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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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基尼的警察统治的成功，以及墨索里尼给予他的全力支持，都让国防特别法庭诉诸于死刑的手段显得相对比较温和。从1927年到1943年，法西斯政权以政治罪名一共判处了42例死刑，真正执行的有31例，其中有22例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行的。受迫害最多的是北部边境的斯洛文尼亚人——如果一个牧师被怀疑在斯洛文尼亚人中聚众活动，那么他就有可能被流放。1927年，墨索里尼对“斯拉夫威胁”非常担心，他告诉朱塞佩·沃尔皮说，他已经制定出了能够确保击退来自斯拉夫方面的任何军事入侵的计划。国防特别法庭总共就13547个案子进行了起诉，一共判处了27742年的徒刑。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人被流放、软禁在家或者处于被监视之中。
在1945年之后受到法西斯迫害的最著名的人士是共产党历史学家及政治家安东尼奥·葛兰西。他是1927年遭到国防特别法庭迫害的，而墨索里尼则特别指示法官要保证判他20年监禁。虽然受到疾病的困扰，葛兰西还是在狱中活了10年。1937年4月27日，在被释出狱后没几天，他就去世了，死时才46岁。许多人都认为，对葛兰西的迫害反映了墨索里尼从整体上对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和组织机构的攻击。按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那些受到他们影响的人的理解，如果不承认墨索里尼当时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一观点，要想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剖析是不可能的。他还记着自己年轻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经历，因此这一指控一直让墨索里尼感到非常痛苦，他也经常寻求机会对此加以反驳，还多次对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无力进行了批判。他还抱怨说，人们总是喜欢盲目地模仿法国、英国和美国，但对根植在意大利的灵魂和土壤中的影响力却加以否认。类似地，墨索里尼还强调说，法西斯政权也有自己的企业联合会和工会组织，它并不打算抛弃工人阶级；相反，在不侵犯财产权和危及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还将时时刻刻保护工人阶级。
在法西斯政权的统治精英中，工团主义者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些人也因此认为与希特勒相比，墨索里尼的政权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激进特点。从1922年到1928年，法西斯工团主义的领导人一直由埃德蒙多·罗索尼担任。他是墨索里尼在罗马涅的一个老朋友，也曾移民国外，但去的不是瑞士或者奥地利，而是美国。他在美国所受的贫穷和剥削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工会必须接受和认同国家。他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一个支持参战者，1921年时，他已经投身到法西斯运动中了。法西斯进军罗马之后，他立即被墨索里尼任命为法西斯社团联盟的总书记。1926年11月，与这个组织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工会组织被解散，这个组织也随之更名为法西斯全国总工会。法西斯政权声称，法西斯全国总工会将成为那些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的一个真正的保护伞。墨索里尼还对一个来访的英国记者说：“法西斯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并不是最终目标。只要你喜欢，它还可以变成一个带些民主色彩的独裁政权。”
也许是受到了墨索里尼的平民主义思想的支持和鼓励，罗索尼一直在为工人寻求权利。但是同时，他也失望地发现，绝大多数已有的用于仲裁的法律都是由反动分子罗科拟定的。此外，有人声称，法律同时禁止罢工和停工，证明法西斯政权在对待阶级争端时的态度是公平的，对于这一说法，罗索尼认为也难以让人信服。同样，当墨索里尼声称要成立一个“社团型的国家”时，他也表示怀疑——1926年7月，墨索里尼新成立了一个“社团部”，并且亲任部长。在这种体系下，议会的要求将通过各个行业协会来体现，而据说在这些行业协会中劳资双方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并且都将完全献身于国家和法西斯的事业。1927年4月，法西斯政权还制定了一部《劳动法》并且大加吹嘘，声称将给予“行业组织和工会组织”以完全的自由，但这也没有能够让罗索尼真正接受法西斯政权的新体系。
墨索里尼本人在这其中并没有扮演主要角色，他把事情留给了他的社团部副部长（对他非常恭顺，并且很机敏）博塔伊去与罗索尼和罗科争论。博塔伊最先明白墨索里尼的意图，于是一个年轻的法西斯分子在《法西斯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所有的意大利人“效仿”墨索里尼的生活方式。这篇文章告诉人们说：“要认识并深刻地理解墨索里尼，要自觉地服从领袖，就意味着要以可能的最佳方式去理解法西斯主义的伟大事业。只有领袖的狂热追随者才能加快法西斯主义的进程。”博塔伊可能认为这部《劳动法》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目标的一种肯定，并且体现了“基本的道德伦理原则在经济秩序中至高无尚的地位”；但是罗索尼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这部法律在削弱工人的力量的同时，对于老板们是有利的。即使领袖有再大的神秘魅力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历史学家伦佐·德费利切在就此事发表评论时也认为，这部《劳动法》在改变意大利工人的工作状况方面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它的真正作用仅仅是提高了墨索里尼的个人权威。
