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灯-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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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东西具体是什么，我却不清楚。也许，它就是方湄所发现的那种爱。　　　　
　　　　但这条路我又觉得和以前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只有我一个人。我将像方湄一样独自前往云南，独自去，是的，独自去。没有人做伴，也没有人催促，更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我只是想去。　　　　
　　　　也许，我回来后，镜子里的我将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我从旅行包里拿出照相机，支起三角架，给自己拍了几张照片。我想，最起码我一定会变得和现在不一样。就像方湄一样，她的来信让我感到如此陌生，又是如此新鲜，似乎一下子唤醒了我心中的某些东西。我觉得，它将使会我发生某些改变。而且，很有可能，这个变化已经产生。我突然渴望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和现在不一样。我忽然发现，我原来如此不希望成为现在的这个自己。然而我却一直在让自己成为现在的这个自己。我感觉自己这些年来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充其量，我只是放任自流而已。　　　　
　　　　在这一点上，好像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比我要主动，不说方湄，也不说死去的桃叶和生活在国外的周佳音，即使是大胡子，虽然他现在也让我感到生疏和隔阂，甚至使我觉得厌恶，也始终在努力改变着自己，以顺应这个世界。可惟有我，还停留在老地方，我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　　　　
　　　　我转过身，看了看房间里的东西，书架上的书，对面的电视机，尤其是桌子上那台386电脑，它花了我整整半年的工资，可买到后不久，功能更为强大的486的电脑就出来了，而且比我的那台要便宜许多，这曾让我懊丧了很久。不过，总算也用它写了不少东西，也算捞回了本钱。那台放在墙角的快老掉牙的三洋录音机，和扔得到处都是的磁带，命运估计将来也一样，因为，音质更好的激光唱片已经出来了。　　　　
　　　　也许，只有铺在地上的草席子，不会那么快被淘汰。　　　　
　　　　我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看了一眼墙上贴着的列侬的一张戴着圆形墨镜的照片，还有贴在一边的方湄的那张海报，然后回过头又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老实讲，我还有点不适应自己的新形象，但戴上墨镜后再看，我的感觉似乎好了一些。我觉得自己好像躲在了这副黑色的镜片后，顿时安全了很多。　　　　
　　　　出租车再次把我送到了虹桥机场。几个月前，我就是从这里送走了方湄。想不到我现在居然也要从这里出发，飞到方湄所去的那个地方。机场里，三三两两的旅客拖着行李走来走去。节奏舒缓的轻音乐从高高的天花板上飘散下来。不时音乐声会被机场工作人员播送飞机航班起降时刻的声音打断。　　　　
　　　　一切都和上次一样。不同的是，眼前的旅客们穿的衣服比上一次更单薄点罢了。有不少人都穿着凉鞋，毕竟已经是夏天了。因为时间还早，带的东西又不多，我就背着包在候机大厅里随意逛了逛。我在大厅的小卖部里买了听冰可乐，一边喝一边跨上了通往楼下的电梯。　　　　
　　　　楼下是接机的人，感觉上比楼上候机厅里的乘客少不了多少。我忽然想给方湄发一个电报什么的，这样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一定感到很突兀。不过，我转念一想，这样也好，可以给她一个惊喜。我猜，她是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去找她的。更何况那里电话也没有，即使我发一个电报，等到她收到的时候，可能我人也已经到她那里很多天了。　　　　
