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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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至1934年间，奥地利问题并不是惟一让法西斯意大利努力为之奉行传统的现实主义政策的国际问题。墨索里尼在言辞上不断随意重复的一个问题是反共问题，当然，在20世纪里，他并不是惟一在此问题上出现反复的人。法西斯主义一直宣称对共产主义取得了胜利，墨索里尼的许多崇拜者和模仿者也认为他们是在讨伐布尔什维克主义。然而，墨索里尼绝对不允许这种意识形态的战争破坏法西斯意大利与共产党苏联之间的双边关系。1933年9月，意、苏两国签订了一个新的商业协定。另外，法西斯意大利也没有拒绝与苏联进行武器交易。例如，1931年至1932年间，意大利就向苏联销售了一批飞机从而大赚了一笔，后来又在意大利的造船厂里为苏联海军制造军舰，而且当时可并没有考虑这些武器会不会被苏联人用来向西班牙或者其他地方的意大利法西斯开火。意大利的政治评论员们绝对不会全都确信苏联天生就是意大利的一个敌人，他们甚至怀疑斯大林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蜕变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广为人知的一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墨索里尼曾在许多场合试图让希特勒接受他的建议，即单独与苏联保持和平，这样轴心国就能够集中力量对付“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地中海的威胁。尽管德费利切对待这个建议非常认真，但他还是觉得向纳粹提出这个建议是个疯狂的想法：因为纳粹当时的理想是先肃清共产主义者和斯拉夫人，“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因此，与种族主义思想相比，墨索里尼的反共态度一直都是不彻底的。在墨索里尼看来，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途径能够让他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没有哪种理念能够强有力到让他对这种途径熟视无睹的地步。正如1933年6月墨索里尼在另外一个场合所说的那样，他现在又开始重读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了。
在欧洲以外，也有几个大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显眼的就是美国。就在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几周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接任美国总统。法西斯媒体对于他的“新政”也是频繁地进行评论，就连墨索里尼自己也在1933年6月声称罗斯福也拥有独裁者的权力，甚至超过自己。他还不断地评论说，美国也在寻找一条通往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相反，在墨索里尼的头脑里，日本倒并不是一个天生的盟友。1934年1月，他甚至警告说，日本有可能进一步侵入中国。（墨索里尼的女婿和女儿当时仍任意大利驻华大使，并且表达了意大利对蒋介石和其他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同情，他们在想这些人在内心里会不会也变成法西斯主义者。）
签订《四强协约》两周之后，墨索里尼又在庆祝自己的50岁生日。此时，国际上阴云密布，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也让墨索里尼陷入深思之中。而也在此时，他更不愿意谈到年龄对自己的影响了，并且开始约会他的最后一个情人。1933年9月，他还给女儿埃达写信说：“在你青春年少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还比较艰难，所以你过去是、现在仍是我心中的最爱。”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在与埃达分享墨索里尼的宠爱了。她叫克拉雷塔·佩塔奇，生于1912年2月28日，出身于罗马一个安逸的资产阶级家庭（据说她的母亲是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一个远房亲戚，而她的父亲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佩塔奇也在为教皇服务的医疗机构里工作）。这个姑娘当时才21岁，比埃达还小两岁，但她更多地还是被墨索里尼的身体而不是精神所吸引。1933年9月8日，两个人首次邂逅，于是故事就继续下去了。佩塔奇的家里很富有，她在18岁时收到的生日礼物是一辆跑车，于是她经常驾车在奥斯蒂亚的海滩上闲逛。墨索里尼那天碰巧也驾车在那里兜圈子，并且没有带什么护卫和随从，于是两个人相遇了。年轻的女孩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但还是借此机会对墨索里尼低声咕哝说，她做梦都想亲眼目睹一下伟大的领袖。她还说曾经把一首诗作为礼物送给了墨索里尼，而墨索里尼也装模作样地说自己记得此事。
第3部 权利高峰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4）
