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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特殊人群的生活方式-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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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第五章(1)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年第1期〕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涂 俏    
  “二奶”,现代汉语辞典缺席然而近十几年来却耳熟能详的名词,它已像越长越大的毒瘤存在于我们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中。“二奶”让人毫无疑问地联想到男人和女人,金钱与性交易,尤其是容易让人联想到女人的命运。“二奶”们幸福吗?她们为何当“二奶”?她们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吗?人们该谴责男人还是谴责女人?对此类丑恶现象,社会该如何疗救?……带着这一串串疑问,女记者出身的本文作者改名埋姓装扮成落魄女人,孤身暗访深圳河畔的“二奶村”,用长达60天的时间揭开了“二奶”们令人心悸的生活内幕和内心真相。    
  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包二奶”现象日益严重。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始,一批往来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二奶”。随着这个“风流军团”的扩大,一些位于罗湖的花园住宅,如怡×花园、庐×花园等楼盘,因“二奶”相对集中而闻名。90年代中叶,随着深圳中心区的西移,福田区成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娇”的首选地。由于福田区渔×村、皇×村、皇×新村、水×村等地邻近货柜车出境的皇岗口岸,便利司机的出入,日渐成为香港货柜车司机包养内地“二奶”的首选居住地。在关外,如布吉、宝安新城,由于房价较低,又无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通行证”,在那些地方,亦有相当的一些“二奶”居住。    
  当然,“包二奶”现象不单深圳存在,在其他地方如上海、厦门等许多地方也有,只不过随着深圳经济飞速发展,深港两地多元交流的频密,港人在深圳包养“二奶”更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由此而在香港与内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家庭、道德等问题,早已引起广泛关注。1999年下半年,因珠江三角洲“包二奶”之风得不到有效遏制,以维护广大妇女权益为己任的广东省妇联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呼吁制定相关法律,严惩“包二奶”的丑陋现象。    
  据《亚洲周刊》2000年8月28日《百万“雄”狮陷法律重围》中报道:“中国大陆包养情妇者估计约有百万,当局酝酿修订婚姻法,严惩包二奶行为,对数以万计在中国各地包二奶的港台男人带来强烈冲击,也祸延许多女性……”    
  进入新世纪,原先有所回避、遮掩的有关“二奶”的话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内媒体,但对于“二奶”的生存状态却普遍语焉不详。事实也许在云遮雾罩的某个角落。当社会对“二奶”有较理智的态度,当媒体对“二奶”有较客观的对待的时候,我一头扎进云雾中,沉进“二奶”村,努力去接近、了解、捕捉、反映“二奶”们的甜酸苦辣。    
  2001年1月13日,距农历蛇年春节还有10天,我隐姓埋名,离开报社舒适的公寓,搬进深圳河畔的某某村一个狭小的单元房居住。    
  我之所以选择某某村作为隐形采访的落脚点,是因为村里有我的朋友阿洁。早在1998年10月,我因病住院一个月,和邻床的一位四川妹结成好友。四川妹叫阿洁,嫁了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阿南。阿南足足大阿洁18岁,但两人很相爱,连医院的护工都看得眼热。阿南的工作是在大陆验货、拉货,每晚要忙到12点才回深圳。    
  阿南不在深圳的夜晚,阿洁就躺在病床上和我聊天。她说她家安在某某村,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因地理之便,这个小渔村成为深圳市区的一部分,迅速致富,村民普遍盖起高达七八层的私房,供外地人租住。村中仅有200多户本地人,竟租住了近千户外来人员。村中的年轻靓女,阿洁说,也就是四川妹、湖南妹、贵州妹、江西妹等内地女子,多为港人所包养的“二奶”。阿洁家楼下,有一家云南粥店,粥店的老板娘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每天早晨10时左右,多数“二奶”才刚刚起床,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衣,云集粥店吃早餐,然后便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天,喝完粥后,相约打麻将。在粥店中,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有关“二奶”的各类信息。那时,我就打算到这个村里去住一些日子。阿洁出院,我送她乘电梯到楼下,她请我以后无论如何到她家里去玩,阿南不在的时候,她很孤单无助,希望我就在她家附近租房而居,我答应“以后再说”。    
  这个“以后”就后到了数年之后的2001年。我化名“阿敏”前去租房,房主一定要验看身份证件,无奈中找了一个相熟的村干部说明来意请求帮忙,并请他保密。我以每月800元的租金住进一套有一厨一卫的公寓“套房”。厨房的防盗网外,两栋私房挤压过来,抬头只见“一线天”。    
  我将带来的少量行李提进屋内,跑到楼下的杂货店,买了一张席梦思床垫和一个床头柜    
  ,花4元钱买了一把扫帚,将房内打扫干净,扫帚上沾着许多长头发,我好奇地扯出一根,跟我的头发比了比,原住户的头发还长过我,一定是垂在腰际的。苦恼才让女人落秀发,前住户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又为什么人而苦恼呢?    
