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自传 作者:老舍_2-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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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我写信告诉阿穆森先生说我停止写作的事，她说很容易解决，我们可以选一些章节的译稿先给阿穆森先生看。

　　她希望尽快签订作者和译者之间，以及出版者之间的合同，这样她才能定下心来好好工作，否则她心里总不踏实。

　　（1948年12月4日）

　　据郭小姐讲，我的新小说的三章译稿已送给阿穆森先生。她已经和阿穆森先生讲好，她要预支一千美元，每次二百五十元，分四次支付。钱直接交给她的代理人，从合同签订之日起，四个月内付清，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预付给我的稿酬，请按您认为最合适的办法办，一千五百美元是一次付还是分期付，我全无所谓。

　　（1948年12月30日）

　　我和出版公司之间在关于我新书的合同里，还有几条条款没谈好，我想您会为我解决这一切的，不幸的是，那三章小说的译稿是郭小姐的代理人直接交给阿穆森先生的，同样，郭小姐预支一千美元的事，也是这位代理人一手安排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郭小姐告诉我以后，我才知道的。实际上，郭小姐的代理人应当把那三章的译稿先送给您，应当把郭小姐要预支稿酬一事通知您，但他没有这么做。这样一来，您可能会有一种印象，似乎我应该对此负责。我给您写这封信就是为了澄清这一事实。如果当时我把原因告诉您，您一定会生郭小姐和沃特金斯的气。

　　事实上，我一向都很慎重，尽量不和阿穆森先生与雷诺先生两人打交道，就是为了使您在为我和他们谈判时，不会觉得我在中间干扰了您。可是我无法阻止郭或者沃特金斯直接与出版公司打交道。不过，我过去从来没有同时和两头打过交道，希望这一点能使您满意。

　　眼下在出版公司手里的那三章译稿的底稿是唯一一份干净的底稿。我实在不好意思让郭小姐再打一份，因为所有的稿子都是她一人打的，您知道，和一个女人打交道是多么微妙的事。

　　我希望我们的合同能尽早地签妥，因为如果郭小姐看不见签好的合同，收不到预付的钱，她就无法继续工作下去。

　　（1949年1月31日）

　　郭海伦小姐真是个好司机。我们到迈阿密用了三天半的时间。最糟糕的一段路是在乔治亚州的公路上，站在路中间的不是警察而是牛群，而郭小姐竟然一头也没轧死！

　　郭小姐到离迈阿密七英里的乡下干她自己的活去了。我住在福拉格勒饭店，这是一家小而干净的旅馆，价钱也适中。

　　这里也很暖和，但愿对我的腿有好处。

　　（1949年2月9日）

　　我在迈阿密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现在已回到纽约。很不幸的是，我的腿还没好，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我行动不便，您能给我寄张支票来吗？

　　（1949年4月18日）

　　谢谢您寄来的一百一十二点五美元的支票。

　　一两天之内我大概就要去巴瑟·埃斯乐医院住院，可能要动手术。戴得里奇大夫看过几次之后，腿病一天比一天重。今天早晨他说要送我去巴瑟·埃斯乐医院住院，到了那以后，我再告诉您是否要动手术。

　　《鼓书艺人》的初译稿已寄给我了，我想在住院之前看完。阿穆森先生手里也有一份，他看完以后，我再和他一起商量一下需要修改的地方，然后就算定稿了。

　　咱们答应给哈帕的短篇您是否已寄到英国去了？

　　（1949年8月18日）

　　阿穆森先生已去度假，我想他一定在看《鼓书艺人》呢。

　　下星期一上午十一点，我想带着《四世同堂》第三部的稿子去见您。明天我再和浦爱德小姐最后商量一次。

　　（1949年9月12日）

　　我和浦爱德小姐在费城她哥哥的家里过了一个周末。和她一起在树林里散步时，我突然给《四世同堂》的英文版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书名——《黄色风暴》，您觉得怎么样？星期四上午我要去见阿穆森先生。我会把有关《鼓书艺人》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您的。

　　

　　






老舍自传第三节　启　程①






第三节　启　程①

　　

　　①1949年7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周恩来说，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铲除了障碍，南北两路文艺队伍大会师了，就是缺少我们的老朋友老舍，已经邀请他回来了。10月，老舍接到受周恩来嘱托的冯乃超、夏衍先后写来的邀请回国的信，扶病归国。

　　（1949年9月21日）

　　和您在电话里谈过之后，我觉得最好还是把我在香港的地址留给您：

　　香港　香港大学

　　病理系

　　侯宝璋先生转

　　“S．Y．SHU”是我英文签名“SHEH—YU　SHU”

　　（舒舍予）的简写。

　　

　　






老舍自传第六章　晚年逢盛世






第六章　晚年逢盛世

　　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第一节　由三藩市到天津

一、旧金山

　　到三藩市（旧金山）恰好在双十节之前，中国城正悬灯结彩，预备庆贺。在我们的侨胞心里，双十节是与农历新年有同等重要的。

　　常听人言：华侨们往往为利害的，家庭的，等等冲突，去打群架，械斗。事实上，这已是往日的事了；为寻金而来的侨胞是远在一八五○年左右；现在，三藩市的中国城是建设在几条最体面，最冲要的大街上，侨胞们是最守法的公民；械斗久已不多见。

