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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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蓬扎岛上还关押着像彼得罗·南尼和蒂托·扎尼博尼这样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被安置在远离主要居住区的一所院子里，这里曾经是关押埃塞俄比亚王公伊钽姆的地方。但是，蓬扎岛在军事上并不安全，于是，墨索里尼在8月7日又被转送到了撒丁岛附近的拉马达莱娜海军基地。但他在这里待的时间也不长，8月28日，他再次被转送到了大萨索山滑雪胜地一个名为“皇家营地”（这个名字更加意味深长）的地方关押。这个滑雪胜地海拔2000米，墨索里尼把它描述为“世界上最高的监狱”。墨索里尼虽然倒台了，但意大利的新政府对德国人仍然非常担心。的确，纳粹当时正在四处搜寻墨索里尼，这也预示着他们将在1946年可笑地四处寻找墨索里尼的尸体。希姆莱找来了一个占星家，希望他能为确定墨索里尼的命运提出有益的建议。但是纳粹特务机关的传统方法更管用，他们最终找到了关押他们的轴心国盟友墨索里尼的地方。德国准备采取行动解救墨索里尼了。
被关押在蓬扎岛上的时候，墨索里尼显示出了皈依天主教的迹象（尽管墨索里尼并不是完全能够忍受与当地的牧师谈话，但他一直都是只说听众爱听的话）。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仍然是“墨索里尼教授”，居然能够静下心来把卡尔杜奇的《原始的颂歌》翻译成德语。在拉马达莱娜，他高兴地收到了希特勒送给他的60岁礼物（虽然迟到了）——全套24卷的尼采全集——墨索里尼声称读了前4卷，但后来被别的事情打断了。这位先前的领袖还给家里人写信，先是请求拉凯莱给他送些干净的内衣和一些书籍，后来又告诉她自己的意识很“清醒”：“我已经公正无私、满怀忠诚并且不间断地工作了21个年头。”他与妹妹埃德维杰的通信内容更具有启示意义。他在信中对妹妹说，他认为自己已经“死了”，是“一堆正在腐烂分解的皮和骨头”。他希望能够按照天主教的风俗埋葬自己，并且鉴于目前的形势，他不要求给予什么官方的荣誉。
在被关押期间，墨索里尼的健康情况在进一步恶化。他在蓬扎岛上忧郁地度过了自己的60岁生日，同时也又一次忍受了剧烈的胃痛。在那之后，由于使用了新药，他的情况看起来稍有好转。按照逻辑判断，他现在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了。在拉马达莱娜的时候，他还为自己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感到悲哀，声称是撒丁岛恶劣的气候毁了自己的身体。在被转送到“皇家营地”之后，他也是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更喜欢玩一种纸牌游戏而不是阅读。他早上7点钟就吃饭，在谈起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才最有精神。有谣言说，他打算割腕自杀而不愿意落入盟军手中。但是，他一贯喜欢夸大其辞，所以人们对他是否有自杀的决心还持怀疑态度。
当墨索里尼自顾不暇的时候，巴多利奥政府和国王也正在试图摆脱战争——现在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法西斯战争”。9月3日，他们与同盟国的谈判代表达成了一个协议，5天之后，意大利正式投降了。但是灾难也接踵而至。从7月份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开始，德国人就把他们的实际控制范围扩大到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9月9日一大早，只顾自己保命的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及其政府抛弃了自己的人民逃出了罗马，把国家的首都以及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所有地区都拱手送给了纳粹德国。在这一片混乱之中，9月12日，墨索里尼被德国的一个滑翔机小分队营救了。领导这个滑翔机小队的是奥托·斯科泽尼上校，他是一个奥地利人，7月25日之后希特勒就秘密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在墨索里尼被营救之后的5天里，他的监狱看守竟然没有从罗马得到任何信息。并且，在营救过程中，德国人也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墨索里尼被塞进一架单座飞机，飞机艰难地起飞并把他送到了位于普拉迪卡迪马雷的一个由德国人控制的机场。然后，德国人又继续用飞机把他送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他见到了希特勒，并且与他的家人团聚了。之前，他的家人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纳粹的庇护。9月18日，他在身体充分恢复之后在慕尼黑的广播上发表了讲话，说他还活着，并且决心惩治国王及其支持者。墨索里尼宣称：“只有用血才能把如此羞耻的一页从祖国的历史上删去。”战争仍在继续，各种类型的背叛者都必须被“消灭”。“寄生的富豪统治”必须结束。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可以团结起来重新振兴法西斯主义的事业。按照墨索里尼后来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的说法，从7月到9月，他像耶稣一样经历了一次“受难和复活”的过程。
