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军阀大结局-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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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人们都私下议论，八路军的代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真对！阎锡山在9日的朝会上也无精打采地宣称：“这次时局的变化，实在没有料到……”对降日才暂缓行动。但在日军逼迫下，他又把什么“生存”的问题提出来了，并诡辩说：“与日军来往是策略，并非真投降”。次年2月，日军为了逼阎投降，扬言要进攻晋西。他感到“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乃于4月初发动所谓“晋西大保卫战”，动员所有力量开赴前线，奖励部下每打死一个日军给赏洋100元，并给士兵娶老婆，企图鼓舞士气，改变过去恐日降日的想法。日军根据过去老经验，对阎军十分轻视，公开扬言：“阎锡山的军队根本用不着打，只要在枪头上顶一顶军帽就吓跑了。”结果日军与阎军在孝义县苏宋庄、汾城县华灵庙作战中受挫。日军后悔不该逼阎过急，于4月2日派人邀阎到太原谈判。阎派赵承绶到太原会见日军山西驻军参谋长花谷正。花对赵说：“阎锡山把中国人都骗遍了，派谁当代表，都当不了他的家，必须与阎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5月，阎锡山亲自与日方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谈，阎提议内容为：（一）申述亚洲同盟与中日两国之利益；（二）在彼此互相需要的合理条件内进行合作；（三）请日方表明此项合作，是否日本的国策，抑或地方的意见，及对待与中国的方针等等。　
　　　　　　　　　　　　
　　　　　　第11节：地方军阀大结局（11）　　　　　　　
　　　　　　　　日方提议内容：（一）强调东亚共荣圈的胜利，促阎早日投降；（二）向阎提出“觉书”，促其通电脱离蒋政权，如当时发表通电，立即交付联币300万元，步枪1000支；（三）关于汾阳协定应允之武器、物资、款项等，因数目太大，须陆续交付。因阎以一切准备尚未完成为借口，表示脱离蒋政府和降日，须再加考虑，会谈未获结果，日方将联币、枪支原物带走。日军见阎的态度已发生变化，不肯就范，便将《汾阳协定》及“安平会议”开会所拍照片印刷，用飞机投撒西安，公布于世，并对阎军发动进攻，在晋南消灭王乾元一个军。但阎驻太原、汾阳、临汾的办事处，仍与日军继续联系，一直到日本投降。　
　　　　　　　　
　　　　　　　　阎、日“安平会谈”后，由于解放区日益扩展，日军感到交通线无力维护，各个据点不断被八路军摧毁，曾向阎驻太原办事处表示：“我们在作战方面，比较有办法，在政治方面，实在无法应付”，“现在不妨重来一个政治、经济的试办合作”。并于1943年秋，正式提出此项合作办法。阎锡山同意这个办法，于次年派出一批人到太原，由日伪政权委任为局长、县长、县保安团长，配合日军对人民进行残酷屠杀。1945年夏，阎又与日军勾结。派遣人到太原，准备担任日伪厅长、道尹等职，以备加强对八路军的抗拒。日本决定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夕，阎与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等，在孝义县的瑶圃密谈，向日方提出“寄存武力”的问题，企图借助日军武力，作反共反人民之挣扎。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不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　　　
　　　　　　　　阎锡山获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在其正式宣布投降的前五天，在孝义开了一夜的军事会议，部署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同时，派赵承绶赶到太原，与日本山西派遣司令官澄田目来四郎商定：日军在原地堵击八路军。如八路军接收太原，由阎日双方共同负责。阎随即调集五万兵力强占太原。30日，阎锡山在日军保护下返回太原。当晚，他就委任大汉奸苏体仁等为高级顾问，汉奸省长王骧等为高级参议。次日晨，他在太原市各级机构的大小汉奸召开的欢迎会上，竟反复强调：“行者”（由晋西回来的人民）、“居者”（当汉奸的）一样有功。要精诚合作，紧密团结，高举枪杆，共同对付共产党。　
　　　　　　　　
　　　　　　　　与此同时，阎锡山任意践踏同盟国订定的受降办法，以留用技术人员作掩护，留用日军战俘与技术人员5000余人，其中有战斗力的3000余人，编为六个大队。为了安定战俘，他一面加以利诱，对留用日俘晋升两级，薪饷加倍发放；一面又提出组织“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加以拉拢，他对日俘说：“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如能密切合作，就可以增加反共的力量，对中、日两国，都有很大利益。”动员所留日俘参加这一组织，以便控制，为他卖命。接着，他又将日伪军改编为五个“省防军”，以加强其反动实力，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　
　　　　　　　　