这些事件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罗索尼的下台。1928年11月，罗索尼在法西斯全国总工会担任的职位被废止了（来自工业、农业、贸易、交通、银行、专业人员和艺术家、海员和飞行员行业协会的7个领袖取代了他的位置）。有谣言说，法西斯政权之所以对劳工体系结构进行调整，是因为罗索尼竟敢大胆地谈到墨索里尼的下台。当然，墨索里尼当时也已经在收集他这位老朋友的腐败行为的证据了，包括他以他父亲或者叔叔的名义进行的土地交易，以及他乱搞男女关系的情况，就连有谣言说他那笨拙的妻子曾在罗马当过妓女也都记录在案。但是，这些事情并没有妨碍罗索尼最终又一次担任部长职务——从1935年1月到1939年10月，他又担任了农业和林业部部长。由一个前工会领导人担任农林部部长，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当时还在留心观察纳粹德国最新的劳工情况，并且自认为还是一个“左翼法西斯”。但是，在经历了7年的离职生涯重新担任部长之后，他也开始费尽心机地强调自己“首先是拥护墨索里尼的”。在整个法西斯统治期间，工团主义都只是作为想像中未来革命的一个目标而停留在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领导人的口头上，主要还处在知识研究的层面，实际上并没有付诸什么社会实践。
在建设“极权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可以非常确定的一点是，不仅是劳工运动，工业和金融业也同样感受到了墨索里尼的权力的影响。在1926年以前，墨索里尼很少做出什么举动来挑战商业界的权威。有些比较好战的法西斯分子曾对意大利最富裕的阶层的行为方式产生过抱怨，墨索里尼还想就此展开调查。法里纳奇曾对一些银行的自私行为进行攻击，还就一些金融和财政问题发表了一些危险的评论，都受到了墨索里尼公开的责备。在大多数情况下，墨索里尼还是维护德斯特凡尼和沃尔皮的传统经济政策，并且称自己“农民的良好感觉”让他对于政府的过多支出有着天生的敏感和谨慎。
第二部 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3）
法西斯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墨索里尼和他的官员们都设法借助外国资金来帮助使意大利的经济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而最大的资金来源是美国。到1918年的时候，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金来源国。早在1923年5月，墨索里尼就与摩根银行的新任资深股东Ｔ．Ｗ．拉蒙特见过面。即使是在发生马泰奥蒂事件那段艰难的时期，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沃尔皮也夸口说自己有着大大小小的能够获取国际资本的途径，在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之后，他又在1925年10月至11月之间访问了美国。一方面是去为意大利寻求更多的贷款，同时也是为意大利欠美国的债务以及等待德国的战争赔款等问题寻求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所有的事情都进展得很顺利，在1924年至1929年间，意大利跃升成为排在德国之后的美国贷款的第二大受益国。由于能够获取外国资金，意大利货币里拉的币值也得以维持，这在墨索里尼看来可是维护意大利国际声望的一个法宝。
为了巩固与Ｊ．Ｐ．摩根等美国银行家的良好关系，1926年夏天，沃尔皮准备再次访问美国。但是8月8日，他却突然收到了墨索里尼的指示，还附有一封加以解释的信件：
“后面附上的短信是对几个月来让我们头疼的问题进行研究的结果，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很深入，很大程度上是靠直觉。但是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直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没有出过错的。”
面对墨索里尼这种有些粗鲁的解释，即使是狡诈的沃尔皮恐怕也要脸色发白。当他接着读下去的时候，他才发现墨索里尼最看重的问题并不是进一步赢得更多的贷款，而是如何能够稳定里拉的币值。当时，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里拉已经不那么被看重了。墨索里尼的语气很严肃，他强调说：“政权的命运与里拉的命运是密切关联的，因此有必要把捍卫里拉的战斗看做是一场绝对的决定性的战斗。”作为“极权主义者”，意大利人感觉他们自己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过得很“孤独”。他们决不能屈服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金本位的束缚”；相反，他们应当自立自强，并且要“按照法西斯的方式行事，也就是说，要大胆进取，开阔眼界。”看来，里拉的价值并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意大利必须足够强大，从而能够在意志上赢得胜利。10天之后，墨索里尼在佩萨罗发表演讲时公开宣布了这场“战斗”，声称“在法西斯政权内，从领导人到最基层的追随者都准备做出必要的牺牲来捍卫我们国家的象征——里拉，以及我们的财富、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牺牲、我们的眼泪和鲜血。”在墨索里尼的头脑里，里拉好像已经成为意大利和法西斯主义的人性化的化身了。
