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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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边境领土是意大利在一战中获得的战利品，目前由德国管理，他们承诺说，如果纳粹能在这一地区实现和平就把它划归德国统治（纳粹党卫军首领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以前残忍地从事着灭绝犹太人的职业，如今把的里雅斯特的未来具体化了）。
在墨索里尼一生中，当然，是自从他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以后，他就已经播下了暴力的种子，现在，他和他的国民开始收获了。大量的法西斯狂热分子有着与德国人一样的杀人意愿（与那些不信法西斯主义并且在等待着这场折磨意大利的灾难赶快结束的人一样多）。萨罗政府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到1944年的时候，食品供给缺乏，通货膨胀无法控制。这个新政府在宣称要实行公正可信的配给计划时，与原来的法西斯政府同样无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却把目光从他周围爆发的灾难上转移开，然后全神贯注地进行自我辩白——在6月到7月间，他在米兰的《晚邮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抱着很大的偏见记述了1943年7月的失败。如果他能够编写这段历史的话，他很可能会美化自己的名声。
然而，到了1944年的年底，墨索里尼的确努力举行了最后一次群众集会。像以往那样，他的演讲技能可以迷惑和感染他的臣民。他告别大湖区的灰暗，又回到了米兰，并且在它的歌剧院里发表了演讲。他谈到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国王和他的总理彼得罗·巴多利奥元帅对他的背叛，谈论1943年7月到9月的分裂行为对意大利人民产生的影响，并赞扬有着优秀素质的意大利人民还是意识到了与德国和日本盟友并肩作战的必要性。他声称，这场战争还没有输；财阀统治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协约肯定很快就会破裂。他企图复苏早先的法西斯主义精神，对社会主义化也是认真的，还小心地提到了1927年到1935年法西斯政权的黄金时代。他再次把马志尼称为时代的预言家。新秩序将支持促成一个统一的欧洲，意大利人“能够感觉到自己是意大利人，而因为他们是欧洲人，所以同时也会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而能感觉到自己是欧洲人”。墨索里尼还声称，正是这种混合体将确保他们坚定地抵抗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及犹太共济会成员的世界大同主义，这些也就是他们的“恐怖”的混合敌人。无论过去受到多少挫折，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将会寻找到“第三条路”。
当战争没有开始的时候，墨索里尼和他的听众都可以把自己沉浸在对这些话语及美好时光的回忆当中。但是阴暗很快就再次来到现实中。墨索里尼努力要成为一位不辞辛劳的统治者；在友好人士的眼里，他像是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在他的顾问看来，他也是一个“细心、勤奋、专注”的人。同样，他有时也称赞一些优秀官僚的技能和敬业精神，称他们对于任何统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他的魔力一下子消失了——1929年至1943年间，他是在罗马威尼斯宫雄伟壮丽的“两半球之厅”里统治意大利，而现在，他却窝在位于加尔尼亚诺的邋遢的办公室里，即便是友好的旁观者也都认为，他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乡村律师或医生。他声明已经厌烦了自己的工作（毫无疑问，他也厌烦了自己）。他后来荒唐地企图起草新宪法，这也证实了他的职位形同虚设。墨索里尼装作对这样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即一个领袖是否应该最多任职两个7年或是两个5年。假如他在1936年当意大利军队耀武扬威地进入亚的斯亚贝巴之时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他还能对自己的名誉抱有什么幻想吗？
第1部 躁动青春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4）
他已经意识到，现在该是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了。他仍然偶尔接受一些采访，有一次还热情地谈论起新闻这一职业，回忆说“办一份报纸就像是做了一回母亲一样”。他有时也探讨一些哲学方面的问题。他一直更喜欢猫而不是狗，可能是因为想到了希特勒，还想到自己“当狗的几年”。墨索里尼承认他犯过错误，但那都是逻辑推理造成的后果，而不是出于他本能的判断。如今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囚徒，命运的一个玩偶。但是，他并不害怕死亡，当死亡到来的时候，他会把它当作自己的一个朋友。他很少或者根本不信仰法西斯主义的信条，但是却相信意大利人民的善良，在与外国记者交谈时他也坚持这么说。