两人见面之后不到三天，贪婪好色的墨索里尼就把电话打到了佩塔奇的家里，但最初是和佩塔奇的母亲通的话。同样，这也是一个本性贪婪的女人——佩塔奇一家的贪婪是臭名昭著的。当克拉雷塔接到电话的时候，墨索里尼很有礼貌地问她是否愿意继续他们之间的交谈。如果她愿意的话，他将在威尼斯宫里等着她。她第二天早上就去了，并且在“两半球厅”旁边一个墨索里尼用来小睡的小房间里见到了墨索里尼。不清楚他们当时是不是立即就发生了性关系。但据德费利切说，两人直到1936年10月才开始经常来往，那时佩塔奇在威尼斯宫里已经有了一个住所，并且已经有点像是“女主人”了。她一般下午两点钟来，迅速地抽上一支烟（墨索里尼不赞成抽烟，因此她要把这个习惯隐藏起来），然后做好准备迎接她的情人。她的电话现在已经开始被法西斯政权忠于职守的警察们监听了，她大概并没有注意到这种监视。她一般在大约早上8点钟回到自己母亲的家里。在1934年6月，她就已经嫁给了里卡尔多·费德里西，因此，1936年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夫人”而不是“小姐”了。那年，她的丈夫被任命为意大利驻东京大使馆的空军武官，并且一直在那儿待到1945年。她和费德里西的婚礼盛大而庄重，教皇庇护十一世还亲自为他们祝福。
对佩塔奇的电话进行窃听也不可避免地录下了墨索里尼与她的交谈。他在谈情说爱时的言辞仍然是那么老套：“我是多么多么地爱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地爱你。我只爱你一个人！你的香吻让我眩晕，它杀死了我。当我望着你的眼睛的时候，我看到了你灵魂的最最深处！世界突然消失了，我忘记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此外，他还认为一个男人必须是妒嫉的，而他也的确如此。他会想，那天她在干什么？而换个场合，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的亲密。每收到一件礼物，克拉雷塔都会回报给墨索里尼一个吻，而墨索里尼也会告诉她：“一点都不夸张地说，你给我的东西是无法补偿的。”罗马的社会也开始注意到此事了，但墨索里尼毫不理会那些对流言蜚语敏感的旁观者，他喜欢把自己泡在科隆香水里（他更喜欢这种传统的抑制体臭的方法，而不是新发明的淋浴方法）。而克拉雷塔也是继续公开露面，接受上层社会那些眼里带着妒嫉的贵妇人们的苛刻评价。其中一个心怀恶意的人回忆说：
“佩塔奇小姐，尽管她像她的前任一样有着美丽的长腿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脚，但与一个国家的领袖还是不太相配。我曾在歌剧院里见到过她，发现她在某一方面的确很有吸引力。但是，她的头发有太多的卷，妆也化得太浓了。而且，她的水貂皮外衣太大了，戴的首饰也过于艳丽扎眼。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确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佩塔奇肯定为人们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墨索里尼还没有丧失他的性吸引力，虽然他的身体日渐衰老，并且继续遭受着胃痛的折磨。一个观察家发现，墨索里尼在1934年年初的时候变胖了（这很可能是牛奶在他的饮食中处于中心地位所产生的结果），但是精力却非常充沛。他也没有停止过运动，1934年1月，他还到位于罗马东边的亚平宁山脉中一个新开的名叫泰尔米尼洛的度假胜地去滑雪，并且拍了许多照片（他注定要在1943年再次造访这个地方）。然而，当他晚上回到拉凯莱和孩子们住的托洛尼亚别墅里时，生活又变得如此地单调乏味。客人们注意到他家里的家具非常笨重，并且不配套。墨索里尼还喜欢看电影，尤其是美国喜剧片（与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也喜欢迈克·塞纳特、查理·卓别林、劳莱和哈代）。来访者还记得，墨索里尼一直都避免在家里发生争吵。他与两个年纪较长的儿子关系并不亲密，学校和警察的报告显示，墨索里尼的这两个儿子都喜欢逃学、运动、开快车以及与放荡的女人鬼混。有一次，墨索里尼提出想看一看布鲁诺打篮球（他是他的篮球队的队长），这让布鲁诺大为吃惊。这也许算是小小的仁慈和关怀吧。而法布里齐奥·齐亚诺还记得，他那位很注意自己举止的身为上层资产阶级的外公像叫一个小孩子似的把他叫过来，命令他立正，然后打了他一个大耳光。
不管是在私下还是在公开的场合，墨索里尼仍然很少表示出满意之情。与佩塔奇这样一个年轻的女人之间的性关系只是让墨索里尼进一步确认了自己原先的看法，即女人才是真正喜欢性交的人。他说：“骄奢淫逸的生活和肉欲让女人感到高兴、充实和心满意足。”相反，留给她的可怜的情人的却只有“空虚和失望”。他还向一个同事倾诉说，不管怎样，男人通常总是要杀掉他最爱的人。
斯塔拉切为法西斯党设计的是一个平民化的、永远充满活力的形象，而墨索里尼的这种失望和沮丧和心态与此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但法西斯的宣传中把墨索里尼塑造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全知全能的、类似上帝的形象，这就隐藏了墨索里尼内心中日益加深的孤独。有时他好像也承认这种上天赐予的权力的局限性，说他的绝对的权威禁锢了他，他甚至坦白地说有时候他发布命令是因为人们期望他这么做，而不是他感觉这样做能够取得什么结果。他召集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开会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最高委员会在1923年至1929年间召开了106次会议，在1930年至1936年间是56次，而在1937年至1943年间只有23次。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当最高委员会真正开会的时候，墨索里尼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到会上发表一个长篇大论的讲话。
