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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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马思聪出访波兰，“代表中国音乐界到华沙去出席第九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会做评判，亲自看到中国青年钢琴家傅聪在比赛会上获得优胜，感到非常高兴。”（马思聪《关于傅聪得奖》，《人民音乐》1956年。）

　　1957年，马思聪二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这次同去的还有梅兰芳、老舍、王昆、喻宜萱、姚臻等同志”。（马思聪，《访苏杂记》，《人民音乐》1957年。）

　　1958年，他三访苏联，出席柴科夫斯基钢琴小提琴比赛会。“提琴比赛会的主席是苏联最著名的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在献花礼之后，提琴的评委开了一次会，由奥伊斯特拉赫主持。他提议增加两位评委副主席，一位是美国著名提琴家津巴里斯特，另外一位是我。当即由各国的评委同意通过了。”（马思聪《记柴科夫斯基钢琴小提琴比赛会》，《人民音乐》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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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予马思聪以厚爱，以礼遇，以荣誉，以信任。马思聪沐浴于春风之中，兢兢业业，赤胆忠心，报答春天的知遇。

　　迄今幸存的一张小小的照片，忠实地记录了马思聪当年的风貌：1951年，在治淮工地上，我们的音乐家背心短裤，头戴草帽，正在使劲地推着装满泥土的小车……

　　那不是“强迫劳改”，是他自觉自愿下工地，和民工们一起住帐篷，同劳动。

　　他爱新生的淮河，他爱英雄的淮河人民。他再度与诗人金帆合作，创作了《淮河大合唱》：

　　到处人山人海，

　　到处红旗飘扬，

　　让山谷变成蓝色的大海，

　　让堤岸变成高大的公路。

　　劈开山岭开出新河，

　　让洪水在洪泽湖中，

　　停下脚步，停下脚步。

　　让暴躁的淮河驯服，

　　按照我们指定的道路奔流……

　　由于有了亲身的体验，他的乐曲充满感人的力量。他沉歌春天，沤歌人民的胜利。

　　春天，是种子萌发的季节，是幼苗茁壮的季节，是青春闪光的季节，是新人辈出的季节。为了音乐的未来，马思聪忙于春播，忙于扶掖新苗。

　　就在治淮工地，马思聪还留下另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光着脚丫、穿着背心短裤的男孩。

　　这孩子是一位民工的儿子，喜欢哼哼民歌。马思聪发觉孩子的乐感很好，把他收下了，带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幼苗成长了。如今，已经成为空军政治部歌舞团创作组的成员。

　　本文作者采访了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小提琴家林耀基，他讲述了一个真实而似传奇的故事：

　　那是1952年，一个15岁的广州孩子，由于喜欢小提琴，天天到温瞻美老师家里学习。

　　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决定了这个孩子毕生的命运。

　　那天，温老师上课之前，一个个学琴的孩子，照例挨个儿把温老师上一次教的曲子，拉了一遍。

　　客厅隔壁，一张躺椅上，一个人似睡未睡，闭着眼睛谛听着飘来的琴声。

　　孩子们散去之后，那个人只是向温老师打听了一下，第一个拉琴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过了不久，那个孩子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通知：他，被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录取了！

　　那个孩子感到奇怪，他既没有办报名手续，他没有经过考试，怎么会录取呢？

　　向温老师一打听，这才明白：那天，躺在躺椅上的，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

　　原来，马思聪出差到广州，住在他的学生温瞻美家，偶然听见孩子们的琴声。

　　他从第一个孩子的琴声中，听出孩子的音乐才华。尽管他没有见到这个孩子，却当即决定录取他。

　　这个幸运的孩子是谁呢？

　　他就是故事的讲述者——林耀基！

　　尽管故事近乎离奇，却没有半点虚构的成份——因为这是当事人亲口向我讲述的。

　　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之后，马思聪亲自担任导师。每星期，林耀基都到马老师家里去听课。

　　就这样，马思聪亲手培育了一棵音乐幼苗。

　　1960年，马思聪亲自提名，让林耀基到苏联学习。

　　我在林耀基家的墙上，看到最近一次世界小提琴比赛评委的合影。其中惟一的中国评委，便是林耀基。

　　林耀基再三地说，马思聪先生是他的恩师！

　　如今，林耀基又培养了一代新人。他拿出最近几年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选手名单给我看，其中有八人的名字旁边注明：“指导老师林耀基”。林耀基说，这些获奖者身上，也有马先生的功劳呀！

　　钢琴家刘诗昆的名字，是广大读者所熟悉的。当我来到他家采访时。他谈起了马思聪对他的培养：

　　1951年，刘诗昆考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马思聪就非常喜欢他。尽管刘诗昆学的是钢琴，马思聪不教钢琴，没有直接教过他。但是，刘诗昆说，马思聪在艺术上对他的指点，是他永生难忘的。

