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曲-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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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见时难别亦难”
　他满怀报国之心
　唱出人民的心声
　跟地下党结了厚谊
　大哥播下音乐的种子
　毕能蓬影响了他的一生
　东方色彩的作曲家
　春天的厚爱
　灭顶之灾开始了
　“现在可以说了”
　“苏武牧羊十九年”
　
　
　
“相见时难别亦难”
　　“我们当年是逼虎跳墙、死里逃生的，否则，谁愿赤手空拳。亡命天涯呢？”

　　（马思聪、王慕理致长女马碧雪的信，1983年5月15日。）

　　一块无边无涯的黑布蒙住了天空。夜色，那么深重，四周的一切，仿佛被泼上了浓墨。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了洋里叹零丁。”一艘电动拖船驶离珠江口，在零了洋上俏然朝东南方向——香港前进。

　　船艏，漆着“002”三个白色的阿拉伯数字。这条长不过十米、宽只有二点三米的小艇上，拥挤着13个偷渡者。他们的脸色是惶恐的，他们的心是惶恐的。他们屏声敛息，连一口粗气也不敢喘。仿佛一声咳嗽，就会使他们葬身零了洋！

　　子夜时分，忽然从驾驶员嘴里，传出令人焦躁的消息，迷航了！

　　仿佛一盆凉水，浇到了偷渡者们的头上。他们的心，好像顿时跳出了胸膛。

　　驾驶员叫何炳权。对于这条“002”号，他是熟悉的。“002”号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他是这条船的原驾驶员。

　　1967年，中国历史上严峻的年头。1月15日，星期六，新洲渔轮修配厂的厂休日。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何炳权潜入“002”号内，把船开出位于广州东南郊的工厂码头，驶人珠江中。在事先约好的几个秘密点，何炳权把偷渡者一一接上船。经黄埔，出珠江，“002”号入零丁洋。

　　不知道由于过度紧张，还是由于何炳权只驾船跑过一趟香港，他弄错了航线。

　　好不容易，“002”号终于驶近大缆冲，那已是凌晨四点了。

　　正当偷渡者们刚刚舒了一口气，一道明亮的灯光直射过来，弄得他们又提心吊胆。

　　一条巡逻艇朝“002”号驶来，两名英国巡差登上了“002”号。何炳权好说歹说，把一千元钱塞进他们的衣袋，他们这才“高抬贵手”——放行……

　　一路风险一路惊。偷渡，是用生命作抵押的一场赌博。铤而走险，犹如在万丈深渊之上走钢丝。

　　偷渡者们各怀心腹事。船上13人，共五家，出于不同的原因，逃往香港：

　　何炳权带着妻子吴来，儿子何景洪，全家一起偷渡；何天爵是某街道服务站的工人，带弟弟何树根、儿子何景培一起出走；何天爵的邻居陈树，也挤上了这条危险的船；粤剧演员黄敏彤和她的丈夫、化工机械修配厂工人李顺林，是第四家；第五家共四口人，夫妇俩加一儿一女。丈夫50多岁，个子魁梧，眉清目秀，此刻一言不发，脸色苍白。江风吹动他的短发。在那样的年月，他的一头短发，意味着他曾被刺成光头——他是“走资派”或者“反动权威”。他的妻子戴着近视眼镜，一望而知是个知识分子。儿子和女儿都20来岁，皮肤白晰，学生模样。

　　尽管同船者不知道这一家的真实身份，不过，那男子所紧紧抱着的一只葫芦形的匣子，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个音乐家。

　　艇小人多。何炳权事先关照，行李一概从简。别人只拎着小包，装着细软，而他却在这逃亡时刻，还搂抱着须臾不可离的小提琴！音乐，是他的生命。即使在途中遇上厄运，他也要抱着这个匣子离开世界！唐朝著名音乐家李龟年，晚年横遭离乱，漂泊江南，身无长物，唯有琵琶：“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衰残霜雪鬓须白。

　　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他与李龟年同命运！

　　在茫茫黑夜中，江风渐渐，水声沥沥，他的心中酸酸楚楚，眼眶中盈着一层泪水。

　　他，《思乡曲》的作者。每当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总是把他的《思乡曲》作为序曲。

　　他，《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的作曲者。他为郭沫若写的词谱曲。这首歌，是中国大陆每一个孩子都会唱的。

　　他，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教授。他，怎么会踏上这只偷渡的船？

　　他，曾经多少次以中国音乐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穿着笔挺的西装，堂堂正正地手持护照，出国访问。他，从来没有以这样狼狈窘迫的姿态越过边境线。

