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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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创作之火，渐渐在马思聪心底燃烧。他已不满足于演奏别人的作品，他要创作，要作曲，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希望，熔铸在音符之中。也就是说，他要从一个单纯的演奏家，迈向作曲家。
在一次上完小提琴课之后，马思聪向奥别多菲尔教授吐露了学习作曲之意，请他代为介绍作曲老师。
奥别多菲尔教授用手托着下巴，沉思良久，这才说道：“死板的教授方法，对于你是不相宜的，就是让大名鼎鼎的Albert Roussel教你作曲，也不合适。你得找一个自由、大胆的作曲教授。”
奥别多菲尔教授忽然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然后指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说：“对啦，他最合适！”
马思聪看了看那张照片，哦，好大的头颅！
“他，毕能蓬教授！”奥别多菲尔说道，一他的作品，没有人肯演奏。只有我——花了整整三个月，才排练出他的四重奏。虽说那么吃力，可是，他的作品竟那么深刻！”
说罢，奥别多菲尔拿起小提琴，奏了一曲毕能蓬的作品。马思聪沉醉在那奇特而深沉的旋律之中。
不久，约定了见面时间。当马思聪来到奥别多菲尔教授那里，一个50多岁、衣着随便的男人坐在奥别多菲尔对面的沙发上。他的头颅看上去，比照片上那头颅还大。“一个广阔而高的前额套在瘦瘦而慈祥的脸上。”
他站了起来，向马思聪伸出了手，自我介绍说：“毕能蓬！”
头一次见面，马思聪就发觉，他跟毕能蓬教授竟是那样的默契。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从此，要么马思聪坐半小时火车，来到巴黎远郊一个多树木的乡下，在毕能蓬教授的家中听课；要么华能蓬教授上巴黎来，在马思聪的住处上课。
讲完一课，毕能蓬便给马思聪留下作业，要他试着写点曲子。毕能蓬总是说：
“学习时尽量严格，创作时尽量自由。”
过了几天，当马思聪把作业交给华能蓬教授，他总是顺手拿起马思聪的铅笔改作业。改了一阵，把铅笔放进自己的小口袋。过了一会儿，又拿起马思聪的另一支铅笔，改罢，哈，还是放进自己的小口袋。到下一次见面时，他从小口袋里拿出一束铅笔，还给马思聪。他笑着说：“我老是有这个习惯，把铅笔放在口袋里。课上得多的时候，这小口袋里就会有一大把铅笔。”
在上课之余，毕能蓬常常邀马思聪到树林里散步，边走边聊天。其实，闲聊不闲，毕能蓬讲的是音乐的修养，音乐家的品格，音乐创作的道路，是不上课的上课。
渐渐地，马思聪开始了解他的导师：华能蓬教授是一个恬淡的人，以艺术为生命。他清贫，除了教学之外，没有别的收入。他的惟一的财产，便是花费多年积蓄买下的那所乡下的别墅。他是犹太人，郁郁不得志。他的作品虽然不算多，可是也不算少。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也很少有人演出他的作品。尽管如此，他依旧坚持创作。他说：“一部作品完成了，我就不再把它放在心上。出版呢，放在抽屉里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谁会愿意演奏我的曲子？谁能演奏我的曲子？谁理解我的曲子？”
他的作品，在马思聪看来，是“气魄宏大、情意深刻”的。“他的作品的特点，便是永远是悲剧的，不是忧郁，是像古希腊悲剧的那种伟大的风格。他是猛烈的火在焚烧，他的音乐焚烧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热烈。他是音乐史上一个独特的人。”
他深刻地对马思聪说：“今日被奉为伟大作曲家的人，也许五十年后就给人遗忘了。反之，有些寂寞地在黑暗里工作，没有人注意到的作曲家，也许要到五十年后才被人发现。音乐史上充满这些先例。”
他，就是一个“寂寞地在黑暗里工作”的作曲家。不过，他毕竟还有知音。法国著名的音乐评论权威Calbocoressi在《近代音乐史》上，把他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
1932年，马思聪忍痛告别了导师毕能蓬，回到广州。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高尚而自重的作曲家。只是在他完成《e小调弦乐四重奏》之后，给毕能蓬教授寄去，曾收到口信。华能蓬言简意赅地说：“技巧是第一流的，你作的是严肃的音乐，你走的是正确的道路”
不久，纳粹崛起，统治了欧洲。作为一位犹太人，毕能蓬教授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马思聪深深地怀念着恩师毕能蓬教授。是他，引导马思聪走上作曲之路；是他，深刻地影响了马思聪的思想和音乐观；是他，在马思聪的作品中打上了他的烙印。
迄今，马思聪仍在时时怀念他的恩师；迄今，毕能蓬的见解仍在影响着马思聪。
时隔半个多世纪，最后。马思聪说：“我的作品被正式承认和理解，也许需要五十年。”不言而喻，他的话显然师承毕能蓬。
