剧（表情姿势语言），音乐便是空洞的嘈音，在长期习惯于音乐和动作的配合之后，耳朵才训练得能够立刻分辩声音的形态，终于达到顿悟的高度，完全不再需要可见的动作，而能理解无动作的音乐。于是才有所谓纯音乐，即其中的一切无需其他辅助手段就立刻被象征性地理解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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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艺术的非感性化。——新音乐的艺术发展使理智得到特殊的训练，从而使我们的耳朵也日益理智化了。所以，比起我们的前辈来，我们现在能忍受更大的音量，更多的〃喧哗〃，因为我们训练得更善于去倾听其中的理性了。事实上，我们的全部感官正是由于它们立刻寻求理性，即探问〃有何意义〃而不再探问〃是何〃，所以变得有些迟钝了。例如，按平均律调节音调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便暴露了这种迟钝；因为现在尚能辨别例如升C小调和降D小调之间的细微差别的耳朵已属例外。就这一点而论，我们的耳朵已经变粗糙了。然后，原来与感官相敌对的世界的丑的方面也成了音乐的地盘；其势力范围因此举而令人惊谔地扩展到表达崇高、恐怖、神秘的东西：我们的音乐如今使过去喑哑的事物也开口说话了。有些画家以相似的方式使眼睛理智化了，远远超出了从前所谓的色彩快感和形式快感。在这里，原来被视为丑的世界方面也被艺术理解力占领了。——这一切会导致什么结果呢？眼睛和耳朵愈是善于思想，它们就愈是接近一个界限，在那里它们非感性化了：快感误置于头脑中，感官本身变得迟钝而衰弱，象征愈来愈取代存在——因而，我们从这条路比从任何其他路更加确定地走向野蛮。同时这还意味着：世界比任何时候更丑，但它也比任何时候更蕴含着一个美的世界的意义。然而，隐义的香烟愈是飘散消失，能够感知它的人就愈少，而其余的人终于停留在丑之中，想要直接享受它，却又必定归于失败。所以，在德国有音乐发展的两股潮流：这里，有万把人带着高级、细腻的要求，愈来愈注意倾听〃有何意义〃；那里，芸芸众生愈来愈不能理解蕴含在感性的丑这种形式中的意义，因而以愈来愈浓的兴趣学会抓住本身丑恶的东西，即音乐中的低级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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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比从前更是石头。——一般来说，我们不再理解建筑艺术，至少久已不象我们理解音乐那样地理解它。我们已经脱离了线与形的象征，我们也荒废了修辞的声音效果，从出生的第一刻起，我们从文化的母乳中就不再吸取这些品性了。在一座希腊的或基督教的建筑物上，原先每个细节都赋有意义，关系到事物的一种更高的秩序：这种无穷意味的情调如一层魔幻的纱幕罩在建筑物的四周。美仅仅附带地进入这个体系，根本不妨碍敬畏和崇高，不妨碍因近神和魔幻作用而圣化的基本情感；美至多缓和了恐惧——但这种恐惧处处皆是前提。——在我们现代，一座建筑物的美是什么呢？它就象一个没有灵性的女人的漂亮脸蛋一样，乃是假面具一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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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音乐的宗教来源。——充满灵气的音乐是在特棱特宗教会议之后复兴的天主教中经帕莱斯特里那之手产生的①，他帮助新觉醒的真切而深刻动荡的心灵发出声来；然后，在新教中经巴赫之手也做到了这一点，他靠了虔信派而深刻化，摆脱了他原来的教条本性。这两种兴起的前提和必要准备是执着于音乐，如同文艺复兴和前文艺复兴时代所特有的那样，特别是那种对音乐的学术研究，那种对和声技巧的本质上的科学兴趣。另一方面，还必须已经有过歌剧，外行从中发现了自己对过分学究气的冷静的音乐的反感，因而希望重新给音乐女神以灵魂。——没有那种深刻的宗教情绪变化，没有内心激情的渐渐消失，音乐就会仍然是学究气或歌剧气的；反宗教改革的精神是现代音乐的精神（因为巴赫音乐中的虔信主义也是一种反宗教改革）。所以，我们深深有负于宗教生活。——音乐是艺术领域里的反文艺复兴；属于此列的还有牟里罗②的后期绘画，也许还有巴罗克风格：无论如何要比文艺复兴的或古代的建筑更属此列。也许现在人们还可以问：倘若我们现代音乐能够移动石块，它会聚集起这些石块造成一座古典建筑吗？我十分怀疑。因为支配着音乐的因素，如激情，对高昂紧张心情的爱好，不惜一切代价变得生动的意愿，感觉的迅速转换，明暗的强烈浮雕效果，狂喜和单纯的并存，——这一切都曾经一度支配过绘画艺术并且创造出新的风格准则：——但既不是在古代，也不是在文艺复兴时代。
①特棱特宗教会议，天主教会于1545…1563年间在瑞士特棱特举行的三次宗教会议，旨在反对宗教改革运动和新教。