　　　　　　　　9月，阎锡山抽调重兵，抢夺上党地区。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十九县地区，是共产党、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建立起来的重要抗日根据地，位于晋鲁豫边区内，在抗战的战略上起过重要作用。阎锡山一直想把该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次，他把上党作为抢占的一个重要目标。令其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率十三个师，分左、右两路，向上党解放区进犯。八路军和解放区人民奋起自卫，经四十余天激战，歼灭阎军精锐三万余人，击毙第七军团副司令彭毓斌，史泽波等被生俘。当时人们讥刺阎锡山：“上党一战，实力损失了一半。”在这期间，阎锡山为抢夺胜利果实，极力推行各种暴政，加强特务统治，扩大其反共反人民的种种罪恶活动。他一回到太原，就成立了“特种警宪指挥处”，接收了日军在太原设立的特务机关和一切杀人的技术工具。这个有几千人的严密特务网，遍布太原市的组织、行政、军事、经济、教育各机关，以及工厂、铁路、学校、帮会、道门、商号、饭馆、旅店，规模庞大，权力无限，生杀予夺，任所欲为，成为阎锡山“对内控制，对外斗争”的一个忠实工具。　
　　　　　　　　　　　　
　　　　　　第12节：地方军阀大结局（12）　　　　　　　
　　　　　　　　1946年初，阎锡山向统治区的县、市派出25个“解救团”，强化“兵农合一”的暴政，把兵农互助小组由3人改为6人，1人当常备兵，5人领种分地，当国民兵。　
　　　　　　　　
　　　　　　　　仅半年时间，通过这种“编组”手续，各县共抽出常备兵2万多人，国民兵在10万人以上。他指令其部下：“实行兵农合一，要用河塌式一村一村的开展。”他所说的所谓“河塌”。就是想把解放区一小块一小块地变成他的管辖区；“开展”，就是要向解放区进攻。　
　　　　　　　　
　　　　　　　　同年，阎锡山又提出了以太原为中心，实行“百里开展”，采取向四周扩张的办法，以求巩固太原老巢。他把各县逃到太原的地主、富农分子组织成“还乡团”，随着军队各返原籍，对广大农民进行反攻。还由太原绥靖公署统一组织“解救团”、“复仇奋斗团”，实行“自清”、“自卫”、“自治”的“三自传训”法，对人民、革命人士采取活埋、刺刀刺死、铡刀铡死、乱棍打死和乱石砸死等惨无人道的手段。阎说：“处理人越是惨无人道，越残忍，就越能解救人，因大家看到害怕，便不敢去接近共产党，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救下来了。”紧接着，又是“自白转生斗争”运动，提出“十除一、一变九”的大屠杀计划，并下令各区、县加紧实行，造成晋中各县“三自传训”杀人竞赛的浪潮。1947年11月8日，阎军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包围了文水县云周村，将共产党员石三槐等六人抓捕，用乱棍打死，并以威胁、利诱的手段，要刘胡兰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胡兰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最后被阎军用铡刀铡死。根据阎锡山政府这年的最低估计，在晋中各县，受“三自传训”暴政毒打、杀害的人就有八九万人之多。这是阎锡山在山西留下的一笔大血债。　
　　　　　　　　
　　　　　　　　在这期间，阎锡山对山西人民的经济剥削显得格外残酷。为了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他实行所谓“兵农合一”政策，打起仗来要人民群众为他充当炮灰，不打仗为他生产财富。他还推行“平民经济”政策，弄得私商倒闭，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竟在饭摊上的碗里发现小孩的指头，小贩的提篮里，摆着卤煮的人肉。而阎锡山却从人民身上榨取大量财富，供其挥霍与进行反革命战争。　
　　　　　　　　
　　　　　　　　尽管阎锡山玩弄各种阴谋，实行各种暴政，但挽救不了其崩溃的命运。从1946年11月底开始，陈赓将军和王震将军集中兵力，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相继解放晋西各县。1948年夏，徐向前指挥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攻取晋南重镇临汾，接着又在榆次地区将阎军主力及其改编的日伪军武装大部歼灭。这时，阎锡山只占据太原、大同两座孤城，为挽救垂亡命运，他进行所谓“总体战”，提出建立“战斗城”的措施，规定了十二条行动纲领，叫嚣“巩固太原，战斗到恢复全省”，并把太原30万人民一律按年龄编为甲级参战队、乙级参战队、老年助战队、少年助战队、儿童助战队、妇女助战队，驱使市民充当他的炮灰。　
　　　　　　　　
　　　　　　　　1948年7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太原外围，为了减少战争造成的损失和伤亡，多次倡议和平谈判。阎锡山仍然坚持反人民的立场，拒绝和平谈判。次年初，阎在招待几个外国记者时，在桌子上安置了一些装有毒药的小瓶，谈话中间指着这些小瓶对记者说：“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不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11月，其所属三十军军长黄樵松与人民解放军某部参谋处长商谈和平起义，阎锡山设计将二人抓捕，押送南京交蒋介石枪杀。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徐向前兵团将太原铁桶般地包围起来。阎锡山看到灭亡只在旦夕，但为了稳定同伙，与人民为敌到底，他还狂妄地说，要与太原共存亡，暗地里却加紧图谋逃离太原。他指使其亲信在蒋介石、李宗仁面前活动，建议李宗仁电邀他到南京“讨论国事”，以为脱身之计。1949年3月，他假借开会之机，仓皇逃往南京。4月24日，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太原，阎锡山在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统治彻底覆灭。　
　　　　　　　　　　　　