　　刘诗昆深深地记得，1962年，他正在莫斯科学习，马思聪参加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来到那里。

　　在那样忙碌的日子里，马思聪到刘诗昆的宿舍里看望。刘诗昆用钢琴弹了肖邦的《摇篮曲》，请马思聪指教。

　　“外行看热闹，内行所门道。”马思聪听罢，不说别的，着重指出了刘诗昆演奏的音色不好。

　　马思聪说得是那么通俗而又那么形象：

　　“弹钢琴，其实就像敲钟的原理一样。触键之后，要使声音发出来，延续下去。

　　你不能把键盘压得死死的，那就像敲钟时锤子在敲了之后不离开钟，把钟声‘捂’掉了，声音就发问，音色不亮。在弹奏抒情的钢琴曲的时候，你的手指头在触键的一刹那，一定要让声音发出来——手指要迅速地松开。不能压在键上。记住，触键要有力，然后马上松开！”

　　马思聪的话，句句讲在点子上。

　　刘诗昆牢牢记住了。从此，他改变了自己触键的习惯，时时侧耳倾听钢琴的音色。

　　刘诗昆回国以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音乐会，特地请马思聪来。

　　马思聪一听，刘诗昆演奏的音色，变得非常美。音乐会结束之后，马思聪紧紧握住刘诗昆的手，刘诗昆也紧紧握住马思聪的手。

　　刘诗昆深情地对我说，名师的指点，至今仍使他受益匪浅！　

　
　
灭顶之灾开始了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很少，要让多数人有知识。知识水准高了，政治必然会趋向民主。过去轻视知识分子的事情不能再有了。我希望中国不要再搞阶级斗争了，大家要团结，要友爱。”（马思聪对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85年2月20日。）

　　在那和平宁静的日子里，在那如坐春风的年月里，祖国爱他，他爱祖国。在马思聪身上，找不到半根“反骨”；他做梦也未曾想到，有朝一日他会挺而走险，流落异国。

　　当然，极左并非自“文革”始，只不过在“文革”时大爆发、总爆发而已。

　　早在1951年“文化整风”之际，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大会上，马思聪便已受到寒流的袭击，指责他“想把音乐学院办成资本主义学校”。

　　1957年，马思聪说过“有职无权”，受到过批评。在“大跃进”的1958年，马思聪夫妇曾在西安举行了小提琴独奏会。不久，在1959年第二期的《人民音乐》上，便登出了《评马思聪先生的独奏音乐会》，那口气是咄咄逼人的：

　　“首先，在节目的选择上……新中国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乐曲一首都没有……我不知道马先生对于党的厚今薄古和一切文化艺术都要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是如何理解的？……我们听众白天流着汗炼钢、握着镢头翻地，大家在一起欢笑，唱着跃进的歌，这和马先生的演奏多么不协调！……至于《西藏音诗》……我们认为马先生是在歪曲、丑化西藏的面貌，希望马先生在这批判资产阶阶学术思想的今天，能在创作和演奏上展开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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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些冷风，时起时止，还没有成为“红色风暴”。马思聪虽有不快，但毕竟是暂时的，唱一下“是我错”便可以过关。

　　然而，在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1966年，马思聪终于遭到了灭顶之灾。

　　“我记得这是1966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这天我第一次听到‘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我的一个学生来到我家——他没有带提琴。他说：他不能再跟我学习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因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遭到了批评。他不敢再学小提琴了。”（马思聪，《我为什么离开中国》，1967年。本节及下两节中多处引用马思聪这篇文章中的话，不一一注明了。）

　　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刚刚一开张，便“触及”到马思聪头上。

　　那是在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电话铃声打断了琴声。马思聪放下小提琴，拿起电话耳机，听见冷冰冰的声音：

　　“学校里贴了你许多大字报，今天下午你必须到学校看大字报！”

　　一位好友劝马思聪最好写一份表态大字报。马思聪犹豫，妻子和女儿马瑞雪赞成。于是，女儿马瑞雪上街买了三张黄纸，以马思聪的名义，写了《我的决心》。

　　在马家工作多年的司机信师傅从车房里开出了轿车，马思聪抱着那卷黄纸头，上了车。

　　一进中央音乐学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马思聪”的大字报，满目琳琅。

　　看着，看着，马思聪渐渐发觉：那些大字报往往标题惊人，帽子大，其实没有多少足以吓人的内容。因为马思聪在解放后一直受着党和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几乎没有什么“反动言论”。大字报说来说去，无非讲他教西洋音乐是“崇洋媚外”

　　啦，说他培养音乐尖子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啦，说他拿着高薪而不上班是“吸血鬼”啦……