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墨索里尼的这种态度没有丝毫的改变。1927年12月，墨索里尼正式确定了里拉的币值：1里拉兑换19美元、92．46英磅，然后再次将其与金本位挂钩。包括沃尔皮在内的许多评论家都认为里拉的币值定得太高了，但是墨索里尼仍然坚持强硬的通货紧缩政策，也许他是希望用自己的气势和决定来进一步压制美国的银行家们。Ａ．Ｓ．本尼是意大利更为现代的工业家的代表，他受到了墨索里尼的启发，通过降低意大利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很快就调整适应了里拉的新币值。那些对法西斯的压制不太顺从的人也很快就因为随之而来的失业率的上升而沉默了。即使是根据法西斯官方提供的数字，在1926年至1928年间，意大利的失业率已上升达到了先前的3倍。
那么法西斯政权代表的只是一种行事方式吗？墨索里尼的崇拜者们所持的最为持久的看法是，墨索里尼正在进行一种“发展的独裁统治”，它承诺要让意大利“现代化”。然而，在1926年至1929年间，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还是比较混杂。1926年7月，有关意大利货币的问题集中交由意大利银行处理，同时，那不勒斯银行和西西里银行也被剥夺了印制纸币的权利，这些实际上都是法西斯政权强化货币控制的举措。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法西斯政权也在小店主代表们的压力面前屈服了，因为这些代表中的许多人都是重要的法西斯分子。在这些人的压力下，政府出台了一个许可证制度，从而保护了零售商们免遭超级市场和其他现代销售体系的毁灭性冲击。就墨索里尼的经济政策而言，它有现代化的一面，同时也还有其传统的一面。
全国劳动合作银行的情况更加典型。1927年5月，先前的合作社合并后成立了这个银行。后来，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它在法西斯的统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曾跟随意大利国旗到过埃塞俄比亚，也曾涉足西班牙内战，还与轴心国一起参与了欧洲新秩序的确立。合作社先前被控制在米兰的极端法西斯分子保罗·泰鲁齐的手中，他当时还受到墨索里尼本人的庇护。1925年，合作社交到了阿图罗·奥西奥的手中。尽管他的天主教背景好像有些荒谬，但是他非常机敏，非常清楚在与法西斯高层的交往中，法里纳奇的庇护要比沃尔皮的敌视更为重要。从1926年9月起，奥西奥开始经常与墨索里尼见面，正是在墨索里尼的直接庇护和支持下，他才能够让合作社重新振兴，把它们转变成了一个现代银行，并且它的寿命比法西斯主义还要长。奥西奥还巩固了自己和法里纳奇的关系，同时还接受了博塔伊、罗索尼、齐亚诺和塔翁·迪雷韦尔的庇护。但是，当被问起的时候，他还是很慎重地声称自己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努力让银行振兴起来。1942年1月，他突然被墨索里尼解职了。关于此事的原因有很多的谣言，其中一个谣言称他最终行事不慎，招致了佩塔奇家族的憎恨。虽然经历了成功也遭受了挫折，但奥西奥毕竟成为了法西斯政权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在了解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同时，他也同样清楚地了解其中的“雇主－代理人”的关系，并且也乐此不疲地利用这些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里拉的升值造成了意大利经济的通货紧缩。当经济刚刚出现一丝恢复的迹象的时候，1929年10月，全世界又遭受了华尔街崩盘的重创。在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巨浪袭击到意大利时，墨索里尼也采取了多种新的经济政策试图加以抵抗。1926年至1927年间，他对经济进行过一些忙乱的干预。但是之后，他对国家的经济事务表现出的兴趣并不大。事实上，据1928年7月接替沃尔皮担任财政部长的安杰洛·莫斯科尼回忆说，墨索里尼是一个冷静而敏感的领导人，他总是喜欢听到坦承直率的建议，这让他的部长能够更容易地采取谨慎而正确的经济政策。虽然墨索里尼对于任何可能有损国家声望的事情仍然保持着警惕——国民经济部长朱塞佩·贝卢佐曾不谨慎地声称意大利仍然缺乏足够的原材料，墨索里尼公开命令他收回这一声明——但他在维持对于银行家和工业家的权威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有所松动，他开始把一些问题留给专家们去处理了。这也是他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商业界自然会对墨索里尼的统治鼓掌称赞了。但是，当时意大利的农业人口在各行业中仍然是最多的，墨索里尼是如何对待农业的呢？许多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在意大利的现代化进程中，法西斯政权在实现自己的许多目标的过程中，在农业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农村仍然到处是贫穷和疾病。在欧洲国家中，意大利的能源消耗量只排名第18位，这在各个强国中可能是最差的，而意大利农村地区的情况则最为悲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让情况有所改善呢？
对于这一问题的一个回答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早在1924年，墨索里尼就对全党说：“意大利人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农村的法西斯是最可靠的；农村民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