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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老舍自传 作者:老舍_2-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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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垛上的鸡爪图案,详细地记住,以备作母亲制造预算的参考材料。母亲喝了茶,脱了刚才上街穿的袍罩,盘腿坐在炕上。她抓些铜钱当算盘用,大点儿的代表一吊,小点的代表一百。她先核计该还多少债,口中念念有词,手里掂动着几个铜钱,而后摆在左方。左方摆好,一看右方(过日子的钱)太少,就又轻轻地从左方撤下几个钱,心想:对油盐店多说几句好话,也许可以少还几个。想着想着,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很快地又把撤下的钱补还原位。不,她不喜欢低三下四地向债主求情;还!还清!剩多剩少,就是一个不剩,也比叫掌柜的大徒弟高声申斥好的多。即使她和我的父亲商议,他——负有保卫皇城重大责任的旗兵,也只会惨笑一下,低声地说:先还债吧!

  左方的钱码比右方的多着许多!母亲的鬓角也有了汗珠!她坐着发愣,左右为难。看着炕上那一小堆儿钱,不知道怎么花用,才能对付过这一个月去。

  父亲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他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他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止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从那以后,我们一家人怎么活了过来,连我们自己也难以说清楚,只说一件事吧:每逢伏天夜里下暴雨的时节,我们就都要坐到天明,以免屋顶忽然塌了下来,同归于尽。

  是的,我们都每日只进两餐,每餐只有一样菜——冬天主要的是白菜、萝卜;夏天是茄子、扁豆。饺子和打卤面是节日的饭食。在老京剧里,丑角往往以打卤面逗笑,足证并不常吃。至于贫苦的人家,像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

  家里很穷,所以母亲在一入冬季就必积极劳动,给人家浆洗大堆大堆的衣服,或代人赶作新大衫等,以便挣到一些钱,作过年之用。

  姐姐和我也不能闲着。她帮助母亲洗、作;我在一旁打下手儿——递烙铁、添火,送热水与凉水等等。我也兼管喂狗、扫地,和给灶王爷上香。我必须这么作,以便母亲和姐姐多赶出点活计来,增加收入,好在除夕与元旦吃得上包饺子!

  快到年底,活计都交出去,我们就忙着筹备过年。我们的收入有限,当然不能过个肥年。可是,我们也有非办不可的事:灶王龛上总得贴上新对联,屋子总得大扫除一次,破桌子上已经不齐全的铜活总得擦亮,猪肉与白菜什么的也总得多少买一些。由大户人家看来,我们这点筹办工作的确简单的可怜。我们自己却非常兴奋。

  我们当然兴奋。首先是我们过年的那一点费用是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来得硬正。每逢我向母亲报告:当铺刘家宰了两口大猪,或放债的孙家请来三堂供佛的、像些小塔似的头号“蜜供”,母亲总会说:咱们的饺子里菜多肉少,可是最好吃!刘家和孙家的饺子必是油多肉满,非常可口,但是我们的饺子会使我们的胃里和心里一齐舒服。

  劳动使我们穷人骨头硬,有自信心。她使儿女们相信:只要手脚不闲着,便不会走到绝路,而且会走得噔噔的响。

  虽然母亲也迷信,天天给灶王上三炷香,可是赶到实在没钱请香的时节,她会告诉灶王;对不起,今天饿一顿,明天我挣来钱再补上吧!是的,她自信能够挣来钱,使神仙不至于长期挨饿。我看哪,神佛似乎倒应当向她致谢、致敬!

  长大了些,记得有一年除夕,大概是光绪三十年前的一二年,母亲在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多厚。高香烧起,雪片由漆黑的空中落下,落到火光的圈里,非常的白,紧接着飞到火苗的附近,舞出些金光,即行消灭;先下来的灭了,上面又紧跟着下来许多,像一把“太平花”倒放。我还记着这个。我也的确感觉到,那年的神仙一定是真由天上回到世间。

  

  






老舍自传第四节 入学






第四节 入学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叫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怕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来荒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是去作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作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受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和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定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叫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产,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

  我记得很清楚:我从私塾转入学堂,即编入初小三年级,与莘田同班。我们的学校是西直门大街路南的两等小学堂。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出钱总是他替我付。不久,这个小学堂改办女学。我就转入南草厂的第十四小学。

  刘大叔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叫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时候,假若他肯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叫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作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不顾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

  (1924年,)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作一点,能作一点便作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作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好久就被驱逐出来。他是要作真和尚,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作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念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功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会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1939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极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考入了祖家街的第三中学,在“三中”没有好久,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饮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圆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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