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军阀大结局-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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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居留民会会长和日军舰长来找冯玉祥，掏出日本海陆军刑法，蛮横地要求监禁中国士兵。冯玉祥恼怒地说：用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的士兵，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说着便举起脚，脱下一只鞋，要狠狠教训这个日本舰长。日本舰长又想用中国军法处置中国士兵，冯玉祥不退让，说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人，拒不检查者即为匪徒，士兵打伤这些匪徒不但无过，相反大大有功。日方见威胁不了他，最后不得不让步。以后冯玉祥又陆续惩治了一些目无中国法纪、为非作歹的外国人，使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只得收敛老实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坚决谴责蒋介石的依赖国联、媚外误国和不抵抗政策，对帝国主义本性有了进一步认识。他在答复熊希龄的通电中说：“宰割弱小民族之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任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工具而不侮。”10月21日，他又发出通电，提出抗日救亡的十三项主张，即：（一）备战和鼓舞军心；（二）起用革命有功人员；（三）恢复党的民主制；（四）首都迁于适当地点；（五）恢复民众运动，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恢复民众组织，加以军事训练；（六）厉行减缩政策，裁并骈枝机关；（七）实行财政公开，应用预、决算制度；（八）严定官吏渎职贪污之惩戒条例，以清吏治；（九）拟定生产计划，以合全国人民之必要消费为原则，国家经营对外贸易，奢侈品由国家专卖，并加以购买之限制；（十）严征累进之所得税及遗产税；（十一）规定公务员之最高薪及农工之最低薪；（十二）制定社会保险法，专设机关以实际执行；（十三）改正教育计划，使人民有平等受教育之机会。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2月，占领热河省会承德，随后分兵入侵平、津及察哈尔。冯玉祥在共产党人的劝说下从泰山移住张家口，与吉鸿昌等人一起组织了有6个军、1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其旧部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蒋、汪得知冯玉祥准备抗日，大为惶恐，先是接连遣人游说，继而以官相许，最后发出“侈言抗日者杀勿赦”命令进行威胁。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不受利诱，不惧威逼，挥师北进，6月22日收复康保；7月1日收复宝昌；同日迫使刘桂堂反正，进逼多伦。抗日同盟军与敌人血战五昼夜，毙敌千余，收复多伦。时间不长，察北各县全部光复。正当抗日同盟军积极准备收复东北时，蒋介石、何应钦调集16个整师、8列钢甲车、两队飞机包围张家口，封锁平绥线，并展开“银弹攻势”，以利禄引诱抗日同盟军中部分将领，挑拨冯玉祥与其旧部关系。冯玉祥不得不抱恨离去，抗日同盟军宣告结束。对这段历史，他在第二年写的《抗日周年纪念》一诗中作了记述：“察哈尔竖起了抗日旗，六月二十日出兵收失地。没到一月康、宝、沽、多全克复，多伦血战后又向敌追击。这时候有人说我们是赤化，又有人指我们为叛逆，要我去做垦务督办，要我去做训练总监。什么意思啊？我是不懂的！只要我不抗日，什么官都可以商量计议，我明白了他们一贯的主义！压迫我们是为帝国主义吐气，使我不能不把张家口别离。……”在八年抗战中，冯玉祥曾任第三战区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与日作战，斩获甚多；他开办过“三户印刷所”，出版了包括《列宁全集》、《论持久战》等在内的大量革命书刊，积极宣传抗日；他创立了利它社，力图为抗战服务，并利用基督教会组织联系教民共同抗日；他还以自己卖字献宝、游说演讲的行动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广泛发动献金救国运动。此运动捐献金额（除实物外）前后达黄金23000余两。　
　　　　　　　　　　　　
　　　　　　第21节：地方军阀大结局（21）　　　　　　　
　　　　　　　　献金运动开始时受到普遍拥护，但以后由于各地认购，出现苛捐杂税性的强硬摊派、催逼，运动失去了原先的意义，加重了人民的灾难，引起人们怨忿。所以有些地方流传着一句话，“冯玉祥一到，鸡飞狗跳！”献金运动得来的钱最后也落入了蒋介石的口袋，不知去向。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五原誓师，在中国西北部打出了配合北伐、讨伐反动军阀的旗帜，也是冯玉祥思想变化的重要标志1926年是冯玉祥的思想和行动发生重要转变的一年。由于受共产党人、国民党人的影响，加上苏联顾问接触，他于这年元旦通电辞职后决定赴苏联访问学习。3月，冯玉祥启程，5月9日，抵达莫斯科。在访苏期间和来回途中，他与苏联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以及苏共党员、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使他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理解，认识到中国进行革命的必要和树立鲜明主义的重要。访苏期间，冯玉祥正式加入国民党，并宣布国民军全体入党。