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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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育航先生一生坎坷：在他16岁的时候，父亲故世。他有一兄一弟和一群小妹妹。哥哥亦早亡，弟弟有点痴呆，于是一家生活重担便压在他的肩上。他靠着教私塾、写文章，成为支撑全家的栋梁，使寡母和弟妹在艰难中终于得以维持生计。在民国初年。马育航先生当上了广东都督陈炯明手下的广州财政局局长。后来，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天然资源委员会锡矿局广州分局”的局长，也曾在汪精卫手下做过事。1938年，他遇刺身亡于上海。
马思聪的母亲黄楚良，从小不裹脚，知书识礼。她开朗，善良，胖胖的脸上，眉毛又细又淡。她开朗，善良，总是漾着慈祥的微笑。
马思聪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在十个兄弟姐妹之中，他排行第三：
长兄 马思齐 曾留学巴黎，攻读法国文学。
二哥 马思武 也留学法国。解放后在对外贸易部上海办事处任职。
大姐 马思锦 已故世。
四妹 马思梅 上中学时去世。
（五妹年幼夭折，未计在内）
六妹马思荪（又名马思荃）钢琴家。“文革”后迁居香港。
七妹 马思莹十一岁时病亡。
八妹 马思琚 大提琴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
九弟 马思宏 小提琴家。现居美国。
十妹 马思芸 长笛演奏家。曾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文革”后迁居香港。
兄弟姐妹众多，父亲收入菲薄，马思聪的童年是清苦的。早上，一碗白粥而已，母亲给每个孩子十来颗用盐水煮过的乌豆，或者一撮捣碎了、拌了盐花的黑芝麻，就算是小菜。一顿饭，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然而，这一群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却跟音乐结下深缘：马氏兄妹中，五人以音乐为职业。此外，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马思宏的夫人董光光，都是钢琴家。他们的姻缘，显然是音乐从中牵线。马思聪的女儿马碧雪、马瑞雪，儿子马如龙，是钢琴家、小提琴手。马思荪的女儿马常子、女婿顾国权，都是钢琴家，儿子马庸子是大提琴手……马家如果大聚会，可以组织起一支庞大的“马氏乐队”！
马家是怎样跟音乐联姻的呢？
1967年5月2日的日本《世界周报》上，曾在一篇介绍马思聪的文章中说：“马思聪的祖父母及父母都是音乐家。”其实，这只是文章作者的“合理想象”而已。
马思聪的祖父母、父母，何曾是“音乐家”？
1935年，马思聪应上海《良友画报》之约，曾写了《童年追想曲》一文，详细地回忆了自己步入音乐之宫的历程。
“我的家庭一向和音乐是很隔绝的，亲戚里头想找一位能拉拉胡琴，吹吹洞萧的人是办不到的事；因此我幼年和音乐接触的机会很少。我第一次听见音乐是我3岁那年在外祖母家里听留声机，母亲说我那时跟着唱片一齐唱，唱得怪有趣的。”
细细追究起来，马思聪的母亲身上，倒有几个“音乐细胞”。她会哼几句粤曲。
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哼起了广东民间的摇篮曲。马思聪曾说，从母亲的歌子里得到灵感，在1935年创作过一首《摇篮曲》。