　　他的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他的手心，一阵阵沁出冷汗，干了又湿。

　　他是经过妻弟、牙科医生王友刚的介绍，结识黄敏彤；又经黄敏彤的介绍，才认识何炳权。

　　在广州一个秘密的联络地点，他第一次跟何炳权见面。

　　何炳权一开口，讲的就是钱：“你想一家四口一起走？要坐我的船的人很多。你钱多，行；钱少，不行。”

　　“给多少钱呢？”

　　“每人一万港币。全家一起走，另加一万。你答应这个价钱，我就推掉一些想走的人，让你们一家上去。”

　　他，一口答应下来，可是拿不出现钱。他说：“我出去以后，可以在香港、日本举行音乐会，或者向在美国的弟弟要钱。钱是不成问题的。”

　　何炳权生怕他没有信用，叫他写下字据，这才答应让他上船。

　　1月15日，黄敏彤和她的丈夫带着他的一家，来到广州远郊新洲。傍晚，他们来到事先约好的地点——离新洲渔轮修配厂不远的江边的一棵大树底下。就这样，他的一家上了“002”号。

　　一路上，他如惊弓之鸟。他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了五十六个春秋，第一次冒这么大的风险……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成了他此际心境的最恰当的写照。

　　“我曾经写过一支曲子，叫《相见时难别亦难》，抒发当时被迫离国的感情。”

　　此后，他曾这么说过。

　　在朦朦胧胧之中，“002”号在香港大莲山附近靠岸。“我们浑身都湿透了，颤抖着站在异乡的海岸上。”

　　何炳权等人躲进一座庙堂等待天明。

　　他呢？直到1967年4月12日，美联社华盛顿电讯，作如下报道：

　　“美国国务院12日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

　　“据公布，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目前在纽约。”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的讲话。一开头，马思聪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离开祖国的原因，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和许多党内外多年以来虽然不是一直掌权但毕竟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人的遭遇是一样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马思聪所咒骂的，是“文化大革命”，并非社会主义中国。如他所说，他“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然而，当时的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声震撼云霄。马思聪的《我为什么离开中国》，被视为大逆不道，视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

　　康生和谢富治“指示”当时的公安部“要彻底查清”。于是，1967年5月，公安部成立了“马思聪专案小组”，代号“002号案件”（因为马思聪所乘坐的是“002”

　　号艇）。经过半年多的立案侦察，“002号案件”专案组写出书面报告，经谢富治签发、上报，把马思聪的出走定为“叛国投敌”。

　　从此，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

　　从此，马思聪的不少亲友受到牵连；

　　从此，马思聪的全部作品被封禁；

　　从此，马思聪的财产被查抄；

　　从此，马思聪——这颗中国的音乐明星，在中国大陆乐坛上消失了……　

　
　
他满怀报国之心
　　“1949年4月，我满怀报国之心，与乔冠华、萨空了、金仲华等人一起，从香港奔赴北京……我怎么也想不到，十八年后却又冒死离开祖国。”（马思聪对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85年2月20日。）

　　如果有什么幻术，能使相隔十八年的两个历史性镜头，出现在同一画面上，鲜明、强烈的对比，便会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这边，1967年1月，黛色的夜，黛色的波涛，马思聪带着小提琴躲在“002”号小艇中南下，流亡香港；

　　那边，1949年4月，蓝色的天，蓝色的波涛，马思聪带着小提琴，搭乘一艘加拿大货轮北上，从香港到北京，投入新中国的怀抱。

　　这边，马思聪一腔离愁；

　　那边，马思聪满脸春风。

　　这边，马思聪心似刀绞；

　　那边，马思聪心花怒放。

　　滔滔流水，悠悠岁月。1949年4月，中国大陆上天翻地覆，百万雄师过大江，红旗直插石头城。

　　正在香港的马思聪，面临着人生的抉择。他，有四条路可走：

　　第一条，投奔解放区，建设新中国；

　　第二条，到台湾安家立业。1946年4月28日，当上海音乐协会成立时，他被选为理事长。5月，他率上海音乐协会访问团来到台湾，作为时半年的访问演出。他曾多次指挥过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响团演奏。在那里，演奏过他的作品《史诗交响曲》和《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由他的弟弟马思宏主奏）。从此、他跟台湾音乐界十分熟悉。只要他乐意，到台湾去坐音乐界第一把交椅，那是不成问题的；第三条，到国外去当作曲家、演奏家、教授。已经有外国的大学向他发出了邀请；

　　第四条，留在香港。他是广东海丰县人，故乡离香港只不过一百多公里……

　　然而，当地下党的负责人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他一点也没有犹豫，毅然北上，参加全国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这次北上，可能半途中会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骚扰，有一定的风险。”

