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九章 编者: 黄树森-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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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亦救人苦难术。然继思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亦然。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惜当时附和者少，前后数年，得同心同行者不过十人，得此十人，即日日筹划，日日进行。甲午中东之役后，政学各界人人愤恚，弟等趁此潮流，遂谋举事于广州，失败后居外经营，屡蹶屡起，直至去年八月在武汉起事，不半载而大功告成。此固天之不欲绝吾中国也。然则，功既成矣，吾从前之志愿，岂遂达乎？非也，千未得一也。今日所成，只推倒一恶劣政府之障碍物而已。以后建设，万端待理。〈负责〉何人，则学生是也。
凡国强弱，以学生程度为差。仆从前以致力革命，无暇向学读书。行医日只一两时，而事革命者实七八时，而学业遂荒。沿至于今，岁不我与。今见学生，令人健羡，益见非学问无以建设也。譬诸除道，仆则披荆斩棘也，诸君则驾梁砌石者也。是诸君责任，尤重于仆也。肩责之道若何，无他，勉术学问，琢磨道德，以引进人群，愚者明之，弱者强之，苦者乐之而已。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倘诸君如有志而力行之，则仆之初志赖诸君而达，共和新国亦赖诸君而成。是则仆所厚望于诸君者。
（据上海《民立报》1912年5月14日《孙先生演说辞》）
博济医院由美国传教士伯驾医师于1835年创办，原名仁济医院，后更名为博济医院，取博施济众之意。1866年又设立博济医学堂，是我国最早创办的西医学校。1886年，年届二十岁的孙中山先生以“逸仙”之名就读于博济医院，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博济医院历史中光辉的一页。1935年，博济医院易名为“中山纪念博济医院”，1985年又易名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2003年更名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第五章 耀眼的星光道
与中原等文化开化很早的地方相比，广东人才晚出。唐朝时张九龄以“后出词人之冠”的实力，独步中原文化中心。“自公生后，五岭以南，山川有光气，士生是邦，北仕于中州不为海内士大夫所鄙彝者，以有公也。”与此同时，目不识丁的慧能，也凭着岭南文化基因孕育的独特智慧，领悟并开创中土佛学的新时代，为中华文化注入一脉清泉。
五百年后，余靖踵武前贤，后先辉映，赢得“道行则宋隆，道不行则唐败”的崇高声誉。嗣续，南方以南广州的崔与之，一代名臣，行事干练，直言直谏，而非博时誉，非干仕禄，数辞宋理宗宰相之诏，足堪风范千古，是典型的岭南求实传统的体现，或者崔与之的风范，正是岭南士人求真务实传统的重要来源。
晚清以来，岭南出现了一个人才高潮。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者亨丁顿曾经对1910年京城里各部院大官和各省封疆大吏名单进行分析，他发现，在中国十八省所产生的人中，广东出人才的比例是1000人万中出10。3人。而传统的中原地区，河南1000万人出7。1人，陕西出7。1人，山西出4。0人，直隶则为21。5人。当然，直隶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以北京为首善之区，数百年来，聪明精干的人物，改籍移住的一定不少。
昨日的星光照耀今日，今日的星光益加美丽。以至于阿诺德·汤因比说：“在今天，远东社会最突出的代表，无疑是日本人和广东人。”殊不知，在这些广东人之中，有许多已然融入其中，客途广东的前贤。比如韩愈，比如苏轼，比如包拯，比如文天祥……有许多广东之星，也正因为他们而升起。而许多广东之星，又在他乡的天空闪烁。不说政治与学术，就说电影界的阮玲玉和胡蝶，至今还有多少人因瞻望而引颈。
忆冼星海
·茅 盾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生于浙江桐乡县。现代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1920年任《小说月报》主编，1921年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担任“左联”执行书记。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9年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有《茅盾全集》传世。
和冼星海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在听过他的作品（抗战以后的作品）的演奏，并且是读过了他那万余言的自传（？）以后。（这篇文章发表在延安出版的一个文艺刊物上，是他到了延安以后写的。）
那一次我所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还是小规模的，然而参加合唱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诉我，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挥是一位青年音乐家（恕我记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担任鲁艺音乐系的短短时期内训练出来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诉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挥，这次的演奏当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实说，尽管“这是小规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挥，可是那一次的演奏还是十分美满；———不，我应当承认，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对于音乐，我是十足的门外汉，我不能有条有理告诉你：《黄河大合唱》的好处在哪里。可是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