不过，母亲与“音乐家”之间，毕竟还差十万八千里！
“我七岁时听堂嫂嫂在风琴上弹中国调；不久我自己也学晓（即学会——引者注）了，母亲就买一架风琴给我、记得我那时手细，不能效堂嫂嫂以八度和奏，我就以三度音代之，现在想起来，这倒比较合于和声呢。
“风琴是我的第一个乐器。我九岁人小学寄宿，同学们吹口琴，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我又跟一位中学生学弹月琴，我会背出好几首长不愿绝的粤曲。”
马家的音乐种子，是大哥马思齐播撒的。
马思齐比马思聪大10岁。他在巴黎研读法国文学。1933年，他返回故里度假，提着一只葫芦形的匣子。
匣子打开了，放在天鹅绒上面的，是一把黄灿灿的小提琴，顿时使马思聪着迷了。
那时候，马思聪不过12岁。
马思聪央求大哥教他摆弄这新奇的乐器。就这样，大哥成了他的小提琴“启蒙教师”。
不过，大哥只是个“半通”而已。他说自己拉得不好，巴黎的音乐家拉小提琴，才好听呢。那琴声，像夜莺，像云雀，像浪潮，像流水，像春风，如彩云追月，似百鸟朝凤……
“‘你高兴学吗？将来带你到法国去学。’大哥随便说出。我很高兴：‘我一定去。’我说。其实我高兴的并不全在乎去学提琴；离开学校到外国去看看新奇，这才好玩呢。”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弟弟竟然信以为真，以为大哥答应带他去法国。小马思聪成天做着“法国梦”、“音乐梦”……
暑假转眼过去，马思齐要动身去法国了，马思聪吵着要跟哥哥一起去。
这怎么行呢？哥哥才20出头，弟弟不过12岁……
马思聪是个犟孩子。他扯着哥哥的衣襟，拉着母亲的衣角，哭着，嚷着：一我要跟哥哥去！我要到巴黎去厂
“我是很固执的小孩，以‘一定’始就以‘一定’终。”马思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成天价被拉着衣角，母亲编排出话儿，吓唬马思聪：“到了法国，看不见爸爸，看不见妈妈，你会想家的，会哭鼻子的！”
“不想家，不想家，我一定不想家！”马思聪又口口声声“一定”起来。
看着马思聪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母亲心软了，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
“起程之日到了，小船把我们送上大船，小船又把送客送回去。失了魂似的我立在甲板上望着近山远山，望着阴天，望着海。我在想：这海将更辽阔，无涯，远，远，远；我便是这样如梦地离开了祖国。
“‘我们在大雪之日到法国，巴黎给我童年的第一印象，只是黑房子，雪和雾。
一切先前的兴彩都消失了，这是寂寞加上荒凉，但并不回头想回国去。
“我们先到方登白露（Fortainebbon）住。大哥给我请一位女教师，这是我第一位教师。我还记得我很看不起她的提琴。琴上全胶满黑墨墨膏药似的东西。后来我才明白这黑墨墨的膏药是用来把琴装饰得旧一点，因为旧琴才值钱。
“她拿起弓，放在A弦上，来一个下弓。——‘敢啥！’她说。我学了。‘谢哈。’她又说。
“我立刻明白，‘敢啥’一定是‘这样子’。‘谢啥’即‘就是这样子’。这是我早懂得的法语。”
跟法国的孩子玩呀，闹呀，才半年功夫。马思聪就能对付着讲点法语了。
后来，马思聪随大哥迁往巴黎。“在巴黎请的也是一位女教师。她很严，进步也似乎快一些。一天总算弹得三个钟头。”
音乐的种子，就这样在马思聪幼小的心灵中萌发了。
“我记得，那时候弟弟成天关在屋子里练琴。我怕他太累，就给他买了一只皮球。累了，他就拿起皮球，独自对着墙壁打球。打了一会儿，又拿起小提琴……”