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的党羽中一些较为独立的思想家们的遭遇就惨了，特别是在由斯塔拉切来决定政治风气的时候。巴尔博最多也就是一个立场不确定但又喜欢对任何事情都分析一番的分析家，但是有时候出于嫉妒，他在墨索里尼面前也会很不安分。但让他极为不满的是，1934年1月份，他被贬到了的黎波里。这一时期主要的受害人是阿尔皮纳蒂，他在1933年5月突然被解除了内务部副部长的职务（他的继任者是圭多·布法里尼·圭迪，是一个托斯卡纳人，是在法西斯政权的最后10年里一直任职的人之一，并且在萨罗共和国里也担任了内务部长这一重要职务）。1934年7月，斯塔拉切被逮捕并开除出法西斯党，之后又被流放到康费诺，并在那里一直待到1940年。阿尔皮纳蒂的落马是斯塔拉切的杰作，据说还得到了贾科莫·苏阿尔多、Ａ．Ｓ．本尼和商业界的支持，这件事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西斯党内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
斯塔拉切是这样向墨索里尼汇报阿尔皮纳蒂这件事的：他念念不忘领袖年轻时的过激行为，恶意毁谤攻击社团主义，对政府帮助因大萧条而陷入困境的银行和企业摆脱困境的做法也进行诽谤和攻击。另外，政府要求《意大利人民报》在博洛尼亚省的订户要达到10万，但他却容忍这一数字降到了36个。他还有腐败行为，照顾裙带关系以及其他更严重的罪行。他的朋友还吸食可卡因，盘剥妓女，毒害未成年人，嗜赌成性，还诋毁法西斯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还在公共场合说民族法西斯党只不过是“一群混乱的跳梁小丑”。他居然还有“黑人教皇”或者“法西斯主义的斯大林”之类的想法。最恶劣的是，他竟敢公开而猛烈地对领袖墨索里尼自己的演讲进行攻击。
斯塔拉切下定决心开始在党内进行清洗了，并且把自己看成是法西斯政权里的未来的维辛斯基或者雅戈达。苏联在编写官方历史的时候，曾故意改变布哈林等这些1937年清洗运动中的受害人的姓名，把他们的姓名中本来应当大写的首字母小写。斯塔拉切也效仿苏联的这种做法，把阿尔皮纳蒂（Ａｒｐｉｎａｔｉ）的名字写为“ａｒｐｉｎａｔｉ”，而他的党羽们则更进一步把它写成“ｉｒａｃｉ”，并且希望能够把这些被清洗的人“从历史中根除掉”。墨索里尼对于他的老朋友阿尔皮纳蒂遭受迫害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一无所知，但他的确只是袖手旁观并且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墨索里尼的思想中有些想法可能与法里纳奇是相同的，法里纳奇对墨索里尼说，他不相信斯塔拉切对阿尔皮纳蒂的指控是真的，并且不管怎样，阿尔皮纳蒂都是一个“绅士”。如果墨索里尼内心也是这种想法的话，那么根据他的神赐的“权力”的特点，他就必须先把法里纳奇这种私下的怀疑放在一边，等到战争开始引发爱国主义浪潮时再借机把阿尔皮纳蒂从他的流放地——利帕里群岛——召回来。后来墨索里尼也听到了一些谣言，说在他最喜爱和珍视的艾米利亚－博洛尼亚地区，阿尔皮纳蒂的落马让法西斯主义从此一蹶不振。法西斯党在波河河谷地区很受欢迎，但斯塔拉切在曼托瓦发表的一个演讲可能对此没有什么好处。他在演讲中夸口说，他“从来都不睡觉，即使在床上的时候也是在工作”。他又补充说，如果哪个女人想试一试的话，可以到后台来找他。但是当时，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已经巩固，从而给国际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与此相比，国内问题给斯塔拉切等带来的辛苦劳累只能算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了。
1934年夏天发生的三件大事让当时尚处于初始阶段的纳粹与法西斯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阶段中达到了顶峰。一是期待已久的墨索里尼和元首希特勒之间的会面终于在1934年6月14日至15日之间举行了，地点是威尼斯，这对于喜爱艺术的希特勒来说是一个很合适的地方。法西斯政权的媒体把这一事件宣扬为“两种革命的碰撞”。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二人是否真正互生好感。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墨索里尼曾公开地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声称“奥地利知道，在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捍卫其国家独立方面，它可以依赖我们意大利”。法西斯的媒体也对墨索里尼的话做出了回应，法里纳奇把纳粹嘲讽为“社会－国家主义者”，是一群“徒有法西斯其名而无其实”的人。墨索里尼也毫不犹豫地再次公开反对纳粹的种族主义：“百分之百的种族主义。反对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昨天他们反对天主教文明，今天又反对拉丁文明，明天，谁知道呢，也许他们会反对全世界的文明。”他又说，他们的政策因此是一种“愚民主义”、“排外主义”、“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在20世纪是行不通的。在《意大利生活》上，纳粹的种族主义哲学家罗森贝格甚至被骂为是“反基督的”。一个评论员还轻蔑地声称，罗森贝格的“空洞”的理论简直就是“源自俄国的伪哲学”。
但是，在威尼斯，如果发现大部分事情都误入了歧途那也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两个人第一次是在斯特拉别墅里见的面，这曾经是拿破仑的别墅，里面到处都是蚊子——一本回忆录声称那儿的蚊子像鹌鹑一样大。第二次会面是在威尼斯的高尔夫俱乐部，沃尔皮和亨利·福特早在几年前就想安排他们在这里见面，但安排在这里会面并不合这两个独裁者的意，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