时隔半个多世纪，马思聪客居美国，他的处境犹如当年的华能蓬。马思聪的作品在美国几乎无处出版，亦几乎无人演出，但是他像华能蓬一样坚持创作。1984年5月，他在给长女马碧雪的信中说：“关于爸爸的作品问题，在爸爸看来，一个作家只要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演不演，评价如何，身外事了。”在这段话里，不难找到毕能蓬的影子……
东方色彩的作曲家
“中国有句流行的话‘吃在广州’，的确，广东菜是很有名的，但广东人吃菜最不保守，老鼠、猫、蛇一切可以吃的都去吃，他们是不怕冒险的。”（马思聪《谈青年的创作问题》，《人民音乐》1956年10期。）
一支十来个人的小乐队，在演奏《结婚进行曲》，使结婚典礼的气氛显得热烈而欢乐。
乐队指挥是一位身材修长、西装革履的青年。他，不是用鲜花，而是用音乐，向新郎、新娘献上他的深情厚意。
他，刚从法国归来不久的马思聪，那般活跃，又那般风趣。
新郎陈洪，是他的密友。当陈洪是广州培正中学的“童子军”的时候，马思聪是培正附小的“亚仔队”队员。在法国，他们同是奥别多菲尔教授的门生。回国后，他们一起在广州惠福东路办起了私立广州音乐院。马思聪是院长，陈洪是副院长。
在副院长举行婚礼之际。院长先生拉来了手下的学生，组成了一支临时乐队，奏起了《结婚进行曲》……
《结婚进行曲》又响起来了。
这一回，院长先生成了新郎。新娘呢？是他的学生，叫做王慕理。
他们是在琴声中恋爱，音乐是他们的媒人。
他们结成了一对“音乐夫妇”。结婚以后，他们同台演出几十年，马思聪拉小提琴，王慕理钢琴伴奏。“夫唱妇随”，他们把爱情建立在音乐之上。六年之后，他们才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马碧雪。
“十年了，我没有听见过这么深刻、热烈、精致、宏丽的演奏了……这确是一种征服，完全而彻底的征服。全场的听众，坐着、站的。前台的、后台的，仅容七百人的礼堂挤进了千人以上的听众，都被征服了，作了这伟大的神奇的音乐的俘虏。”
这是赵氵风1945年2月在重庆民众戏院听了马思聪、王慕理音乐会，写下的《听马思聪和王慕理》中的一段话，发表在当时的《音乐艺术》第六期上。
那天，这对“音乐夫妇”同台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徐缓的歌》，贝多芬的《克罗采奏鸣曲》，李斯特的《月光曲》……
赵氵风写道，这对“音乐夫妇”，“以自己的眼泪来换取人们的眼泪，以自己的热情来换取人们的热情，以自己的欢笑来换取人们的欢笑，以自己的斗争来号召人们的斗争。”
1933年，马思聪来到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任教。
漫步玄武湖之畔，泛舟玄武湖之上，涟漪潋滟，波光摇曳，触动了他的创作灵感。
他把玄武湖的静谧、柔美、幽雅、清波，注入音乐里，写出了《钢琴弦乐三重奏》（B大调）。
然而，马思聪以为《钢琴弦乐三重奏》的“天空大阴沉了，我得写一首晴朗的作品”。
春来了，春来了。野花丛生，嫩草如茵，轻舟悠悠，鸟语声声。
马思聪把玄武湖之春溶人了他的《G大调第一小提琴钢琴奏鸣曲》。乐曲中充满欢乐，阳光，青春和鸟声。
1936年早春，当积雪刚刚融化，马思聪第一次踏进了古都北京。
故宫，颐和园，长城……古老而博大的中国文化，点燃起他心中强烈的民族的感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怀着好奇的心情，他听了一次北方大鼓。万万没有想到，竟着了迷，一次又一次去听，大有当年白居易在浔阳江头听琵琶的感触：“如听仙乐耳暂明”！
他，一个从小受西洋音乐熏陶的人，一个心中只有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的人，曾经不屑于粤曲、京戏，以为浅薄、陈旧。然而，北京的大鼓，却成了马思聪的“大的发现、大的收获”。一
大鼓的节奏和旋律，使马思聪耳目一新。他被陶醉了。他记下了大鼓的旋律，把它写入他的《f小调第二小提琴钢琴奏鸣曲》之中。
大鼓，竟成为马思聪音乐创作中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把中国民间音乐视为宝库，不断求胜探宝。他珍爱中国的民歌，从中汲取丰富的民族音乐的营养。
他说：“民歌与我相结合，成了我的音乐作品的特色。”
也正因为这样，此后他的作品，富有东方色彩，富有中华民族的色彩。他，成了真正的中国的作曲家。
城墙上跑马，
掉不回那个头，
思想起咱们包头，
哎哟我就眼儿抖。
这是一首非常朴实而简单的内蒙后套地区（解放前称“绥远省”）民歌。当年，那是一个赤贫的地方，人民不堪重利盘剥，背井离乡，哼出了这几句浸满泪水和乡愁的民歌。
马思聪发现了它，爱如珍宝。他不断地咀嚼着其中辛酸的音符，在1937年写出了他的管弦乐曲名作——《思乡曲》。
《思乡曲》，倾泻了流落他乡的人对于故乡的眷念思恋之情。故乡，熟土，亲人，安谧的草原，响起了蹄声、铃声……《思乡曲》是那么委婉，那么动人，乡思、乡情交织在一起，拨动了听众的心弦。
哦，应当感谢北京的大鼓——没有大鼓的启示，马思聪不会钻进中国民歌之林，也就不会产生脸炙人口的《思乡曲》。
哦，他吮吸了内蒙古民歌《情别》的乳汁，写出了《第一回族曲》。