　　　　　　第13节：地方军阀大结局（13）　　　　　　　
　　　　　　　　阎锡山逃出太原不久，又担任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10月，他与李宗仁逃窜重庆，在四川推行所谓“总体战”，制定了“军政一元化”的作战方案。重庆解放后，他又逃到成都，兼任了国民党教育部成立的“反共救国战斗团”团长。12月8日，人民解放军以不可阻挡之势威逼成都，他见已无立身之所，只得飞往台湾。　
　　　　　　　　
　　　　　　　　1950年，阎锡山任“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继续著书进行反共宣传，直到临死前还叫嚣要重返太原。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死于台北。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原名冯基善，曾是西北军阀，后来成为著名爱国进步将军。原籍安徽巢县，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父亲冯有茂是淮军中职位低下的哨官。　
　　　　　　　　
　　　　　　　　冯玉祥少时家境窘困，11岁时，其父所在营的管带（相当营长）为他补了一名恩饷，1896后正式入练军当兵。6年后，他看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教练方面比练军先进，于是抛弃通过苦练得来的教习职位，投靠新军。在新军中，冯玉祥由于体格魁伟健壮，勤学苦练，颇得赏识，仅3年便由正目升至排长。不久他与协统（相当旅长）陆建章的内侄女成婚，得陆提拔，不过几年便升为管带。　
　　　　　　　　
　　　　　　　　1911年前后，他受进步思想影响，投入辛亥革命，参加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他被拘禁，随后递解回籍。1912年重被陆建章启用，授任营长。1914年陆部奉命围剿白朗，冯玉祥升任第七师十四旅旅长，同年10月，十四旅改为第十六混成旅。从这时起，冯玉祥逐渐在中国军界和政界发达起来。　
　　　　　　　　
　　　　　　　　一、起行伍练兵有方冯玉祥把军队训练看得极为重要，无论在冯玉祥军事集团形成前还是形成后，他都始终如一地抓教育训练早在练军时，有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使冯玉祥深深感到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的重要性。　
　　　　　　　　
　　　　　　　　有一次，冯玉祥所在部队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保定城南外的一处天主教堂。队伍离教堂还有两里，教堂里冲着他们放了两枪，结果几百号人马炸窝似地溃散了，一退就是二十里。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有十几个士兵用刀将一个华贵少妇的手臂砍下来，抢走了两副赤金手镯。为了这金手镯，士兵们互相争夺残杀，加上后来各处奉命盘查，枪决嫌疑犯，前后有千余人丧命。军人没有纪律约束便会成为虎狼之辈，“治军须严”的思想牢牢扎根在冯玉祥脑中。　
　　　　　　　　
　　　　　　　　冯玉祥的练兵和治军是从兵员质量抓起的。他曾经多次亲自下去招募士兵，曹福林、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孙连仲、吉鸿昌这些曾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都是冯玉祥亲自招募来的。他的招兵取录标准是：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龄18岁至25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足者都不要。另外决不要“二流子”、“营混子”。为了保证兵员质量，冯玉祥还有一个有效的办法：他派下级军官回家乡招募亲戚、乡亲、朋友及其子弟入伍，一旦招来，即编入这些军官所辖部队。由于招收兵员的质量直接影响部队的训练成绩和战斗力，并影响这些军官的职位升迁，所以他们在征募时都很认真严格，不敢马马虎虎，应付差事。　
　　　　　　　　
　　　　　　　　冯玉祥认为：“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与士卒共甘苦，是治军最重要的一个信条。”他在袁世凯的新军任副目时，他的正目是个为人尖刻的家伙，经常虐待士兵。有一次两个兵得了伤寒病，正目不但不抚慰，反倒恶声恶气地乱骂。　
　　　　　　　　
　　　　　　　　冯玉祥一气之下，将其按倒在地，狠揍了几十拳。此后两个月，冯玉祥亲自给两个士兵端屎端尿，照应料理到他们病愈为止。冯玉祥对下级士兵都很熟，不但能叫他们的大名，而且记得很多人的小名，因此士兵感到他平易亲切。在担任陆军检阅使时，他曾给一个得败血病的士兵献过血。他手下的残疾、阵亡官兵和军人眷属也受着多方优待。为了搞好官兵关系，冯玉祥特意在军中立了“八不打”戒条：（一）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他还规定了“连排长有为自己的士兵代写家书的义务”。另外，为了杜绝上司敛财、下级行贿和低层官兵忍痛送礼、出份子的风气，保护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经济利益，冯玉祥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　
　　　　　　　　　　　　
　　　　　　第14节：地方军阀大结局（14）　　　　　　　
　　　　　　　　冯玉祥关心士兵，不准官长侵犯士兵利益，是从军队的特性来考虑的。他说：“打仗是拼性命的事，官兵之间共生死，同患难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