　　可是，在双十的前夕，这里发生了斗争，打伤了人。这次的起打，不是为了家族的，或私人间利害的冲突，而是政治的。

　　青年们和工人们，在双十前夕，集聚在一堂，挂起金星红旗，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这可招恼了守旧的，反动的人们，就派人来捣乱。红旗被扯下，继以斗殴。

　　双十日晚七时，中国城有很热闹的游行。因为怕再出事，五时左右街上已布满警察。可惜，我因有个约会，没能看到游行。事后听说，游行平安无事；队伍到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致敬，并由代表们献剑给蒋介石与李宗仁，由总领事代收。

　　全世界已分为两大营阵，美国的华侨也非例外：一方面悬起红旗，另一方面献剑给祸国殃民的匪酋。

　　在这里，我们应当矫正大家常犯的一个错误——华侨们都守旧，落后。不，连三藩和纽约，都有高悬红旗，为新中国欢呼的青年与工人。

　　就是在那些随着队伍，去献剑的人们里，也有不少明知蒋匪昏暴，而看在孙中山先生的面上，不好不去凑凑热闹的。另有一些，虽具有爱国的高度热诚，可是被美国的反共宣传所惑，于是就很怕“共产”。

　　老一辈的侨胞，能读书的并不多。晚辈们虽受过教育，而读不到关于中国的英文与华文书籍。英文书很少，华文书来不到。报纸呢（华文的）又多被二陈所控制，信意的造谣。这也就难怪他们对国事不十分清楚了。

　　纽约的华侨日报是华文报纸中唯一能报导正确消息的。我们应多供给它资料——特别是文艺与新政府行政的纲领与实施的办法。此外，也应当把文艺图书，刊物，多寄去一些。

二、太平洋上

　　十月十三号开船。船上有二十二位回国的留学生。他们每天举行讨论会，讨论回到祖国应如何服务，并报告自己专修过的课程，以便交换知识。

　　同时，船上另有不少位回国的人，却终日赌钱，打麻将。

　　船上有好几位财主，都是菲律宾人。他们的服饰，比美国阔少的更华丽。他们的浅薄无知，好玩好笑，比美国商人更俗鄙。他们看不起中国人。

　　十八日到檀香山。论花草，天气，风景，这真是人间的福地。到处都是花。街上，隔不了几步，便有个卖花人，将栀子，虞美人等香花织成花圈出售；因此，街上也是香的。

　　这里百分之四十八是日本人，中国人只占百分之二十以上。这里的经济命脉却在英美人手里。这里，早有改为美国的第四十九州之议，可是因为东方民族太多了，至今未能实现。好家伙，若选出日本人或中国人作议员，岂不给美国丢人。

　　二十七日到横滨。由美国军部组织了参观团，船上搭客可买票参加，去看东京。

　　只有四五个钟头，没有看见什么。自横滨到东京，一路上原来都是工业区。现在，只见败瓦残屋，并无烟筒；工厂们都被轰炸光了。

　　路上，有的人穿着没有一块整布的破衣，等候电车。许多妇女，已不穿那花狸狐哨的长衣，代替的是长裤短袄。

　　在东京，人们的服装显着稍微整齐，而仍掩蔽不住寒伧。女人们仍有穿西服的，可是鞋袜都很破旧。男人们有许多还穿着战时的军衣，戴着那最可恨的军帽——抗战中，中国的话剧中与图画中最习见的那凶暴的象征。

　　日本的小孩儿们，在战前，不是脸蛋儿红扑扑的好看么？现在，他们是面黄肌瘦。被绞死的战犯只获一死而已；他们的遗毒余祸却殃及后代啊！

　　由参观团的男女领导员（日本人）口中，听到他们没有糖和香蕉吃——因为他们丢失了台湾！其实，他们所缺乏的并不止糖与香蕉。他们之所以对中国人单单提到此二者，倒许是为了不忘情台湾吧？

　　三十一日到马尼拉。这地方真热。

　　大战中打沉了的船还在海里卧着，四围安着标帜，以免行船不慎，撞了上去。

　　岸上的西班牙时代所建筑的教堂，及其他建筑物，还是一片瓦砾。有城墙的老城完全打光。新城正在建设，还很空旷，看来有点大而无当。

　　本不想下船，因为第一，船上有冷气设备，比岸上舒服。第二，听说菲律宾人不喜欢中国人；税吏们对下船的华人要搜检每一个衣袋，以防走私。第三，菲律宾正要选举总统，到处有械斗，受点误伤，才不上算。