他从《康定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汲取了精华，写出了《史诗》。
他从西藏民歌中得到灵感，写出了《喇嘛寺院》。
他从安徽民歌《斩板山歌》、《慢赶车》、《李玉莲调》中受到启示，写出了《山歌》、《春天舞曲》、《跳元宵》。
他从山东大鼓、山西民歌中汲收营养，写出了《牧歌》。
哦，就连他在1945年写的《钢琴弦乐五重奏》，其中四个主题都来自广东番禺的民歌……
就这样，受过系统的法国音乐教育的马思聪，在祖国的大地上，用西洋音乐的技巧、中国民歌的色调，写出了中西合壁、独具一格的作品，既不同于经典的西洋音乐，又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
哦，“广东人吃菜最不保守”。马思聪作曲，也最不保守……
春天的厚爱
“解放前二十年内，我只写了二十个作品。解放后八年，我已写了近二十个作品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是不能搞出这许多创作的。”（马思聪，《文汇报》1957年9月23日。）
“患难与共，结为知己。”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马思聪紧紧地跟人民站在一起，紧紧地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他，赢得了党和人民的尊重。新中国诞生之后，马思聪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政府给予他优厚的礼遇。酷爱音乐的周恩来总理是他的“知音”，在日理万机之际，还常常过问对马思聪的照料。
1957年9月22日的《文汇报》，用富有现场感的笔调这样描述马思聪的家：
“国际友人到北京，都爱上马思聪的家里去做客。这是个四合院。院里种了矮柏、石榴。玉兰、桃树，客厅、创作室、卧室、甚至走廊。屋檐下都摆满了贵妃竹、红山茶，院子里还种了扁豆、丝瓜，这些都是马思聪夫妇亲手栽种的，扁豆、丝瓜吃不完，还可以送朋友。这里琴声不断，老远就听见钢琴、提琴的美妙旋律扬溢在空际。两个女儿是妈妈的接班人；一个儿子是爸爸的‘爱徒’，这孩子从七岁开始学小提琴，现在11岁，已奏得不错了。爸爸常说：‘有些天赋’。”
就连马思聪忍痛出走异国他乡，在1967年接受美国《生活》杂志的采访时，他仍无限留恋当年他在北京的家。在《生活》杂志那年二月号的《从中国逃出来的最卓越的人物的经历》一文中，这样引述马思聪的话：
“我们有一座精美的北京老式的住宅，在西城一条安静的胡同里，一幢古典式的四合院。在院子里有柿子树、梨树和中国枣树、紫藤和美妙的葡萄架。在后院有更多的葡萄和水果树，还有一个瓷砖屋顶的鸡窝。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大字报批评我的音乐是资产阶级的，我的家庭生活太舒适——‘世外桃源’——有一辆小汽车，一个司机，一名厨师……”
作为人民的艺术家，马思聪的工资也是优厚的。他被定为“高教一级”（大学教授中最高的工资），每月三百六十元。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每月又追加补助费二百元。这补助费后来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
马思聪和夫人王慕理常常去各地举行音乐会。光是1956年春天，便“到东北、西南、西北、华中各地巡回演出”。马思聪感慨地说过：“解放前，那时我自己要开音乐会，也真不容易，从租场地到校钢琴都要自己去搞。现在呢，我每到一地，一切事情音协都给准备得好好的，大大地帮助了我的演出。”（1956年9月23日《文汇报》马思聪夫妇行程万里，差旅费全部由公家支出，演出收入则归他们个人。
每逢国际音乐界的重大活动，党和政府总是让马思聪作为中国音乐代表团团长，出国访问：
1949年，新中国刚刚诞生，马思聪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访问了苏联。
“那时（莫斯科）街上的孩子们看到中国人都感到很新奇，常常跑出来摸摸我们的衣裳，仰着脖子望着我们，眼睛里露出好奇的亮光。”（马思聪《访苏杂记》，《人民音乐》1957年。）
1951年，马思聪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我演奏小提琴协奏曲，由捷克国家电台乐队伴奏”，“人家不仅把我们当作音乐工作者看待，同时还把我们当作毛泽东的代表看待。这就是那些不停的掌声的来源。”（马思聪《参加布拉格国际音乐节归来》，《人民音乐》1951年。）
紧接着，1953年，他来到朝鲜访问，为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他担任了赴朝慰问团第一总分团副团长。
1956年，马思聪出访波兰，“代表中国音乐界到华沙去出席第九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会做评判，亲自看到中国青年钢琴家傅聪在比赛会上获得优胜，感到非常高兴。”（马思聪《关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