墨索里尼的这个比喻可能有些俗套，但是，就在1945年之后不久，法西斯的同情者在谈到9月8日的事件时就声称，领袖当时是勇敢地决定为意大利人民献身的。他这样做是为了挽救意大利人民，要不然，他们会因为意大利的“背叛”而遭到德国人的可怕的报复。按照这种观点，之后由墨索里尼领导建立的新的共和国也是一个“必需的共和国”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再一次以此为借口替法西斯的翻案浪潮进行了辩护。在为法国的菲利普·贝当和维希政权进行辩护的时候，也有人提到了这种说法，即一个领导人屈从并忠于纳粹是为了保护他的人民免受恐怖和灾难。但是，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意大利，这种说法都不足以令人信服。的确，无论是被监禁还是后来又被释放，墨索里尼都像一个梦游者一样稀里糊涂地全部接受了这些事实。除非自杀，否则他不接受的话又能怎么样呢？但是，这种被动性却不应当与计划或者牺牲混为一谈。墨索里尼之所以同意领导建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并不仅仅是出于无奈，也是因为他还有政治野心，并且的确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和“元首的朋友”，仍然愿意与纳粹德国合作而不是主动地与之对抗。此外，害怕也是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另外一个原因。墨索里尼曾经谈到，英国人可能会把他关在伦敦塔里，或者是放逐到一个偏远的荒岛上——他可能还想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但是，隐藏在这些话背后的是他对被审判、羞辱和处死的恐惧。他可能会想到，与德国人在一起总要比与英国人在一起更好些。的确，墨索里尼这么做对他自己来说是要好一些，但是别人却因此倒霉了。
第4部 日暮穷途第一次落败和无力的复兴（6）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当德国人把墨索里尼救到北部的时候，他“身体已经崩溃了”，心理上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现在，由多位德国医生组成的医疗组对他进行治疗，最终负责的是希特勒的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一个名叫乔治·察哈里埃的医生后来还就墨索里尼写了一本回忆录。他回忆说，一到德国，他们立即为领袖进行了全面的临床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的确患了十二指肠溃疡，这又引起肝脏肿大并阻塞了部分肠道。如果不使用缓泻药，他的消化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转。没有证据表明他患了癌症，他的心脏和动脉的功能也都正常，但是血压相当低。一个神经科专家也为墨索里尼做了检查，也没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常。此外，医生们也没有发现他有患梅毒的迹象，问起他来，墨索里尼也坚决否认他曾受过这种病的折磨。
但是，回到意大利以后，墨索里尼仍然经受着病痛、压抑和失眠的折磨。1943年10月，办公室里新来的秘书在第一次见到墨索里尼时就注意到，他坐在那里，并且裤腰带是松开的。在谈话中间，他还把手伸下去按住腹部以缓解疼痛。察哈里埃现在一个人从德国来到了意大利，这位意大利独裁者的身心状况让他感到非常震惊。他发现墨索里尼意志消沉地坐在会议室里，穿着一件衬衫和一件脏乎乎的晨衣。墨索里尼咕哝着向他打招呼：“唉，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然后，他的病人又继续向他讲述他患溃疡已经有“20年”了，但是病情是从“1940年”以后才开始严重的。“饭后两三个小时里，以及晚上，他都会经受腹痛的折磨，就好像有人在使尽全力猛击他的腹部一样。”他无法入睡，后来逐渐变得一到晚上就有些害怕。他常常便秘，只有靠吃强效的泻药。他吃得很少，在这位德国医生看来，他的饭量当然是不足以支撑他繁重的工作的。总之，他的身体“已经严重受损，已经站在坟墓的边上了。”——墨索里尼在描述这个世界和人类时总是没有什么好脾气，这也许真的是由于他的消化道不畅造成的。
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医生们为他制定了一个养生食谱，包括茶、干面包、一点水果罐头和牛奶。近来他每天还要喝两升开水。但是，这种膳食却让他的便秘更严重了。察哈里埃更多地接受了莫雷尔的治疗方法，让墨索里尼服用多种维生素（尽管他在战后所写的回忆录中否认全盘接受了莫雷尔的治疗方法）。根据察哈里埃的记述，服用维生素并且把牛奶从墨索里尼的膳食中取消确实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的确，按照察哈里埃的说法，墨索里尼在1944年初的时候情况已经大有改善，能够吃一些禽肉或是鱼肉了，同时也减少了原来常吃的熟制水果。不管是服用还是注射，墨索里尼仍然坚持使用大剂量的维生素Ｂ和Ｃ。他的体重增加了，气色也有所改善，还开始骑自行车，并且每天早上能够打上一个半小时的网球。察哈里埃回忆说，当他指出墨索里尼讲德语时所犯的错误时，墨索里尼很谦恭地向他表示感谢——当外语老师曾经有可能满足墨索里尼的野心，现在他还可能成为那时的墨索里尼吗？但是，他还是很容易疲劳，也容易患上感冒。这种较好的健康状况保持到了1945年2月份，然后又开始恶化了。他体重减轻，胃痛，情绪低落甚至接近于冷漠，最终“神经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真的崩溃了。”最初见到墨索里尼的时候，察哈里埃就推测，这位独裁者的健康状况是如此差，肯定会对他做决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很可能从1940年就开始了。