　　可是，我终于下了船。

　　在城中与郊外转了一圈，我听到一些值得记下来的事：前两天由台湾运来的大批的金银。这消息使我理会到，蒋介石虽在表面上要死守台湾，可是依然不肯把他的金银分给士兵，而运到国外来。据说，菲律宾并没有什么工业；那么，蒋自己的与他的走狗的财富，便可以投资在菲律宾，到台湾不能站脚的时候，便到菲律宾来作财阀了。依最近的消息，我这猜测是相当正确的。可是，我在前面说过，菲律宾人并不喜欢中国人。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人的经营能力强，招起菲律宾人的忌妒。那么，假若蒋匪与他的匪帮都到菲律宾去投资，剥削菲人，大概菲人会起来反抗的。一旦菲人起来反抗，那些在菲的侨胞便会吃挂误官司。蒋匪真是不祥之物啊！

　　舟离日本，遇上台风。离马尼拉，再遇台风。两次台风，把我的腿又搞坏。到香港——十一月四日——我已寸步难行。

三、香　港

　　下船好几天了，我还觉得床像是在摇晃。海上的颠簸使我的坐骨神经痛复发了，到现在几乎还无法行走。香港大学又在山上，每次出门都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

　　我在此地已呆了十天，仍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北京。此地有许多人等船北上，所以很难搞到船票。看来，我还得再呆上一段时间，我没法从这里游回家去。

　　两个多星期了，可我仍搞不到去北方的船票。在这期间，病痛却一天天加剧，我已根本无法行走。一位英国朋友正努力帮我搞一张到天津的船票，但我实在怀疑他是否能行，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离开香港。

　　等船，一等就是二十四天。

　　在这二十四天里，我看见了天津帮，山东帮，广东帮的商人们，在抢购抢卖抢运各色的货物。室内室外，连街上，入耳的言语都是生意经。他们庆幸虽然离弃了上海天津青岛，而在香港又找到了投机者的乐园。

　　遇见了两三位英国人，他们都稳稳当当的说：非承认新中国不可了。谈到香港的将来，他们便微笑不言了。

　　一位美国商人告诉我：“我并不愁暂时没有生意；可虑的倒是将来中外贸易的路线！假若路线是‘北’路，我可就真完了！”

　　我可也看见了到广州去慰劳解放军的青年男女们。他们都告诉我：“他们的确有纪律，有本事，有新的气象！我们还想再去！”

　　好容易，我得到一张船票！

　　不像是上船，而像一群猪入圈。码头上的大门不开，而只在大门中的小门开了一道缝。于是，旅客，脚行，千百件行李，都要由这缝子里钻进去。嚷啊，挤啊，查票啊，乱成一团。“乐园”吗？哼，这才真露出殖民地的本色。花钱买票，而须变成猪！这是英国轮船公司的船啊！

　　挤进了门，印度巡警检查行李。给钱，放行。不出钱，等着吧，那黑大的手把一切东西都翻乱，连箱子再也关不上。

　　一上船，税关再检查。还得递包袱！

　　呸！好腐臭的“香”港！

四、天　津

　　二十八日夜里开船。船小（二千多吨），浪急，许多人晕船。为避免遭遇蒋家的炮舰，船绕行台湾外边，不敢直入海峡。过了上海，风越来越冷，空中飞着雪花。许多旅客是睡在甲板上，其苦可知。

　　十二月六日到仁川，旅客一律不准登岸，怕携有共产党宣传品，到岸上去散放。美国防共的潮浪走得好远啊，从三藩市一直走到朝鲜！

　　九日晨船到大沽口。海河中有许多冰块，空中落着雪。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

　　因为潮水不够，行了一程，船便停在河中，直到下午一点才又开动；到天津码头已是掌灯的时候了。

　　税关上的人们来了。一点也不像菲律宾和香港的税吏们，他们连船上的一碗茶也不肯喝。我心里说：中国的确革新了！

　　我的腿不方便，又有几件行李，怎么下船呢？幸而马耳先生也在船上，他奋勇当先的先下去，告诉我：“你在这里等我，我有办法！”还有一位上海的商人，和一位原在复旦，现在要入革大的女青年，也过来打招呼：“你在这里等，我们先下去看看。”

　　茶房却比我还急：“没有人来接吗？你的腿能走吗？我看，你还是先下去，先下去！我给你搬行李！”经过这么三劝五劝，我把行李交给他，独自慢慢扭下来；还好，在人群中，我只跌了“一”跤。

　　检查行李是在大仓房里，因为满地积雪，不便露天行事。行李，一行行的摆齐，丝毫不乱；税务人员依次检查。检查得极认真。换钱——旅客带着的外钞必须在此换兑人民券——也是依次而进，秩序井然。谁说中国人不会守秩序！有了新社会，才会有新社会的秩序呀！

　　又遇上了马耳和那两位青年。他们扶我坐在衣箱上，然后去找市政府的交际员。找到了，两位壮实，温和，满脸笑容的青年。他们领我去换钱，而后代我布置一切。同时，他们把我介绍给在场的工作人员，大家轮流着抽空儿过来和我握手，并问几句美国的情形。啊，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在抗战中，不论我在哪里，“招待”我的总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给我的是恐怖与压迫，他们使我觉得我是个小贼。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