②牟里罗（Murill，1618～1682），西班牙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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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的彼岸。——人们深为痛心地承认，一切时代的艺术家在其才华横溢的顶峰，恰恰把我们今日视为谬误的一种观念提举到了神化的地步：他们是人类的宗教迷误和哲学迷误的颂扬者，倘无对人类的绝对真理的信念，他们不会这么做。如果根本除去对这一真理的信念，驾于人类知识与迷误两端的虹彩黯然失色，那么，象《神曲》、拉斐尔的绘画、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哥特式教堂这一类艺术就决不可能复兴，它们不仅以艺术对象的宇宙意义、而且以其形而上意义为自身的前提。于是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艺术，这样一种艺术家的信念，便仅仅成了动人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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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的革命。——法国戏剧家加于自己的严格限制，如情节、地点、时间三一律，关于风格、诗格、句式的法则，关于选择语言和思想的法则，乃是一种重要的练习，正如同现代音乐发展中对位法和赋格曲的练习，或者希腊演说术中的高尔吉亚①风格一样。如此约束自己似乎是荒谬的；但是，除了首先极严格地（也许是极专断地）限制自己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摆脱自然主义。人们如此逐渐学会优雅地走过哪怕是架在无底深渊上的窄桥，其收获是动作练得极其灵巧，正如音乐史向如今活着的一切人所证明的那样。在这里可以看到，束缚如何一步步放松，直到最后仿佛可以完全解除：这个〃仿佛〃乃是艺术中必然发展的最高成果。在现代诗艺中缺乏这种从自造的束缚中逐渐摆脱出来的幸运过程。莱辛使得法国形式即当时唯一的形式在德国受嘲笑，并让人们参照莎士比亚，因而，人们不是循序渐进地摆脱束缚，而是一跃而入于自然主义——也就是说，退回艺术的开端。歌德试图摆脱自然主义，其办法是用种种方式不断重新自加束缚；然而，发展的线索一旦中断，即使最有才华的人也只是从事不断的试验。席勒的形式有相当的确定性，这要归功于他尽管否认、却在无意中尊崇着法国悲剧的典范，与莱辛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众所周知，他贬薄莱辛的悲剧尝试）。在伏尔秦之后，法国人突然也缺乏足够的才能，来把悲剧的发展从限制中引向自由的外观；他们后来遵照德国榜样也一跃而入于艺术的一种卢梭式自然状态，从事起试验来了。只要时时阅读伏尔泰的《穆罕默德》，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由于传统的中断，欧洲文化究竟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什么。伏尔泰是用希腊规范来约束自己由巨大悲剧暴风雨所孕育的动荡不宁的灵魂的最后一位伟大戏剧家，他具备一切德国人所不具备的能力，因为法国人的天性要比德国人的天性远远接近希腊人；他也是在处理散文语言时犹有希腊人的耳朵、希腊艺术家的责任心、希腊的质朴和优雅的最后一位伟大作家；他甚至还是一身兼备最高精神自由和绝对非革命观点而并不怯懦彷徨的最后一批人中的一个。在他之后，现代精神带着它的不安，它对规范和约束的憎恨，支配一切领域，先是借革命的狂热挣脱缰绳，然后当它对自己突然感到畏惧惊恐之时，又重新给自己套上缰绳，——不过是逻辑的缰绳，而非艺术规范的缰绳了。虽则由于这一解放，我们一时得以欣赏各民族的诗歌，一切生长在隐蔽角落的、原始的、野生的、奇丽的、硕大无比的东西，从民歌到〃伟大的野蛮人〃莎士比亚；我们玩味迄今一切艺术民族感到陌生的地方色彩和时装的乐趣；我们充分利用当代〃野蛮的优点〃，歌德就以之反对席勒，为他的《浮士德》的缺乏形式辩护。但为时多久呢？一切民族一切风格的诗歌的滚滚洪流必定冲刷掉那尚能借以幽静生长的土壤；一切诗人不论一开始力量多大，必定成为试探着的模仿者，大胆的复制者；至于公众，在表现力量的控制中，在一切艺术手段的协调中，业已忘记欣赏真正的艺术行为，必定愈益为力量而推崇力量，为色彩而推崇色彩，为思想而推崇思想，为灵感而推崇灵感，因而倘若不是剥离出来，就全然不能欣赏艺术品的要素和条件，最后自然而然地提出要求：艺术家必须把它们剥离出来交到他们手上。是的，人们抛弃了法国艺术和希腊艺术的〃不合理〃束缚，但不知不觉地习惯于把一切束缚、一切限制都视为不合理了；于是艺术力求解除它们，其间便经历了——真是富有教益——它的原始、幼稚、不完全、已往的冒险和过度等一切状态：它用毁灭来诠释它的产生和变化。有一位伟人，他的直觉完全可以信赖，他的理论所缺少的只是三十年以上的实践，——拜伦有一次说：〃诗歌一般所达到的我都达到了，我愈是对此加以深思，就愈是坚信我们全部走在错误的路上，人人都一样。我们全都追随着一个内在错误的革命体系——我们或下一代仍将达到同一种信念。〃这同一个拜伦又说：〃我把莎士比亚看作最坏的榜样，同时也看作最特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