从那时起，我便在想象：冼星海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经想象他该是木刻家马达（凑巧他也是广东人）那样一位魁梧奇伟，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们又告诉我：不是，冼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欢说笑，话匣子一开就会滔滔不绝的。
我见过马达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执笔沉思，大的斗篷显得他头部特小，两眼眯紧如一线。这人就是冼星海，这幅木刻就名为《冼星海作曲图》。木刻很小，当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写真”，而在表达冼星海作曲时的神韵。我对于这一幅木刻也颇爱好，虽然它还不能满足我的“好奇”。而这，直到我读了冼星海的自传，这才得了部分的满足。
从星海的生活经验，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气魄。做过饭店堂倌，咖啡馆杂役，做过轮船上的锅炉间的火夫，浴堂的打杂，也做过乞丐，———不，什么都做过的一个人，有两种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压倒，虽有抱负只成为一场梦，又一是战胜了生活，那他的抱负不但能实现，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星海就是后一种人！”———我当时这样想，仿佛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约三个月以后，在西安，冼星海突然来访我。
那时我正在候车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几个月，即将经过新疆而赴苏联。当他走进我的房间，自己通了姓名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呀，这就是冼星海么！”我心里这样说，觉得很熟识，而也感得生疏。和友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拙于言词，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而在那时，我又忙于将这坐在我对面的人和马达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较，也和我读了他的自传以后在想像中描绘出来的人作比较，我差不多连应有的寒暄也忘记了。然而星海却滔滔不绝说起来了。他说他刚出来，就知道我进去了，而在我还没到西安的时候就知道我要来了；他说起了他到苏联去的计划，问起了新疆的情形，接着就讲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我对于音乐的常识太差，静聆他的议论（这是一边讲述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计划，一边又批评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将来致力的方向），实在不能赞一词。岂但不能赞一词而已，他的话我记也记不全呢。可是，他那种气魄，却又一次使我兴奋鼓舞，和上回听到《黄河大合唱》一样。拿破仑说他的字典上没有“难”这一字，我以为冼星海的字典上也没有这一个字。他说，他以后的十年中将以全力完成他这创作计划；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因为他不但有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魄力，并且因为他又是那样好学深思，勇于经验生活的各种方面，勤于收集各地民歌民谣的材料。他说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带给他的一包陕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觉得还很不够，还有一部分材料（他自己收集的）却不知弄到何处去了。他说他将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载，尽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谣，然后再去苏联。
现在我还记得的，是他这未来的《民族交响乐》的一部分的计划。他将从海陆空三方面来描写我们祖国山河的美丽，雄伟与博大。他将以“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间的娱乐作为他这伟大创作的此一部分的“象征”或“韵调”（我记不清他当时用了怎样的字眼，我恐怕这两个字眼都被我用错了。当时他大概这样描写给我听：首先，是赞美祖国河山的壮丽、雄伟，然后，狮子舞来了，开始是和平欢乐的人民的娱乐，———这里要用民间“狮子舞”的音乐，随后是狮子吼，祖国的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了）。他也将从“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族形式的民间娱乐，来描写祖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你预备在旅居苏联的时候写你这作品么？”我这么问他。“不！”他回答，“我去苏联是学习，吸收他们的好东西。要写，还得回中国来。”