国民党中央任命他为国民军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苏联逗留三个月后，他便与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中共党员刘伯坚等人一起回国。9月，抵绥远五原，冯玉祥收拾南口失败后的国民军残军，与于右任、邓宝珊等人组成国民军联军。17日，举行著名的“五原誓师”，冯玉祥宣誓就任联军总司令，并发表面貌一新的宣言：“……我虽然作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点，没有明确的主张。……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之团体，共负革命之责任。”五原誓师，在中国西北部打出了配合北伐、讨伐反动军阀的旗帜，也是冯玉祥思想变化的重要标志。　
　　　　　　　　
　　　　　　　　1927年夏，冯玉祥的思想在前进途中发生了逆转。溃不成军的国民军能得以重建，并顺利平定甘陕，获得节节胜利，冯玉祥是感激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　
　　　　　　　　
　　　　　　　　因此他在军队中安插了不少共产党员，政治、党务方面的工作事事与乌斯马诺夫、刘伯坚商量。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多人遇难，冯玉祥闻讯哭之甚哀，在潼关国民军总部召开追悼会，并电令各部队、机关举行大规模追悼活动。这一年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上蒋介石被免职。此后蒋介石派说客滞留冯玉祥处，使冯玉祥深信蒋是“革命的中坚分子”，并把宁汉分裂看成“仅系一二人间之误会”的人事纠纷。在5月潼关会议上，他不同意“倒蒋”口号，主张“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致，打倒军阀，万不可自相水火。”对共产党的态度，冯玉祥在这年6月起了明显变化。　
　　　　　　　　
　　　　　　　　6月郑州会议前，冯玉祥轻信一些人的诬蔑之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不是理解的。他曾斥责农民协会凶横不法，擅行捕人杀人，草菅人命。农民抗租抗税也与冯军征发给养产生过矛盾。妇女运动在他眼里成了“她们所会的，就是骂父母，骂丈夫，讨厌儿女，讨厌家庭，动不动就离婚。以这些为自己不落后与真革命的条件，我实在不敢苟同。……我不懂为什么必须做恶妻坏母才是革命，因此对于她所提的口号也不能同意。”（冯玉祥《我的生活》）。而在郑州会议上，武汉国民政府的上层分子，在会内会外大讲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破坏国民革命，对共产党肆意诬蔑。特别是何键的煽动，促使冯玉祥从对共产党不满变为反对共产党，进而发展到公然与国民党反共势力合伍。由于看到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反共上的一致，冯玉祥便做了宁汉双方的调停者。在“清党”中，冯玉祥解聘了乌斯马诺夫，将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专车遣送武汉。尽管他措辞婉转，规定“惟对此项党人，只准拘留禁闭，不准枪杀打罚”，并礼送苏联顾问鲍罗庭等人出境，但他这时已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犯的历史性错误已经结下了巨大的恶果。　
　　　　　　　　　　　　
　　　　　　第22节：地方军阀大结局（22）　　　　　　　
　　　　　　　　由于冯玉祥的努力，致使蒋介石于1928年初出山复职。冯对蒋大加称颂，蒋对冯备极推崇，于是2月18日蒋冯在开封互相换帖结拜为兄弟。冯帖上写：“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蒋帖上写：“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冯大蒋五岁，故居为大哥。然而结拜仅一年，两人关系便趋于恶化，又过一年在中原大混战中，大哥的军队就被小弟“吃”掉了。　
　　　　　　　　
　　　　　　　　从1931年到1946年，冯玉祥对蒋介石曾几度抱有幻想。第一次是“九一八”事变后，冯与蒋在孔祥熙举办的宴会上见面，蒋介石向结拜兄弟忏悔认错，表示要精诚团结，挽救危亡。冯玉祥此后逢人便说：“蒋先生有了很大转变！”认为蒋必然铁心抗日了。可是“一二八”上海抗战，蒋坚决不抵抗给冯做了回答。第二次是1935年蒋介石电邀冯玉祥到南京任职。冯从泰山下来，蒋在四方城予以隆重招待，极备恭敬，并表示愿意接受冯的主张。冯玉祥大为感动，在日记中写道：“蒋答之话最谦下，最诚恳，实为我最满意也。此次可谓不白来了。”“西安事变”中身为军委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致电张学良，劝其释放蒋介石。为了救蒋，他甚至提出自己去西安替蒋当人质。可是他这副委员长只不过是个摆设，最后陷入蒋的羁縻，深感自危，连说话都得小心谨慎。第三次是1938年8月，冯玉祥在武汉患病住院，蒋介石亲自来探望，坐视良久，态度亲切。冯几次请其回去，蒋都不肯离开。蒋临走还谦恭地说：“有什么事，我来向您报告。”冯又受感动，认为蒋本人还不坏，只是左右积恶太深。以后他去掉顾虑，向蒋劝谏坚持抗战，提出十数条意见。蒋介石当面接受，实际上仍在和战问题上徘徊动摇。冯的力劝并未产生作用。1941年后蒋对冯的压制愈来愈厉害，有一个时期，几乎断了冯的经济来源，冯对蒋的幻想也减少了。抗战胜利后，冯玉祥申请出国。1946年9月，冯被蒋介石解除军籍，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赴美国考察水利。行前，他给蒋介石写了临别赠言《上蒋主席书》，他一心希望蒋能改好，劝蒋不要打内战，要讲和平，实行民主。到美国后他还买了一份礼物，恭蒋介石寿辰。但在考察水利期间，国内内战愈演愈烈。1947年蒋介石镇压各地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使冯玉祥大为愤怒。