看起来，墨索里尼在1945年的时候又重新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墨索里尼的身体有所恢复的时候，他的家人却感到有些不适应。官员们忙忙碌碌地保证费尔特里内利别墅里有充足的咖啡供应，3大马车书籍被运到了那里，还运来了许多袋红土以便整修网球场，连过去的修甲师也重新开始为他威严的客户服务了。但是，墨索里尼家里的气氛却变得日渐不和谐。拉凯莱对那些在7月份“背叛”了他丈夫的人极为痛恨，并且把最强烈的敌意发泄到了她的女婿齐亚诺这个爱打高尔夫球的雅皮士身上。年轻的罗马诺也带来不少麻烦，他后来成了一个爵士乐钢琴手，也许是为了逃避学习上的失败——他的老师们在1942年建议立即对他进行治疗，以克服他注意力不能较长时间集中的毛病——虽然他的德国房东明显地不堪忍受，但他还是坚持演奏他的爵士乐。更糟糕的是，当墨索里尼声称他能够读懂尼采原著中引用的希腊语时，罗马诺竟然公然说他父亲是在胡说八道。即使是在家里，也少不了有关法西斯主义的或大或小的谎言。即使墨索里尼一家曾住在阴暗的房子里，墨索里尼对他的政治上的同事也没有更多的仁慈。1943年10月，他对一个人说，这些同事都是“卑鄙的虫子”，是“身体已经长大的动物”。好像是出于本能一样，他现在又开始从事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管理工作了。他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他的“听众”上，每天，他都要在15到30分钟内接见20个人。绝大多数的谈话都带有虚幻的色彩，很少能够提起墨索里尼的精神，或者是驱散他的悲观厌世的思想。
因此，当发现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是一个充满矛盾和腐败无能、同时又愿意容忍并施行最野蛮的暴力活动的组织时，我们就不应当感到吃惊了。原先那些“好听的陈词滥调”变得毫无意义，法西斯意大利也变成了实行“最后的解决方案”的罪犯。大约有7500名犹太人被集中并被派到了东线战场，最后只有610人活了下来，这些事主要是由意大利人干的。11月份，那些支持新政府的人在维罗纳开了个会并且拟定了一个宣言，无情而又有些混乱地声称：“属于犹太种族的人都是外国人。在这次战争中，他们都属于敌国的人。”同时，该政权又以内务部长圭多·布法里尼·圭迪的名义颁布了一部法令，命令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关进集中营，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
墨索里尼并没有在新政府中兼任内务部长的职务，这表明他的神化和权力在新政权中都比较脆弱，也同样没有能够清楚地描述出国家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像法里纳奇这样真正的法西斯信仰者（也是自私自利者）当时在大声地疾呼，要求法西斯党像1919年时那样摆脱国家管理的束缚，并且以纳粹德国为榜样。面对这样的冲突，墨索里尼在言辞上又一次采取了逃避的态度，说是“人的因素”让他在过去遭遇了失败，而法西斯主义理论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它需要的只是进一步进行精炼和纯化（墨索里尼教授在思考，如果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在历史上得到的分数会不会比作为一个军阀和独裁者更高？）。当时有很多要求“扩大和完善”“社会化”的言论，墨索里尼过去曾嘲笑过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它却非常适合于平民主义的倾向，能够把民众重新聚集在他的领导之下。
确有一些意大利人被吸引到了新的政权下，有一部分是有些爱国精神并对9月8日的事件感到义愤填膺的人，也有些是喜欢冒险的年轻人，或者是不怀好意要在欧洲推行法西斯的人（有时候，所有这些动机都可以通过对领袖的热爱表达出来）。相反，也有一些意大利人已经准备好上山参加武装抵抗法西斯的运动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并没有选择两种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关注的只是如何阻止战争带来的全面灾难侵入到他们的个人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发生在1943年的事情作为前车之鉴：“在这里，没有人相信任何东西。”在新的世纪里，在意大利人的思想中仍然能够寻找到这种观点的足迹。
对于墨索里尼来说，最大的困境却是更简单的问题，即面对寻找政治上的第三条道路时遭遇的重大失败如何保持自己的自尊心；以及如何使意大利民众国民化并毫不含糊地把意大利提升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他的权力历程并没有给他留下能够操控局势的感觉，也没有留给他退却的可能。现在，不管是他还是其他任何意大利人都不可能指望再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了。墨索里尼带着对希特勒的嫉妒的崇拜对他的同事说，元首是“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的神秘的领导人。德国人在进行多么大的冒险啊！”同时，他也在抱怨意大利人的作战能力。法里纳奇这个粗人一直还是墨索里尼比较喜欢的同事，但在9月份，他试图让德国人支持自己来领导新的意大利。然而，他发现眼光挑剔的希特勒根本不喜欢他。法里纳奇作为墨索里尼面前一个直言善谏者的日子结束了，墨索里尼挖苦他是一个“土皇帝”。在加尔尼亚诺安顿下来以后，墨索里尼就找到了一个代替他的人。这个人名叫尼古拉·邦巴奇，与墨索里尼一样，他也是一个背叛社会主义的“老鼠”，但是时间要比墨索里尼晚一些。虽然背叛了社会主义，但他一直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