  阿婷“老公”比她大20多岁    
  ××村的地理形状极像英文字母中小写的“r”。顺着村口那条“r”字下部的直线往村里走,走到村中惟一的肉菜市场,整个村就仿佛被人掰成了两瓣。左边那一瓣是典型的现代住宅楼,高档、整齐而规范,共有20多栋,外称××花园。右边那一瓣却参差不齐,色泽不一,新旧混杂。这是村民们自盖的私房,少说也有140多栋。由于私房的不停扩建,栋与栋之间已是“亲密无间”,最亲密接触的楼宇之间,相隔不过半米。1月15日上午10时,我穿着低领胸衣,廉价的牛仔衣裤,脚蹬一双棕黄松糕鞋,胸前的手机晃来晃去,在村中开始企街,希望以此招摇来遇见我想认识的那类女子。“企街”15分钟后,我找了一个水泥花坛边坐下,不多久,花丛中闪进一位年轻靓女的脸。眉眼纤细得像港星林忆莲。她穿紧身黑毛衣,外罩一件孕妇裙。看得出,她肚皮那儿已经颇具规模了。    
  “预产期还有多少天?”我以异常关切的声音询问年轻的妈咪。大凡跟孕妇打交道,谨记要找准她们感兴趣的话题。“下个月20号!”    
  “你今年多大啦?这么小就生儿育女?”仗着自己是“大姐”,我涎皮赖脸地又问了一句。“23岁。”    
  “老公大你几岁?”刚一发问,我便后悔,自己像个公安在查户口。    
  “20多岁!”年轻女子并不在意,甚至还往深里说,看上去是个没心没肺的单纯女子。“我17岁来深圳打工,后来,一位同乡的老公是在那边开货柜车的,她介绍了老公的朋友给我认识,1997年8月1日,我们就结婚了。”“你老公也是货车司机吗?”我问她。“在香港当建筑工人。”    
  通过闲聊,我知道她叫阿婷。    
  “你现在是一个人?”在我问过有关阿婷的“十万个为什么”之后,和我并排坐着晒太阳的她,也很关心地问我。    
  我点头称是,把我被人“抛弃”的故事有鼻子有眼睛地讲述了一番。    
  “那你手中有没有攒些钱?”她为我着急起来,说:“这个年头,什么都没用,钱是最重要的。”    
  “你老公一个月给你多少家用?”还是少谈自己为妙,我把话题转到她身上。    
  “5000块。”阿婷很自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村里包养“二奶”的最高价钱。5000元家用还不包括房租。    
  我问她,村中已“嫁”女人每月家用到底有多少?阿婷大概猜想,我这个弃妇搬到这里来,一定是想找一个出价高的男人过日子,所以乐于向我介绍说,从1000元至5000元不等。在村尽头那两栋楼住的都是打工妹型“二奶”,包她们只需花1000元。“1000元能干什么?不过刚够饱肚而已?”我很吃惊。阿婷却觉得很合算:“在工厂打工,一天干12小时以上,累死累活才不过400元。跟香港人生活,不用干活,又不用操心生计,有什么不好?”    