迄今，年已八十四高龄的马思齐老人，依然能够非常清晰地回忆起当年聪弟的情形。
马思聪坚持学琴，风雨无阻。“记得有一次在大雨倾盆之下我骑单车到女教师家里上课，我全身湿淋淋。她看见我的情形又不能不让我进她屋里，我所经过的地板像一条河流。她那副‘大祸临头了，救救命！’的神气真使我过意不去。”
1925年，马思聪14岁，“便去投考囊西音乐学院，却很不费力地便考人高级”。
从此，他终日在音乐王国中悄祥，与小提琴相依为命。
“我的教师是一位美须公，短小而好说笑话。师母有一对奇怪的眼睛，倘生为金鱼，必是标准美鱼。我们同班14人，因为教师爱说笑，我们上课很舒服，随便谈话，做鬼相都不禁止的。必修课除提琴外尚有视唱，乐理和室乐，我更选萧为副科。
“我加入音乐院，给学校一件意外的新奇。校长也颇感到兴趣。因为我音弹得颇准，有一天他问我，是不是你们中国人的耳朵特别好呢？’我说：‘恐怕是吧。’其实我夸口，若其然则中国乐器早该准了。
“我住在一位老妇人的家里，大女行近三十，擅钢琴，次女擅理家务。因为大女常和我合奏，我就到一家音乐商店租乐谱；在整个半年中，提琴的书籍几可说给我搜罗殆尽了。
“生活开始有生气起来，课是很多：计起来每星期的提琴课到学校上二课，到先生家里上二课，视唱三课，萧二课，钢琴二课，法文每天都有。同学们对我都很好，他们都爽直而且快活。”
马思聪自称童年时有“一股傻气”。他奉行“二衣主义”，在同学中传为笑话。
他曾回忆当年的“傻气”：“我要做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无论冬天夏天，晴天雨天，只限穿两件衣，大雨也是照常出入，冬天洗冷水澡。结果并不伤风也不病倒，身体却非常壮健起来。……曩西居法国东北部，冬天天气比巴黎要冷些，我的‘二衣主义’还保持着。零下二十度没有使我投降。我的窗门是永远不关的。房东们称我的房子曰‘冰箱’。
“大考的结果我得最优第二奖，这于我并没有什么高兴，因为究竟我已不大看得起曩西音乐院，更信任不过我的提琴教师。我便决意回巴黎。”
在巴黎，经人介绍，马思聪拜巴黎国立歌剧院的第一提琴手帕尼·奥别多菲尔为师。
奥别多菲尔教授在法国颇有名气。在登台演出的时候，别人衣服上的钮扣镶嵌着红花，而他却是紫花。在法国，紫色被看成最高贵的色彩。法国古代帝王穿的是用一种名叫“帝王紫”的染料染成的紫色衣服。奥别多菲尔是法国政府“荣义团”（相当于英国的“骑士团”）的团员。
大概是名教授的缘故，奥别多菲尔的学费也比别人贵得多，每月收二百法郎。
幸亏马思聪的父亲当时已从穷书生成为“财政局局长”，还算能使马思聪交得出学费。
“奥别多菲尔先生是我的第五位教师，我现在回想：倘若我初到法国即就学于一位好的教师，我必可把时间省一半。从学于奥别多菲尔先生，使我在技巧方面和表情方面都突然向上。奥别多菲尔夫人更是我的钢琴教师。她也是颇好的钢琴家，且是第一流教师。从此时起，我的时间大部分专工于提琴，每天约弹六小时。”
在奥别多菲尔教授门下，马思聪的琴艺日见长进，终于在1928年夏考人法国最高乐府——巴黎国立音乐学院，成为“第一个考人此音乐学院的黄种人”。他进入提琴班。
1929年，一个面孔清癯而双眼闪闪有神的中国青年，来找马思聪。一开口，他便说广东话。异国遇同乡，使马思聪倍觉亲切。
他自报姓名——洗星海。他久闻奥别多菲尔教授大名，渴望能在名师指点下学习小提琴。他得知马思聪乃奥别多菲尔教授的门生，便请求代为引见。
不过，当洗星海得知奥别多菲尔教授的学费是那么昂贵，脸上出现犹豫的神色。
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船工的家庭，靠着勤工俭学才来到巴黎。那高昂的学费，使他望而却步。
“我带你去试试看。”马思聪对洗星海说，“我的老师富有同情心。如果他知道你的苦难身世，也许会同情的……”