　　“不要紧。”马思聪答道。

　　“可能要在半途中弃船上岸，进入解放区。为了便于行军，必须轻装，只能随身带点小件行李，别的什么也不能带。”

　　“小提琴能带吗？”

　　“可以。

　　“只要小提琴能随身带去，那就行了。对于我来说，小提琴就像战士的枪，放不下，离不开。”

　　“还有，眼下船少人多，只能让你先走。你的夫人和孩子要暂时留在香港。我们会确保他们的安全。过一段时间，送他们北上。”

　　马思聪稍有犹豫，但与夫人王慕理商量以后，很快就答应了。

　　就这样，4月间，马思聪和一百多位进步人士一起，坐船北上。

　　一到北京，他就忙于全国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那时的他，只有38岁，风华正茂。

　　一个多月后，他的家属和郭沫若家属，戏剧家欧阳予倩家属、云南起义将领潘朔端家属（人们笑称“四大家族”），由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赵佩带领，坐另一艘船北上。中途遇强台风，不得不在烟台上岸，辗转来到北京。

　　马思聪一家，被安排住在北京的德国俱乐部。不久，迁入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校园，住进宽敞、舒适的教授小洋楼。

　　党和人民器重才华横溢的马思聪；

　　他，担任了华北文工团副团长；

　　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青联会议；

　　他，出席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议；

　　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

　　他，被任命为中国音乐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了对他的任命状。直至1968年，他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止，他一直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他，还担任了“中德友协副会长”、“中苏友协总会理事”。

　　马思聪姓马，人们笑称他是“马头”。由于他投入新中国的怀抱，带动了他的许多亲属：

　　他的六妹马思荪，是钢琴家。在马思聪的影响下，1952年，六妹一家从海外回归大陆；

　　他的十妹马思芸，是长笛演奏家。她也举家归来定居。她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他的妻弟王友建，是大提琴演奏家。同样全家回国。王友建也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黄飞利是他的同乡，先后毕业于广州培正中学，解放前曾一起在广州艺专任教。

　　解放初，黄飞利在美国学习。马思聪给他写信说：“你毕业后，赶快回来，这儿有许许多多工作，等着你来做！”在马思聪的召唤下，黄飞利回来了。马思聪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居住，邀他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直至今日，黄飞利教授仍在中央音乐学院执教，担任作曲系系主任。

　　人们的历史，是由自己的行动写成的。1949年，在中国历史大转弯的关键时刻，马思聪的抉择，清清楚楚地表明：他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着新中国。

　　马思聪的报国之心，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解放前，在许多地下党员的影响、帮助下，马思聪是国统区左派音乐家的一面旗帜……　

　
　
唱出人民的心声
　　“1946年。我在贵阳艺术馆。当时演剧四队也住在贵阳。端木蕻良来贵阳后和我住在一起，我请他写一部合唱曲的歌词。他在一夜间就写好了，我也很快的把曲子谱好。这部作品就是《民主大合唱》。当时由演剧四队的同志们唱，他们唱得很起劲，我记得在艺术馆演出的时候，把军阀杨森请了来。我们骂的是蒋介石（注—

　　—歌词中直截了当地骂蒋介石为“东方的暴君”），与他无关，所以演出后没出什么问题。演出后一些进步报刊曾把这首歌词在报刊上登载。”《马思聪院长的谈话》，1959年5月20日下午，载于油印本《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二辑。）

　　大阳滚过大海的绿波，

　　照着中国美丽的山河。

　　让我们用大阳的光辉，

　　来赞美我们亲爱的祖国。

　　气势磅礴的《祖国大合唱》，歌声如号如角，如潮如涛，如沸如扬，如鼓如雷。

　　马思聪本是一位“学院派”音乐家，酷爱的是“纯音乐”。然而，抗战的烽火，反蒋的热潮，毕竟震撼了他的心扉。他拿起了笔，谱写群众歌曲，以音乐为武器，投身到炽热的斗争中去。

　　早在1937年，他读了青年诗人克锋（今名金帆）的诗《自由的号声》，为之感动。他把激情化为音符，谱成一首十分流行的进步歌曲：

　　……

　　把斗争自由的号声。

　　向沉迷的世界倾洒：

　　战士的心头燃起一把火，

　　压迫下的人忽然像火山爆炸！

　　啊！我将要看这苏生的大地，

　　迸发出灿烂的自由之花！

　　到了1941年，他为20首抗战歌曲谱了曲，为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献上一支又一支颂歌、赞歌、战歌。他与抗日将士心贴心。

　　他，写出了《抛锚大合唱》。在他的笔下，蒋管区犹如一辆抛了错的汽车，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