  这个上午,因了女人对女人的信任,因了底层女人对“落难者”的怜恤,我不仅认识了一个“二奶”,似乎还得到了她的信任。我在兴奋之中,热情表示她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帮忙,我愿意陪她上医院看看。    
  “明天早晨吧!我住在90栋楼的二楼,你在楼下一叫我就会听见。”    
  第二天上午10点,估计阿婷起床了,我拎着在街口买的一袋进口提子和芒果,站在90栋的楼下等她。阿婷见我带来水果,很开心地收下了。她盘了头,整个人利索不少。大大的孕妇裙罩在她并不算大的肚皮上,有种夸张的感觉。    
  我像个真正的“三陪”呵护着阿婷,出人出的士费还出力气。这些天来,阿婷临盆前都是一个人去看医生吗?村中出租屋里的那些女人生孩子,难道都没有人照顾?对于准妈妈来说,远在异地他乡,又是孤身一人,说多困难就有多困难。阿婷对于前方的路,充满乐观情绪。她说,她们大多来自农村,自小农活一一历炼过了,别说一人看医生,就是独自去医院生孩子,也是常有的事情。毕竟,港人的工作负担重,像她老公,很少请假,请假是要扣工钱的。这次生孩子,他答应请两天假,会提前过来陪她生产。    
  阿婷的几项检查指标都不错,母子都蛮健康正常的。只是没有准生证,医院会为阿婷她们接生吗?那么多的二奶在此生儿育女,难道计生工作就没有人管?    
  阿婷很有把握地告诉我,这附近的每一家医院,只要肯付钱,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更别说接生了。    
  医院的大理石地面锃亮光滑,阿婷的平跟布鞋踩在上面悄无声息。    
  晚上10点25分,我的手机响了。阿婷在电话里很兴奋地说,她老公回家了,听说我陪她看医生,谢谢我,想请我吃宵夜。我很高兴地答应了。我所认识的村内那位干部曾经告诉我,要想了解“二奶”的生活很不容易,首先要接近她们,然后结识并交朋友。接近她们的办法是在一个固定的西餐厅吃饭,固定的美发厅洗头,固定的美容院美容,固定的夜总会娱乐,就一定能认识你想认识的人。也算运气好,在露天休闲区,轻易地就认识了阿婷,并且交上了朋友。更让我意外的是,我还能认识她的男人,也许可以了解到被包者与发包者之间的契约关系。    
  由于市区的迅速膨胀,原先田野间的自然村都变成了城中村。村口,也就是街口一家火锅店里,阿婷的老公已经点了火锅套餐在等我。一份野鸡、一份山蛇、一份草龟拼在一块煮。香气氲氤中,掩不住阿婷老公脸上的疲惫。即便在村中看惯了一对对的老夫少妻,我还是觉得他们之间,不止相差20多岁。阿婷那张青春的脸与她老公脸上纵横的沟壑所形成的反差,足足有一代人到两代人的差距,至少看上去就像父女俩。“多谢,小姐贵姓?从哪里来?”阿婷的老公很客气,端起一杯“金威”敬我。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第五章(2)
  
  “我叫阿敏,来自江西南昌。”我篡改姓名,出生地不敢乱报,毕竟还有脱不掉的江西口音。    
  频频举杯中,我的豪爽博得了阿婷老公的信任,他郑重地将年轻的“妻子”拜托给我,希望我有空常来看看阿婷。当他听完我的“悲惨”故事后,说等年后,他会想法给我介绍一个香港男人,鼓励我不要对生活担忧,毕竟,好人好心有好报。    
  寒夜。火锅。海鲜。阿婷幸福的脸庞。香港男人的托付。望着杯中琥珀色的啤酒,想到阿婷肚里的孩子,揣测着身边这位看上去还算成熟的有责任感的香港男人,我不由得反问自己:作为“二奶”的阿婷将来一定不会幸福吗?如果将幸福仅仅界定为有人关心,有一点物质基础这两项呢?    