反过来，当他与一个意大利人谈话的时候，他却驱使意大利人仍然要把法西斯主义当作20世纪的理念，告诉他们历史最终将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现在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为了遏制德国，并且他早就知道美国注定将成为世界强国。有时他也声称，在内心深处自己始终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是惟一一个把社会主义思想应用到实践中并创造了社团主义国家的人。他再次努力否认自己对1924年的社会党代表人物贾科莫·马泰奥蒂被害事件负有责任。“能击倒一头牛的溃疡病”困扰着他的工作，但是对他来说最惨的还是失去了弟弟阿纳尔多，“他是那种传统的意大利人，廉洁、聪明、安静、富有同情心”，他的光辉鞭策着意大利人民。在长期的职业生涯里，能让他尊敬的人很少。毕竟，利己主义是“至高无尚的法则”。人类是动物王国中的一员，他们一边谈论着精神和灵魂，一边却在相互争夺、残杀和欺骗。
要不是有这场他应当负相当大责任的战争，欧洲人民和意大利人民也不会经历恐怖和屠杀，而他也将以最为平凡的方式了却一生。4月15日，墨索里尼在与一位昔日的仰慕者谈话时用了一个可以想见的最不恰当的比喻：“我命中注定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这个时刻就要到了。”第二天，墨索里尼在政府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解释说，他要到米兰去，但不会在那里待太长时间，然后将到帕沃利尼和他的“黑衣旅”的集合地瓦尔泰利纳去。他又不是很明确地补充说，他将最后一次“走向人民”。4月18日，在事先没有和纳粹盟友商量的情况下，他最后一次去了米兰（如果算上他在死后尸体被送到米兰那一次，这可能是他倒数第二次到米兰），这让纳粹盟友非常气恼。在米兰，他也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于是便住在了当地官员的府邸里，好像他的政府在那里还继续存在一样。当时，失眠正在深深地折磨着他。他神经紧张，对周围的事物无动于衷，寝食难安，而这种情况在以前也曾经出现过。即便这样，他仍然机械地说，战争就是一场“伟大的戏剧”，这场戏剧可能不止有五幕，而是六幕、七幕或者八幕，而他早已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他已经全盘皆输了。正是带着这种心理，他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沦落成了一个“政治梦游者”。
自从1943年9月起他就多次谈到，如果战争对纳粹和法西斯不利，他的政权将英勇奋战到底。但是，1945年2月，他却在考虑，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民族在一战中得到的奖赏并为其带来了荣誉，现在又是意大利在斯拉夫（和德国人）的海（指亚得里亚海）岸的最后大本营，那么他是否应该在这里抵抗到最后一刻呢？但是，纳粹德国却认为的里雅斯特已经算是归还德国，因此禁止他这样做。于是，他最终选择了瓦尔泰利纳这个地方。它是和瑞士（墨索里尼年轻时曾到过瑞士两次）接壤的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一个山谷，尽管那个地方在意大利民族的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它距离米兰的距离非常近。正如墨索里尼向格拉齐亚尼所讲的那样，“法西斯主义必须死得英勇”——这话格拉齐亚尼肯定是爱听的。
实际上，在瓦尔泰利纳，墨索里尼仍然没有认真筹划过军事策略，他并没有打算让自己死得多么伟大。正如斯潘帕纳托评论的那样：“大家在谈论抵抗，但是我不清楚怎样抵抗，在哪儿抵抗。”墨索里尼也并没有制止这种混乱。相反，4月24日，他略显轻松地承认：“没有命令；我不能再下达命令了。”他又说，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每个人都有只能充当观众的时刻，朋友们一定要集中记住他们做过了什么，而不要抱怨将要发生的事情。听到这里，斯潘帕纳托弯下身来吻了一下领袖的手——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如此庄重虔诚的时刻转瞬即逝了。有一次，墨索里尼没有放过责备他人的机会。他对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德国人背叛了他，而且他们以前已经多次干过这种事。言外之意是，他已经不需要纳粹－法西斯联盟和战争了。或者，也许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民都有责任？所有的人都欺骗了他。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也在试图与反法西斯抵抗力量取得联系，尤其是准备和社会党代表进行谈判，而在一战前，他也曾是社会党的一员。他还想做最后一次交易，想在与对手的讨价还价中占到一些便宜，但这最后一线希望也落空了。4月25日下午3点，在米兰红衣大主教伊尔德方索·舒斯特的宫殿里安排召开了一次会议。舒斯特是一个爱国的反共产主义者，也是在天主教势力中认可墨索里尼政权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于他的童子军组织，他提倡要为其提供“健康的、基督教和意大利式的教育”。他争辩说，进军罗马让国家避免落入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手中，并为1929年教会和国家之间签订《拉特兰条约》铺平了道路。他称赞法西斯主义的帝国战争“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向天主教信仰和罗马文明敞开大门的机会”。到1937年的时候，舒斯特还对宣扬法西斯神秘主义的山德罗·墨索里尼学校的成立进行称赞，而这所学校是以信奉天主教的伟大的阿纳尔多的名字来命名的。直到1938年墨索里尼政权公然推崇种族主义之时，舒斯特才开始怀疑法西斯主义是否并不比这个罪孽深重的世界上的其他意识形态更加优越。墨索里尼按时到达了主教的宫殿，然而，抵抗力量的首领们却迟到了。红衣主教和墨索里尼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闲谈。
