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大将军平定台湾传奇-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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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5）
清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十四日，郑森在郑芝龙的引荐下朝见了隆武帝。《台湾外纪》中记叙了郑成功初见隆武帝的经过。面对隆武皇帝的问话，郑森引用岳飞的话，应声答道：“文不贪财，武不怕死，江山可保矣。”隆武帝见郑森气宇非凡，言语明朗，甚奇之，对他说：“惜无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遂赐郑森国姓朱，改名成功，不久又封其为“忠孝伯”，任命为御营中军都督，并赐予尚方宝剑，仪同驸马都尉。从此，世称郑成功为“国姓爷”，时年二十二岁。受此厚待，郑成功内心深感震动，于是以匡复明室为己任，效忠天朝。
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痛哭劝谏而无果，只得离去，在叔叔郑鸿逵帮助下秘密前往厦门。郑芝龙被胁迫北上后，清军又迫降郑成功。郑成功不肯屈节污名，为明志，他在南安丰州的孔庙，焚烧了象征书生身份的儒衣青巾，并言：“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谨谢儒服，惟先师昭鉴之！”长揖而去。1646年（顺治三年）十二月，郑成功率领陈辉、张进、陈霸、洪旭等愿从者九十余人，分乘两艘战舰入海，树起“杀父报国”义旗，招兵买马。不久郑鸿逵、郑彩也各率所部追随郑成功入海抗清。
在明朝，儒家思想的教育尤以忠君为先。郑成功自幼习儒，参加过乡试，进过太学，可以说忠君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隆武帝对他的恩遇更使他感到“粉身难报”，产生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报国之心，即使那是萎靡不振的南明小朝廷。因而他不愿与父同行，独自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之路。
关于施琅跟随郑芝龙降清，从他的个性和史料来分析，可以说是命运使然，也可以说是时势弄人。施琅虽然读书不多，但主动降清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在随郑芝龙降清之前的那段时间，施琅一直在参加抗清斗争。郑芝龙是顺治三年十一月降清的，而顺治二年的七月，施琅还随黄道周赴江西抗清，直到顺治三年五月，施琅仍率兵驻守闽境。不过短短数月间，施琅便随郑芝龙降清了。个中缘由关乎施琅的品行操守，因而引发史家聚讼。
首先，施琅少时受业于私塾，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从小即有忠孝情结，并影响其一生。可以说，成年后的施琅行为的出发点均是基于忠君思想和孝悌观念。郑芝龙乃郑军主帅，施琅作为郑军的一名总兵，随郑芝龙转战各地，在他心目中，听命于郑芝龙乃是其本分。
其次，施琅成长于明末清初动荡时代，政权更迭频繁，先是明朝，之后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最后是南明小政权。当时的中国局势混乱不堪，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也较为混乱。他所眼见的只是政权的更迭所导致的战火纷飞，百姓深受其祸。对于年轻的施琅来说，明朝的专制残暴及不断的战祸使他的家庭陷入贫困，在他的思想中既无明朝政权的至上，感情上也未体会到明朝政权的亲切。至于北方的大清，施琅就更无感情可言，他的降清与清廷毫无关系。这个时期的施琅在思想意识中，“忠”即是效命于军队统帅郑芝龙，因而此次降清实为一种无从选择的追随。
第三，当初施琅依其叔施福投于郑芝龙旗下，很快为郑赏识和提拔，施琅得以掌握兵权，有了独立率军作战的机会，以及展示自己军事才能的舞台，地位也得到提高。俗语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施琅所受乃知遇之恩，这对素重知恩图报的施琅来说，自是难以割舍。施琅跟随郑芝龙投降清军，以及后来又追随郑成功反清（尽管有诸多原因），都与他对郑氏的报恩之心有很大的关系。
纵观施琅的成长经历、性格以及思想意识的形成，可以肯定地说，当时的施琅并不具备明确的政治理念，心中谈不上国家、民族的概念，也不存在如同前朝旧臣那样的道义和情感负担，更没有也不可能有上升到民族概念的精神追求，朝廷之于他遥远而神圣，不同的朝廷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感受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1）
施琅及八百将士身陷绝境，郑成功救施琅于危难之中，由此改变了命运……施琅追随郑成功转战各地，接连取得军事胜利，郑军力量逐渐强大。施琅献计智取厦门，不仅使郑军有了稳固的后方基地，更为郑氏集团坚持六十余年的抗清斗争奠定了基础。
郑芝龙被裹胁前往北京之时，跟随其一同降清的施福被“题受原爵”，并被授予总督十镇官军的大权，施琅则仍任总兵，表面上颇受重用，但这不过是清政府对归降将士采取的羁縻手段，同时也是利用郑芝龙旧部征剿东南抗清武装的策略而已。