　　　　这时，我突然看见一大群女孩手里拿着鲜花从门外叽叽喳喳地涌了进来。她们一进大厅，就向出口处走去。她们大声说笑着，互相推推搡搡，丝毫也不顾忌身边的那些人脸上的表情。　　　　
　　　　“唉，这些小姑娘，真是没办法。”一个穿着制服拿着对讲机的机场工作人员对站在一边的我摇了摇头。“都是发烧友。真不晓得，那些歌星有什么好发烧的。叫我，宁愿躺在床上睡觉，也不会费这么大劲来这里。”　　　　
　　　　“谁要来？”我问。
　　　　“喏，你看，她们手里举的牌子上写有，可能又是哪个香港的歌星。我这里又要瞎忙了，麻烦。”他向我指了指，走上前去开始拦住那些女孩子让她们不要太靠前，堵住乘客的路。但那些女孩子不仅不理他，反而高高举着手里的照相机齐声尖叫着把他挤到了一边，然后一起向前涌去。看样子，是她们发烧的那个歌星下飞机了。　　　　
　　　　因为那些女孩子正在发疯一样尖叫，很吵，我忙转身朝前走了两步，重新上了电梯，然后打开手机看了一下来电的号码，这是一个外地的长途电话，而且，我忽然反应过来，上面的区号是云南的。我赶紧接通了电话。　　　　
　　　　“你好，请问你是张生先生吗？”　　　　
　　　　幸好我小时候在重庆待过，还能听得懂他说的口音很重的西南官话。　　　　
　　　　“是。”我说，“请问你是谁？”　　　　
　　　　他在电话里报了一下自己的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你是方湄的什么人？”他问。　　　　
　　　　我觉得很奇怪。“我们是朋友。怎么了？”　　　　
　　　　“哦，是这样的，张先生，”他好像突然结巴起来。“是这样的，张先生，我也是方湄的朋友。”　　　　
　　　　“有什么事吗？你等一下。”电梯重新到了二楼的候机厅，我离开电梯，找了个人少的地方站了下来。我想，大概是方湄介绍他来上海找我，他想事先和我联系一下。“有什么事，你说好了，我只要能帮忙，肯定帮。”　　　　
　　　　“不是，没什么事。你的这个电话是从方湄的笔记本上发现的，估计你和她认识，所以，才给你打电话。”　　　　
　　　　他还真嗦。我想，要是方湄不认识我，怎么会有我的电话号码。“哎，对不起，朋友，我马上就要上飞机，你到底是谁？有什么事赶紧对我说。”我听见广播里开始提醒我这个航班的乘客尽快登机。　　　　
　　　　“对不起了，耽误你时间了，不过我说了你一定要冷静。”他在电话那头又停了下来。我真恨不得把这个电话马上掐掉。这小子一定不清楚我的手机通话费有多贵。　　　　
　　　　“方湄前几天在接学生上学时，在过一条河时，因为山洪暴发，出了事。”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讲话吞吞吐吐的人，有时半天也放不出一个屁来，不管你有多急也没用。　　　　
　　　　“说清楚点，出了什么事，方湄现在是死了还是活了？”我突然想给这个小子一耳光。　　　　
　　　　“估计是死了。村里的人已经沿着河找了好几天了，都没找到她的尸体。所以才跑到县里来告诉我们，我们县的领导知道消息后马上又发动村民找了一阵子，可还是什么也没找到。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生还的希望不会很大了。所以，我们才通知和死者有关系的人。因为你的号码是第一个，所以先和你联系。我们还想和她的家人联系一下，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她家里的电话，有的话，麻烦你告诉我。”　　　　
　　　　他的话几乎是一气呵成。我不明白他怎么突然不结巴了。这小子在最后居然还没忘了要我节哀。　　　　
　　　　我把方湄家里的电话告诉给了他。然后咔嚓一声合上了手机，这个电话时间打得实在太长了。让我感到非常的心疼，非常非常的心疼。因为，我算了算，这下子这个月我的手机费要超支好多好多钱。　　　　
　　　　而且，要命的是，都得我自己掏。　　　　