关于墨索里尼与罗马天主教会成员的最后交往，舒斯特给后人留下了生动详实的记述。他回忆说，在欢迎领袖时，自己对他为挽救意大利于灭亡之中所做出的牺牲，以及他“为了使意大利不再继续遭受最后的劫难而愿意到国外的监狱里抵罪”的想法表示感谢。但实际上，他的这些话可能加深了墨索里尼的悲哀。舒斯特继续说道，教会永远不会忘记领袖为《拉特兰条约》付出的努力。他还认为墨索里尼受到自己的法西斯党的领导层如此恶劣的对待的确令人遗憾（红衣主教是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者罗伯托·法里纳奇的旧敌，1931年曾就罗伯托·法里纳奇的不忠警告过阿纳尔多）。经过起初这番随意的评论之后，红衣主教注意到他的这位来客有些沮丧，话很少。于是这位仁慈的传教士送给墨索里尼一小杯葡萄干露酒和一块甜点。谈话依旧很不和谐地进行着。舒斯特又问墨索里尼是否读过他的新作《圣贝尼迪克特》，墨索里尼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没有看过这本很有价值的作品。于是舒斯特十分关切地强调说，他所写的正是领袖的真实写照，坚持认为这本书将有助于领袖理解他所说的“您经受的考验正是在永远公正仁慈的上帝面前的赎罪”。墨索里尼又一次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紧紧握住了红衣主教的双手，而在舒斯特看来，这是领袖在表达感激之情。
《圣本尼迪克特》这一话题使得谈话转移到蒙泰卡西诺的悲惨命运，以及圣人和伦巴第国王托蒂拉相遇的修道院上来。他们二人都清楚，著名的本尼迪克特纪念碑是于1944年时被入侵的英美联军毁掉的（提到联军的轰炸，舒斯特始终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由于对他人的罪恶达成共识，两个人因此而显得兴奋了一些。更明显的是，为了探求对墨索里尼的不朽灵魂进行拯救的方法，舒斯特甚至声称，一位牧师在蓬扎岛找到了某种能“复活”墨索里尼宗教感觉的方法。墨索里尼曾于1943年8月在那座岛上经历了短暂的监禁。对于红衣主教在谈话中转换话题的速度之快以及所流露出的探测内心想法的意图，墨索里尼仍是感觉不自在，谨慎地回答说，他对于放在自己面前的《救世主传记》的思索“达到了某个程度”。舒斯特没有就此追问得太深，但是他又一次意味深长地提起了独裁者衰败的故事，也就是拿破仑在圣海伦娜遇见上帝的故事。
为了逃脱主教对其精神状态的不断探究，以及对即将成为战犯并被流放的令人恐怖的设想，墨索里尼声称，明天他要解散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并将带着3000人退到瓦尔泰利纳背水一战，然后他会投降。舒斯特打断了墨索里尼的话，精明地告诉他只有300人会跟他走，墨索里尼悲哀地承认这种估计可能是正确的。舒斯特意识到这对于墨索里尼不断减少的自信来说又是一次打击，于是便把讨论转回到宗教事务上来。他向他的客人询问宗教仪式方面的问题，然后又说使自己感到吃惊的是，他发现掌管意大利教会命运的人却不是很清楚基本的宗教仪式细节。当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在二人之间又一次引起了尴尬时，舒斯特发现更为安全的做法就是陈述他自己对于东正教的观点，即东正教永远都不应该和“真正的基督教会”天主教相混淆。
在谈话的开始，两位老人很有可能就斯拉夫人和共产主义者的罪恶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最终谈话却被抵抗派谈判者们的到来打断了。对于他们的到来，舒斯特谨慎地保持着沉默，但是却听到墨索里尼说他只相信古代史，因为现代版本都被“激情”歪曲得很厉害。他还记得领袖抱怨“德国人总是把我们像奴隶一样对待，最终还是背叛了我们。”当会谈结束墨索里尼准备离开时，红衣主教没有忘记把那本《救世主传记》再次递给领袖，以免他在匆忙混乱之际疏忽了这份珍贵的礼物。
不管墨索里尼对红衣主教打算捕获并拯救其灵魂的意图有何看法，他现在又改变了方向。他向几乎没有和他进行过谈判的反法西斯发言人喋喋不休地说起了德国的罪行。有消息传来，德国党卫军的将军卡尔·沃尔夫已于下午5时同意结束对盟军的抵抗。由于情况紧迫，讨论被迫终止，墨索里尼向抵抗派代表承诺说，他会在一个小时之内给他们进一步的消息。然而，一回到住处，他却准备立即带着亲信随从逃往靠近瑞士边境的科莫。他的做法可以和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与巴多利奥相比了。1943年9月8日，国王和巴多利奥把罗马和意大利人民丢弃给了入侵的纳粹分子和那些选择跟随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法西斯分子，自己逃命去了。
第1部 躁动青春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5）
在科莫的36个小时之内，千疮百孔的萨罗共和国政权化为了乌有。在最后的危难时刻，墨索里尼和他的谋士无法决定是该前往瓦尔泰利纳还是该寻求瑞士的怜悯和援助。4月27日破晓前，他们继续向着科莫湖西岸前进，但是既没有朝着法西斯自吹自擂的防御工事进发，也没有向着边境前进。拉凯莱和年幼的孩子被遗弃在了科莫。墨索里尼给妻子写了一封很凄楚的信，恳求她“能原谅我对你做的那些没良心的错事。你知道，你始终都是我惟一真正爱着的女人。在这个神圣的时刻，我在上帝和我们的布鲁诺面前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