1647年十月，施琅嘱咐施显在家奉养父母，自己则奉命跟随施福、郑芝豹，率兵入粤，持郑芝龙的牌扎，到白沙开展招抚活动。他们在甲子门击溃了“海寇”苏成，招降了明总兵林瑜等人。尔后，施琅又受施福、郑芝豹的派遣，随同广东提督李成栋、监军戚无弼等援剿顺德的海寇，不多时日，施琅就协助李成栋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土匪及一些反清武装，控制了整个广东。
此时中国南方的局势十分混乱。隆武政权灭亡后两个月，即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初十，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就任监国。他生性懦弱，遇事毫无主见，担当中兴大明重任实在是难为他了。朱由榔任监国七日之后，传来赣州失守的消息，顿时惊惶失措，急忙逃往广西梧州。这一举动使永历政权在广东失去了人心，其直接恶果是上演了一出同室操戈的闹剧。十一月初五，唐王朱聿*（左为钅；右为粤）抢在朱由榔之前，在广州正式称帝，改明年号为绍武元年。尽管这个政权在这年十二月即被清军摧毁，其年号从来没有使用过，但在南明史上仍习惯称之为绍武政权。朱由榔等人闻知朱聿*（左为钅；右为粤）登基消息后甚为后悔，又于十一月十二日急忙东返肇庆，于十八日宣布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永历”元年。这样，在广东一省之内，同时建立起了两个南明政权，各自拥有抗清武装，并各有拥有追随臣民。然而，两个政权却不顾大敌当前，彼此间为争夺所谓的皇室正统，置国家大局于脑后，原本就不强的抗清力量遂为争夺名号而相互攻讦，乃至兵戎相见：先战于三水，官僚们仍然因袭了过去朝廷内的党争故态，一切都以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为中心，尽管有少数正派官僚以民族大义为重，希望共赴国难，挽救危局，但其呼声也湮没在纷争的鸦噪之中。就在绍武政权同永历政权自相残杀之时，清军在佟养甲、李成栋统率下由福建经潮州、惠州向广州急速推进，一路摧枯拉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广州。十二月十五日，仅存月余、其“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帝位内战的绍武政权犹如昙花一现、转瞬覆亡。佟、李占领广州以后，随即挥师向肇庆进发。永历皇帝又故伎重演，仓皇逃至梧州，复又逃至桂林。永历政权自建立之初便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到1662年，永历帝父子被吴三桂用弓弦绞死，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结束。这一政权存活了十五、六年之久，反倒是南明小朝廷中气数最长者。
在此期间，郑成功在广东和福建沿海一带坚持与清兵作战，起初跟随他的仅三百余人，粮饷和器械都很缺乏。顺治四年（1647年），郑成功自称“招讨大将军”，在南澳招募军队，筹措粮饷，修船练兵，之后将所招募的数千人带至鼓浪屿进行训练，又派黄恺到安平镇继续筹饷。郑成功广召文武人才，沿海农民、渔民、水手以及不愿随郑芝龙降清的将士悉数投于其麾下。原浙江巡抚卢若腾、进士叶翼云、举人陈鼎等相继而来，郑成功对他们礼敬有加，每遇重大事情均征求其意见，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决策、联络各地抗清势力和治理地方的文官幕僚班子。同时，郑成功凭借其在隆武政权的地位以及郑芝龙的关系，不断扩大军事实力。不过一年时间，郑成功组建了一支兵卒十万余、战船五百艘的声势浩大的军队。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郑成功攻同安，战于店头山，清守将弃城逃遁。五月攻泉州，围攻了七十天，直至九月清总督陈锦率师来救，方才撤退。郑成功退兵后，得知永历帝即位，不禁以手抚额欢呼道：“明室有主！”当即遣人赴肇庆，奉表朝见永历帝。十月，永历帝遣使封郑成功为威远侯，郑成功从此奉永历为正朔。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清朝的江西提督金声桓、王得仁擒杀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等，宣布反清复明，在整个东南隅引起强烈震动，而此时郑成功也攻下了福建同安。东南地区四处战火不断，清政府穷于应付。
李成栋攻占广东后，自以为功勋卓著，两广总督一职非己莫属，岂料清廷在人事任用方面总是优先选用所谓辽人。同李成栋一道从福建进入广东的汉军总兵佟养甲尽管没有多少军队，也没有多大战功，却因其辽人身份而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李成栋仅被任命为两广提督，不仅无权过问地方政务，而且在军事行动上还要受佟养甲的调度和节制。原先的同僚地位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李成栋内心的不满逐渐积蓄。到1648年正月，当江西提督金声桓、副将王得仁反清归明的消息传来时，李成栋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反正易帜。四月十五日，他在广州发动兵变，剪辫改装，用永历年号发布告示，宣布反清归明。总督佟养甲仓皇失措，被迫剪辫，违心地附和反正。李成栋搜出佟养甲所藏总督印章，在广东全境发布文告，并派兵驻守各个关口，尊奉永历帝为正统，一时间完全控制了广东全境。