　　　　外面的阳光热得刺眼。我把棒球帽的帽檐往下拉了拉，穿过纷乱的乘客，躲过两辆正驶出站的出租车，呼吸着汽车散发出的刺鼻的油烟味，一个人向开往市区的大巴走去。我好像非常疲惫，在上车时还是拉着车门上的把手才勉强把脚迈了上去，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我刚经历了一场疲惫的远游，才从飞机上下来一样。而在这一车人中，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哪里也没有去，甚至连飞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但是我却非常虚弱。当售票员叫我买票时，我居然没有反应过来，她只好当着全车人的面，喊了我好几声买票。我这才忙伸手去掏钱，可没想到，我的手一点劲也没有，把几枚硬币都掉到了车厢的地板上。我弯下腰把它们一个一个拣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满头大汗。我想我的脸色一定很差很差。售票员可能也发现我的神情有些不对，本来还想再说我两句，可后来接过我的钱，把票撕给了我后，就不再说话了。　　　　
　　　　我感觉自己一下变成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非常虚弱，无力。我按着自己的胸口，里面似乎闷得厉害，每呼吸一口，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喘息声。我觉得自己像一棵在烈日下暴晒的树一样，正一点一点地失去水分，迅速枯萎、干瘪下去。　　　　
　　　　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正在衰老，我从口袋里掏出墨镜，哆嗦着戴到我的脸上。我想，也许我的皱纹都出来了。因为我的视力已经开始衰退，我连车厢里的人都已渐渐看得不太清楚了。　　　　
　　　　大巴上了高架后开始加速，我忽然想起当时送方湄走的时候也是走的这条路，不过这虽是同一条路，却是两条方向不同的路。风从窗缝里刮了进来，在我的耳朵边呼呼作响，简直就像一场飓风。我模模糊糊地想，这两条路到底哪一条路是对的呢？　　　　
　　　　也许，我想，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再思考这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了。风吹着我的脸。我想，也许只有风才知道。就像鲍勃迪伦唱的，答案在风中飘。　　　　
　　　　而直到今天，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答案在风中飘的意思，就是只有在风中才能找到答案。　　　　
　　　　也就是说，这答案是找不到的。　　　　
　　　　突然想明白这一点，我知道，我这是真的老了。　　　　
　　　　大巴到市区后，我没有立即回家，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再乘车回家，我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一样，随时都想呕吐，也都有可能呕吐，于是找了个咖啡馆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当服务员问我要什么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只要了一杯热的柠檬水。我慢慢地用嘴小心地抿了一口，感觉还可以后，才一口一口地喝了下去。然后，又要了一杯。　　　　
　　　　咖啡馆里开着空调。我觉得很冷，有些经受不住。就从旅行袋里掏出了那几件新买的圆领衫，一件一件穿上后，又加上了那件防雨服才感觉好了一点。我想了想，拿出手机，找到大胡子的电话，给他拨了一个。可电话那头却无人接听。我只好把手机里储存的所有的电话号码看了一遍，想从中找出一个合适的打一下，不知怎么搞的，我很想在这个时候和人说几句话，随便说什么都行，只要能和我说点话就行，实在不行，哪怕一句也行。可我来回看了好几遍，也没能找到一个能在这个时候可以打的电话。
　　　　我忽然发现自己是如此孤独，说不出来的孤独。这只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咖啡馆，在我旁边的一张桌子边，有一对情侣正在窃窃私语，在他们后面，几个小伙子正在一边抽烟一边打牌。只有我无所事事，和周围的环境，还有咖啡馆之外的环境，乃至整个上海，都不再协调。我有种突然和这个世界脱离了的感觉，觉得自己在这里的存在显得非常生硬和不自然。　　　　
　　　　在这个地方，我好像是假的，像用一张白卡纸剪出来的人一样轻飘飘的，没有分量，我原来以为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错综复杂，到现在才恍然发现，方湄就是我和现在这个世界的所有联系。而且，她也是我和另外一个世界的惟一的联系。我很奇怪我过去为什么没有发现。　　　　