  这有一种危险:我是不是把“二奶”的商品属性看得过于简单了?不管怎样,我的心情极    
  靓,我为自己“卧底”所迈出的第一步而感到高兴。    
  她们为什么情愿被男人包养    
  阿灿是我“企街”时认识的第二位“二奶”。    
  “企街”,原本是粤语中闲逛的意思。对于一个入住××村考察“二奶”现状的人来说,是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利用年前节后的几天时间,整天“企街”,目光在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上逡巡,至少可以说,已经大体掌握了村中“二奶”们的穿着习惯。    
  她们最大的本钱就是年轻,这一点,从她们那大多白里透红的皮肤上就可以看出。她们的打扮一般分为两类,因而也构成两个极端:时髦与随意。    
  所谓时髦,的确是需要身体本钱的,今日深圳的气温为10度,我穿一件皮衣,两件羊毛衫。而她们有的仅穿一件内衣,外罩一件风褛;有的大胆袒露前胸,突出非常性感的胸前乳沟,披一件橘红太空服欲盖弥彰;更有的干脆将两只漂亮的白胳膊露在寒风外,仅在手臂上戴小半截黑手套。说她们招摇过市并不过分。    
  另一类型就是随意,简直就是不修边幅。她们往往将各类睡衣睡裤胡乱地穿在身上走到街上,睡衣外加一件薄薄的太空棉背心,趿着夏日才能见到的凉拖鞋,让人不得不佩服她们把公共场所当作自家内宅的本领。    
  因为年轻,所以无畏寒冷?或者说,为了某些目的?    
  阿灿满脸粉刺,剪了个娃娃头,眉眼还算可以。她并不袒胸露怀,穿了件米黄色的太空衫,上衣衣领还在脖子上绕了一圈,像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下身着花格呢大摆裙,裙幅度几乎有360度,足蹬仿皮米色靴子,整个人距离时尚起码落伍五年。当她向我走来时,我几乎将她认成一个小保姆。    
  傍晚,我暗藏索尼采访机,在村里那家最好的西餐厅里,我请阿灿吃晚饭,我要了两份煲仔饭。阿灿选了香菇鸡块,我要了咸鱼肉饼。就在有意无意的交谈中,阿灿说出了自己的往事。回到住处,我根据录音,在日记本上记录整理出阿灿的故事———我来自贵州一个贫穷的小镇,今年26岁。下有一弟二妹。爸妈都是农民。大妹在布吉某厂当物料工,每月能挣几百元,弟弟还在家乡上高中,小妹在念初中。    
  我上高一时,家里穷得再也不能支付我上学的费用了,不得已我就退了学。听人说深圳是个花花世界,好赚钱,就跟着村里一个男孩,拎着一床被子,南下打工。进关时,我是扒铁丝网进来的。听老乡说沙头角一家工厂招工,我就赶过去见工。那天,见工的年轻人真多啊!里三层外三层,我好不容易挤进去,看见招聘栏上一行行新兴的行当,我心中好奇得很,有“车工、焊工……等等”,我什么也不懂,就在“大烫”一栏上签了名。    
  见工时,主管是个男的,比我大两岁,竟然是我的同乡。他对我填的表格感到好奇,拉着我去“大烫”车间看别人是怎么工作的。我一看吓坏了。原来“大烫”足足有2。5公斤重,整天不离手,要烫平成叠成叠的衣料。一般体弱的男孩子,也不一定吃得消的。    
  看完“大烫”们的辛苦样子,主管问我怎么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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