此时，施琅正率兵在广东北部的南雄，李成栋因为贪图个人利益而起兵反清的行径为他所不齿，因而对其起兵之事不予支持，率部离开了李成栋所控制的南雄，撤往粤东的潮州地区。由于李成栋的势力范围很广，控制又严，而从南雄至潮州千里之遥，沿途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余历险间关驰归”，这段艰难的行程共历时九个月，直到翌年（1649年）一月，施琅才抵达潮州。然而，更大的危险在等待着他。
其时驻守潮州的是李成栋手下的健将郝尚久，由于起兵诛杀了原清朝派驻的潮州总兵，攻占潮州后，被李成栋委任为总兵。施琅“自南雄抵潮郡。适潮将郝尚久者，粤师辖也。阳犒师牛酒，而包藏祸心，召诸部阴为图公。公侦知其事，急拔众走饶平，据守月余。”施琅在饶平坚守待援。然而，被困月余，郝尚久的部队越围越多，攻势也越来越凶猛，急切盼望的援兵却不见踪影。无奈之下，施琅“踞守阅月突围出，且战且行，连日夜间关险阻。”可以想见这场追逐战的惨烈。经过殊死拼搏，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施琅率领仅余的几十人突出重围，暂时摆脱了郝尚久的追击。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2）
此时，一些旧部下前来投奔。此前施琅从闽入粤时，曾在潮阳招降过郑芝龙的旧部，这些人由于不愿到广东北部，因而未随施琅前往，大多散落在附近的村落。此时这些人“闻公至，皆迎拜拥护以行”，施琅“遂集劲卒，得八百人，至黄岗暂憩焉。”
施琅率部撤到黄岗，处境依然危险，但接下来究竟何去何从，施琅心里茫然。广东被李成栋所控制，郝尚久的追兵仍然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形成围剿之势，而清军见死不救，这支八百多人的小队伍时刻处于覆灭的危险境地。混沌乱世，路在何方？
正当施琅深陷焦困之际，一位白衣客突然造访，此人便是改变了施琅一生，又与之恩怨相伴一生的郑成功。
郑成功原本驻兵于鼓浪屿等小岛，因素知施琅兄弟能征善战，智勇双全，遂一直希望借助其才能，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实力。当他闻听施琅受困于黄岗，特意率兵赶往迎接。走投无路的施琅能得到郑成功的如此礼遇，内心自然十分感激，因而倾心顺从。就这样，顺治六年（1649年）的二月，施琅跟随郑成功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
施琅不愿加入李成栋的反清武装，却舍近求远加入了郑成功的抗清斗争，是基于他的认识和情感的。施琅与李成栋相处时日总计不过一年有余，难以对其产生信任感。况且，施琅胸怀大志，就李成栋的才能而言，也不是可以托付之人。此外，如果施琅在粤北参加李成栋的反清行动，势必连累其在晋江的亲人，而粤北又距晋江甚远，倘若家中有难，则鞭长莫及。事实证明，施琅脱离李成栋是明智的选择。到了第二年（1649年）的二月，清军收复了广东各地，李成栋兵败身死。而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当时施琅身陷黄岗，面临着被郝尚久消灭的危险。而清军并未施以援手，八百将士处于进无去路、退有追兵的艰难境地。在这危急关头，为了自身及投奔自己的旧部的生命安全，追随郑成功是施琅最为明智的也是惟一的选择。
其次，施琅对郑成功较为了解，确信郑成功是非凡之人，跟随郑成功不仅能得到重用，还可以成就一番大业，比较符合施琅长期以来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理追求。郑成功在施琅遭受挫折、处境困难之际，远至黄岗迎请他入海，在时机的选择上显得十分高明，这也易于打动施琅。可以说，此时的施琅对郑成功是充分信任的，而且自始自终都佩服郑成功的才能。施琅从十七岁起就加入郑芝龙的军队，后来成为其手下的著名将领，直到郑芝龙降清，前后达九年。而郑成功从日本回国，此后一直生活在郑芝龙身边，加之施琅比郑成功年长三岁，彼此当有所了解。郑成功谓“素悉公（施琅）英名”，说明郑成功对施琅的才能颇为赏识，而施琅对郑成功的敬佩可以从后来他和李光地之间一段关于“奇士”的谈话中得知。据《榕村语录》中记载，一天，李光地与施琅闲聊，曾谈及有关当世奇士的话题。李光地问：“施尊侯 其生平所见人物有奇士否？”施琅答曰：“满州开国老将或有能者，不及见矣，今日殊少，汉人亦少也。黄石斋 先生自是忠烈，自幼铁骨，肢体俱残，百折不回，卒就义……只是无用人，做不成甚么事。”李光地执意相问，施琅良久答道：如果一定要我说出今世奇人的话，当首推郑成功，他秉性刚毅果断，广有谋略，其次，比我略微逊色一点的应算是刘国轩。足见其对郑成功的才能评价之高。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忽略，那就是施琅具有很强的孝悌观念，他必须为亲人家眷的安危着想。郑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闽南和粤东，距晋江不远，而且当时活动的中心安平与南浔乡仅咫尺之遥，施琅投奔郑成功一方面便于与亲人相聚，另一方面解除了后顾之忧。事实正是如此，施琅加入郑军后不久，施显也因家乡正经受着战乱，便护送家人来到郑军中与施琅团聚。这样，施琅、施显一道效力于郑军中，共同征战，开始了幼年时向往的“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