那天我们的长谈，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谁又料得到这就是最后一次啊！“要写，还得回中国来！”这句话，今天还在我耳边响，谁又料得到他不能回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写这小文的时候还觉得我是在做噩梦。
我看到报上的消息时，我半晌说不出话。
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这样想：当在国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万里，且经受了生活的极端的困厄，而回莫斯科去的时候，他大概还觉得这一段“傥来”的不平凡的生活经验又将使他的创作增加了绮丽的色彩和声调；要是他不死，他一定津津乐道这一番的遭遇，觉得何幸而有此罢？
现在我还是这样想：要是我再遇到他，一开头他就会讲述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要说，“我经过中亚细亚，步行过万里，我看见了不少不少，我得了许多题材，我作成了曲子了！”时间永远不能磨灭我们在西安的一席长谈给我的印象。
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具有伟大气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远坐在我对面，直到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只要我神智还没昏迷，他永远活着。
（选自《茅盾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冼星海（1905—1945），广东番禺人。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音乐家，被誉为“人民音乐家”。作有《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太行山上》等名曲。因积劳成疾，于1945年逝世于苏联。1983年，政府为客死苏联38年的冼星海在广州白云山旁麓湖之畔营建了陵墓。
第六章 激荡的正气歌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中国历史上的龙争虎斗大都在中原地带上演，因此英雄豪杰大多出自燕赵。
这种情况在宋元易代之际有所改变。文天祥在珠江入海口伶仃洋中发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英雄浩气从此回荡岭南。宋室覆亡后，怀有民族气节的中原人纷纷南移到广东，广东成为接纳中原移民的地方。明朝覆亡后，又有大量中原人士南迁广东。他们大都是不愿投降或为新朝所用的士家大族。他们，既可视为前朝遗民，也可视为中原移民。
移民的身份与遗民的思想，使广东人逐渐形成“孤节苦劳，忠勇义烈”的新的族群精神。诚如吴道镕在《胜朝遗民录序》说：“夫粤人自好，天性然也，居常蹈利则若惭，赴义则若渴，其倡导也易为力，重以同志之羽翼，师友之讲明，翕合类应，渐渍成俗。故宋崖山则安之亡也，烈士殉于前，遗黎恸于后矣。明之亡也，桂王西奔，吾粤倡义为牵缀之师，同志响应，其败者沉身殒族，濒九死而不悔；其存者间关奔走，亦至万不可为而遯居穷山，或溷迹方外以终。余若一介草茅，抗节高蹈者，复所在而有，视宋之亡加烈火焉。凡此皆吾粤数百年酝酿潜蓄之正气，不幸值世变而于诸君子一襮，皆积久而不可遏如此。”对此，晚清革命学者章太炎是有感触的，他认为“粤中昔多志士”。
在晚清时代，广东又向海外大量移民。革命和尚苏曼殊曾以广东人移居海外为例，痛斥广东人不爱国，有“天然媚外之性质”。其实苏曼殊自己也是广东移民后代，他长年旅居日本，但他却有爱国思想。所谓“天然媚外”，言之过甚。梁启超对广东海外移民的看法就与苏曼殊不同，他认为：“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故中国数年以来，朝割一省，夕割一郡，内地之民，视若无睹，而旅居外国之商民，莫不扼腕裂眦，痛心疾首，引国耻如己耻者，殆不乏人，然则欲验中国人之果有爱国之心与否，当于广东人验之也。”在梁启超眼里，广东人是最爱国的中国人。
在新的时代，“吾粤数百年来酝酿潜蓄之正气”就演变成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壮烈殉国，广州三元里人民奋起抗英，革命党人陆皓东在《被逮供词》中豪迈宣称“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正气凛然。黄花岗烈士，以其碧血丹心，长留浩气在人间。
于是，广东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曾自豪地指出：“数国内革命之军，敢死之士，殆往往有吾粤志士从事其间，奋其义愤。”无数广东优秀儿女，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谱写了激荡的英雄交响曲。
袁崇焕评传
·金 庸
金庸，原名查良镛，生于1924年，浙江海宁人。曾就读于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和上海东吴大学。1948年南下香港发展，做过记者、编辑，当过编剧、导演。金庸从1955年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将武侠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水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武侠小说风靡海内外，堪称奇迹。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
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地显得突出。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拼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地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