就这样，马思聪带着洗星海，来到老师那里。
奥别多菲尔教授指着小提琴说：“洗先生，你演奏一下。”
洗星海拉起了小提琴。
奥别多菲尔教授眉间出现了深深的竖纹。显然，他对这个中国青年的琴艺，很不满意。
当洗星海奏毕，刚放下小提琴，奥别多菲尔教授又问：“洗先生，你几岁？”
“24岁。”洗星海答道。
奥别多菲尔教授眉间的竖纹，显得更深了。他嫌洗星海的年纪太大，因为优秀的小提琴必须从小培养。
这时，洗星海记起马思聪的叮嘱，便向奥别多菲尔教授诉说起自己贫苦的身世和学习音乐的艰难历程。
听着，听着，奥别多菲尔教授的眉头舒展了。
最后，他对洗星海说了这么一句话：“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学生。在你有足够的收入以前，我不要你的学费。”
两个中国的年轻人，紧紧地、紧紧地同时握住了奥别多菲尔教授的手……
也就在这一年，马思聪曾回国登台独奏，一下子引起了轰动。许多报纸都登了报道，称他为“神童”。
不久，他又回到了巴黎。不过，他从学习小提琴演奏转向学习作曲了，以至成为作曲家，而演奏小提琴反倒成了次要的了。
毕能蓬影响了他的一生
“没有毕能蓬先生，我或许会走上虚浮的道路，徘徊在不咸熟、不完整的歧途，或者要浪费很大的力气和精神去寻找一条确切的路线。毕能篷先生不仅是我的和声学作曲法的教师，他同时是我整个艺术修养的指导者。”（马思聪《创作的经验》，1946年10月《音乐艺术》杂志三卷一期。本节中的若干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引自此文。）
“在我学习小提琴半年时间，可以在这乐器上奏出不少的调子。有一天，我给我的大兄奏一首旋律，我叫它为《月之悲哀》，是读了一篇童话而作的。还有一首叫做《项羽自刎》，表示了我底童子的心对这英雄的敬意，也许受了小学校里历史先生的有趣味的讲述的反应，这是我最早的‘创作的动机’……项羽骑着一匹千里马，还有许多马蹄风，悲壮呢！调子是短调的。这陈迹已过去差不多二十多年，而且已只是记忆上的陈迹了。
“在往后几年，我是完全致力于小提琴的学习，对于作曲其实就不晓得是怎样一回事。小提琴的学习只在旋律上做工夫，和声学是分外的事，直至我开始学习钢琴，才知道旋律以外的音乐世界。”
15岁那年，马思聪正在奥别多菲尔教授指点下学琴，他“颈的一块起初不令人注意的瘤渐渐长大起来，到后来，竟成了弹琴的阻碍物。医生说须立刻停止弹琴，到贝尔克（Berck）海滨去医治，那里的空气适合治疗此症。”
马思聪遵照医嘱，不得已放下了小提琴，到贝尔克海滨住了九个月。
“夏天，无病的人也来避暑，各处的客店都有人满之患。白天里，人们穿着游水衣千千万万聚于沙滩。我和我的哥哥到了之后便和许多青年好汉交结……
“一个热闹的夏天过去后，夏天的游客散去了，我发现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有着三十个房间。一个大厅、一个弹子室的客店里。于是秋天来了，于是冬天来了，于是寂寞来了，剩下了无人烟的广大的沙滩。
“‘寂寞’有着忧伤的音乐，寂寞却是丰富的。我开始与‘寂寞’亲密起来。
“……北风带来海的腥味，卷起沙石，让浪涛咆哮着。每天我看着太阳从海的边涯沉降，看着充满红光的宇宙让夜和星辰吞下。这些自然的景象把我投入一种界乎过分的悲哀的感觉中。我于是把我的空闲寄托于钢琴与看书。
“从钢琴上我开始认识巴赫、兹差尔特、李斯特、肖邦，尤其是法国近代作曲家德彪西、拉威尔、Panre等。德彪西是我当时最推崇的作曲家，我把他一切的作品统统收集起来，在钢琴上慢慢地欣赏……”
强烈的创作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