　　　　难道这世界上的事情真的就像那些已经被千百人说滥的格言和唱滥的流行歌曲里讲的那样，只有失去了的，才是最宝贵的吗？　　　　
　　　　我急着想证明自己，想对自己说我是存在的，哪怕这种存在是不真实的，是没有分量的，可我也要告诉自己我至少曾经存在过。　　　　
　　　　是的，我存在过。尽管现在有可能不存在，不再具有意义，也不再具有可能。我的眼前重新暗了下来。　　　　
　　　　我像一个坠入到河里的人一样，大水从我身边缓缓升起，将我一点一点淹没。我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机，就像抓住一束救命的稻草，拼命挣扎。我想大声呼喊，可是，水却像鱼一样钻进了我的喉咙。我立即闻到了一股强烈的水草的腥味。　　　　
　　　　绝望中，我终于下意识地按下了一串号码。好像从来也没有这么快过，电话那头马上就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请问找谁？”　　　　
　　　　我立即听了出来。是我们杂志社的主编老刘那苍老但却并不浑厚的声音。我没有说话，只是听着。　　　　
　　　　“喂，请说话，请问你找谁？”他一定以为是我这边的电话出了问题。“请大点声，我听不清楚。”　　　　
　　　　我仍然不说话，静静地听着从编辑部那边传来的各种响动。有人在咳嗽，有人在听音乐，还有人在说话，只有老刘一个人，我可以想像出他的样子，一只手拿着话筒，因为听不到我这边的声音，急得不知不觉站了起来，他的另一只手，一定在向那些说话的人摆动，希望他们不要太大声，以免影响他的通话效果。　　　　
　　　　这就是我现在所赖以存在的也是所能联系上的惟一的世界。我突然泪流满面，可是一定不会有人看出来。当我抬手去擦脸上眼泪的时候才意识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把摘下来的墨镜又带到了脸上。　　　　
　　　　“喂喂喂，你要是再不说话，我可就挂了。”老刘大声说。“喂，你是谁？我说，你的电话有问题，我听不到你说的话。”　　　　
　　　　我还是什么话也没说，因为我已经说不出话来。尽管我很想对老刘说一句感谢的话。我只能用力倾听着那边的一举一动，听到老刘拍话筒的声音，有人翻报纸的声音，还有人在打哈欠，我从来不知道这些平日让我厌烦的声音现在居然会变得这么亲切，迷人，我像一块海绵一样贪婪地吸收着这一切，感觉自己似乎正一点一点地由深深的水底向上爬升，可就在我似乎已经看到水面的光亮的那一刻，老刘却突然挂断了电话。　　　　
　　　　就像一个正在攀登悬崖的人手中的绳索忽然断裂，我开始向下坠去，坠下去。这一次，我知道，再也没有人能救我，我只能咬紧牙关，在半空拼命挣扎，我舞动着双手，试图抓住什么东西，可除了头顶的那片模糊的光亮外，我什么也看不见，即使是这片光亮，我也怎么也抓不住。我只能拼命挣扎，像一个跳伞运动员一样，尽可能延缓自己下坠的速度。　　　　
　　　　我在下坠，但我看不见下面的东西，在我的下面不是清晰的大地，也不是，只有不断上升的一片片白色的云气，我只是感到自己在下坠，可什么时候能坠到底我却不知道。　　　　
　　　　我将永远漂浮在半空，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希望就如那团发亮的光，也永远在我头顶触手可及的地方，但我就是抓不到，而我也不可能立即坠落到那最深最深的地方。彻底失去，甚至放弃这一线希望。因为它不让我绝望，它让我看得见它，让我感觉我似乎能够抓住它。　　　　
　　　　我将惴惴不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始终无法踏踏实实地抓住一些东西，我只能无力地漂浮在半空中，每一天都在模棱两可中挣扎，我会为过去哭泣，也会为将来彷徨，尽管我生活在现在，但我的心却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未来的某一个点上。我惟独不能，也无法生活在现在。可我却既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选择将来。我又偏偏只好生活在现在。　　　　
　　　　因为，我既找不到一条回到过去的路，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