他于5月26日发表《告同胞书》，谴责蒋介石当局，开始公开反蒋。此后，他在美国发表了数百次报告演讲，举行了五次记者招待会，组织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抨击蒋的内战独裁政策，反对美国援蒋，声援国内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中央控制下的国内外机构、报刊开始对冯玉祥进行围攻和诬蔑，蒋介石采取高压手段命令冯玉祥回国并断绝他的经济来源。1947年11月，他在激愤中在美国《民族报》上发表《我为什么与蒋决裂？》檄文。冯玉祥此时很明白自己的处境。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我自己：1。要下监。2。要被蒋枪决。3。要被蒋特务杀害。这是为民主和平努力应得的报酬。”于是，他抓紧一切时间着手撰写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此书共七十七章，冯玉祥从自己二十年亲身经历出发，对蒋介石作了全面揭露，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蒋介石恼怒万分，便以“冯在美国肆意诋毁元首”的罪名，革除冯玉祥公职，又串通美国政府吊销他的护照。紧接着，1948年1月7日蒋介石又以“行为不检、言论荒谬”，“违反党纪、不听党的约束”罪名，开除冯玉祥的党籍。并电请美国，希望将冯玉祥驱逐出境。但冯玉祥处变不惊，置生死于度外，2月8日，他在《纽约下午报》发表《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并于2月10日写下了遗嘱。在公开信中，他痛悔自己曾对蒋抱有幻想，错把蒋扶上高位，严正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出卖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要求蒋立刻下台，将权力交还人民。他写道：“现在我已经感到支持你的罪过，而要向中国人民负起责任，协助他们把你赶走。”1948年初，一批爱国反蒋的中坚分子从蒋记国民党中分裂出来，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冯玉祥被推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极为欣喜兴奋。他在美国积极发展组织，广为宣传，汇合本党的进步分子为反对封建独裁统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工作。　
　　　　　　　　　　　　
　　　　　　第23节：地方军阀大结局（23）　　　　　　　
　　　　　　　　在中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美国政府已对蒋介石丧失信心，为了保住其在华利益，美国密谋踢开蒋，拉起第三势力，与中国共产党对抗，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由于冯玉祥在国民党军政界威望很高，在海外又有巨大影响，于是杜鲁门政府千方百计对他进行收买笼络。1948年4月，美国政府派员登门游说，表示美国愿意出钱出军火，帮助冯玉祥回国收拾败局。但冯玉祥坚守民族大义，当即予以拒绝。说客蛮横地下“最后通牒”道：“给你们六个月的时间，请你们民主人士考虑考虑。我们美国人，就是这个意见，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愿意帮助你们民主人士。”冯玉祥冷冷地说：“我们的哲学是：‘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全国的人民，工农大众，喜欢什么，我们说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做什么。可是没有听说过，天听自美国人听，天视自美国人视，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美国人喜欢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确确实实的，不单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的卖国贼，你看我冯玉祥是做这样事的人吗？”美国政府见冯玉祥软硬不服，恼羞成怒，便准备将他驱逐出境。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冯玉祥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毅然决定返回祖国。1948年7月，冯玉祥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围困和迫害，在纽约登上苏联客轮“胜利”号，取道苏联投向祖国怀抱。　
　　　　　　　　
　　　　　　　　至此，“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周恩来在冯玉祥遇难一周年追悼会上的悼词）。　
　　　　　　　　
　　　　　　　　不幸的是，9月1日“胜利”号客轮在黑海失火，冯玉祥遇难身亡，终年66岁。　　　
　　　　　　　　一、耕读子弟穿戎装1909年，18岁的李宗仁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李宗仁（1891～1969年），字德邻，1891年8月13日出生在广西桂林县西乡村郎头村的耕读家庭，父亲李培英是当地的塾师，母亲务农，他们生有子女11人，3人早夭，剩下的5男3女中，李宗仁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父亲做塾师的收入和母亲克勤克俭的劳动，维持生计。西乡方圆几十里，土地肥腴，然清吏的贪婪苛政，外族的侵凌，使百姓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