　　就这样，马思聪领教了“文化大革命”最初的滋味。

　　“几天以后，附中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去。我一到学校，就被几百名乱喊乱叫的学生围住了。他们疯狂地喊着‘打倒资产阶级臭权威！’……还有人用书包砍我，可谁也没打着。我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在幻梦之中，这一切显得是那样的可笑。”

　　琴声绕梁的马家小院，变得寂静无声。马思聪放下了他那把又老又旧的小提琴。

　　那是17世纪一位意大利名匠精心制作的，发音纯正、优美而宏亮，三百年来成为艺术珍品。最后，是70多岁的俄国老提琴家哈廷伯把它让给了马思聪。马思聪手不离琴，每天跟它在一起。然而，此时此刻，他无心于拉琴，他哪有心思拉琴？

　　他终于与心爱的小提琴分手。他被送进了社会主义学院。“在那里可以碰到各式各样的人物。如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演员、作家、文化工作者，艺术院校、电影学院及其他院校的教师和教授。我们共五百人左右。和我住在一个房间的，也是一个国内很有名气的小提琴家。我在这里住了50余天。从六月中旬呆到八月初。

　　那里十分寂寞、厌烦。但是对我们还不残酷。在军官的看管下，我们被分成许多小分队学习文件，进行讨论。空余的时间里给自己写大字报，或互相揭发。当然，也要揭发党内的‘当权派’。”

　　终于传来消息，“学习班”即将结束，明天可以回家。许多“学员”高高兴兴去洗澡，换上了干干净净的衣服。

　　万万没有想到，“晚上，从别的院校及军事院校开来许多卡车，在一辆车后面写着‘黑帮专用’四个大字。电影学院的全部“学员’坐上这辆汽车走了。第二天上午10点，我们也爬上了汽车，回到了中央音乐学院。这是8月3日的事了。刚进大门，就看见一大堆人，把我们从卡车上推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就不知道谁把一桶浆糊扣在我头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贴大字报’，还给我戴了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代理人’。不多久，又添了一块小牌，上面写着‘吸血鬼’。然后，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铜脸盆——‘丧钟”，让我们敲。

　　“在赵氵风的高帽上，写着‘黑帮头子’几个字。还给他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采访赵氵风时，他说，叫他披羊皮祆，为的是咒骂他是‘披着羊皮的狼’——

　　引者注）。这天天气非常热，正是北京的八月，气温起码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场面。这些围攻我们的人就如同疯子一样。他们赶着我们在全院游街，人们高呼口号，一路上他们连推带搡，还往我们身上吐口水。我认出人群中有几个我的学生，他们的脸色都变得很难看。

　　“最后，他们强迫我们在教室的讲台上站成两排，要我们低头，还拼命地骂我们。那些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黑帮，站在第一排。而那些较小的牛鬼蛇神站在后面，后排里有1958年参加过莫斯科钢琴比赛的凡·克莱本（Van　Clibun，生于1934年，美国著名钢琴家，在第一届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夺魁——引者注）的对手、钢琴家刘诗昆。后来他们把他的手腕脱臼了（据刘诗昆说，是左臂骨裂——

　　引者注），使他再也不能演奏了（现在刘诗昆的左臂已恢复功能——引者注）。”

　　就是从那一天起，对马思聪的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开始了……

　　催人泪下的厄运！

　　“那时，爸爸被抓走，剃光了头发，脸上涂了墨，全身贴满了大字报，被打得这体鳞伤，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作为一个有高度自尊心的知识分子，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人格上的侮辱……”（马瑞雪对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85年2月20日）

　　尽管往事不堪回首，然而，直面人生，难堪的往事必须回首。不忘血的教训，将有助于防止产生新的血的教训；不忘“左”的苦难，将能抵制“左”的苦难重演。

　　忘记了过去，意味着背叛！

　　马思聪这样叙述他在“文革”中遭受的非人凌辱：

　　“我们被带到学校后头的一排低矮的小房子，那是以前的琴房。我被带到一个窄小的房间里，那儿放着一张床，一面墙完全是玻璃。因此，每个人在任何时候，只要他想来，就可以来看我。他们宣称，既然你们是畜牲（指“牛”——引者注），那就把你们像牲口似的任人观看。房间的墙上醒目地写着：‘打倒牛鬼蛇神！’‘如果你不老实，就砸烂你的狗头！’房上挂一木牌，上面写着‘黑窝’。

　　“每天早上我们6点起床，学‘毛选’或社论。早饭后8点到中午，就干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把零乱的大石头堆在一起，或者把一些东西从一个房子搬到另一个房子里去。每天下午和晚上就写检查，检查里要有这样的词：如‘我们是赵枫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对我们可以进行斗争，对我们要进行改造’。每天我们把这些书面检查交给看管我们的人。早上和晚上，我们要集体唱‘嚎歌’，歌词的内容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