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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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妹妹住在瓦拉诺校舍隔壁的房子里。最小的是个女孩，名叫埃德维杰，生于1888年11月10日。她很少公开参与哥哥的生活，但却承担起了监护墨索里尼的孩子的角色，成了一个合格的姑妈。她也凭借自己的能力和良好的判断力而受到墨索里尼的尊敬。更显眼一些的是墨索里尼的二弟阿纳尔多，他出生于1885年1月11日，比贝尼托小18个月。好几年里，兄弟俩与同龄的孩子一样，一起睡在一张铁架床上（据称床是由身为铁匠的父亲做的，并且从照片来看，这张床还装饰有男小天使和葡萄）。兄弟俩在有生之年关系一直非常好，直到阿纳尔多于1931年12月21日早逝，享年46岁（与他母亲的寿命一样）。虽然阿纳尔多已习惯于谦恭地介绍自己为“小墨索里尼”，但他通常是他哥哥的一个关键的密探——成年之后，他与哥哥多年来一直在每天晚上10点钟通电话——他可能是贝尼托惟一一直最为信任的人。相比之下，墨索里尼的长子维托里奥却从来没有完全得到过父亲的信任。
像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德烈亚一样，父亲也给阿纳尔多起了一个很革命的名字。于是就有人夸耀说，这证明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的政治经验、社会地位和野心都有所增长。阿纳尔多·达·布雷夏是12世纪的一个反对等级差别的清教异教徒，因叛乱而被基督教会绞死。在19世纪的意大利，反教权主义者都把他当作“民间自由的传道者”来纪念。除了在起名过程中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灵感和渊源之外，另一件事也反映出墨索里尼家的社会地位的上升：阿纳尔多不是罗莎亲自带大的，而是由一个农妇奶妈带大的。虽然取了一个异教徒的名字，但他可没有成长为一个异教徒。他在教育方面受到母亲很大影响，当然父亲的影响也是有的。他比哥哥长得敦实得多，但是到1920年之后，他看上去已经不怎么健康，总是气喘吁吁的。阿纳尔多的额头比贝尼托的更高一些，再加上他的稍稍凹进去的下巴，都表明他是墨索里尼家的一员。
阿纳尔多在大学里主攻农业科目。1902年，他大学毕业了，并因此有资格称自己是“墨索里尼博士”，而他确实也曾适时地这么称呼过自己。阿纳尔多曾跟随哥哥出国前往瑞士，并在那里做过劳工和园丁。1905年底，母亲去世，阿纳尔多匆匆地赶回家。但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他还是没有能及时赶回来最后拥抱母亲一次。他当时正受雇为人传授多种农业技术，先是在切塞纳，后来又到过盛行天主教的威尼托地区。他于1909年结婚，并在此后的10年里先后养育了3个孩子。1914年，他转行到当地的行政机关工作，谋得了一个公共秘书的职位。1918年，他所在的镇陷落到了奥地利人手中，于是他被征召（不是自愿的）参加了意大利陆军。此后不久，得益于他的教育层次和阶级地位，阿纳尔多被送到军官学校学习。这样，他很平静地度过了这场战争，并且成了一名中尉，这个军衔可比当时还是下士的贝尼托·墨索里尼高多了。
不管参军或服役给了阿纳尔多·墨索里尼多少东西，他一直都坚信他家庭里的长幼等级要比国家权力的等级更为重要。他很快就开始帮助兄长了，一方面是出于法西斯信仰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出于世俗的观念——他的哥哥还记得，阿纳尔多花在照顾贝尼托的家庭上的时间要比照顾贝尼托本人的时间更多一些。一个法西斯的唱颂歌者补充说，阿纳尔多像个影子一样不离左右，但他却“没有妨碍伟大的兄长的身体运动”。还有人天真地说，惟有贝尼托·墨索里尼比阿纳尔多更加了解意大利人民，他是老师的老师。事实上，阿纳尔多·墨索里尼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他对宗教的虔诚，他的政治观点是带有教权主义色彩的。他妻子的兄弟还是一个牧师，最终为墨索里尼已经长大的孩子施行了洗礼。对于法西斯对社会和精神革命的攻击的真实性，分析家们仍有争议。但值得一提的是，阿纳尔多对现状还是满意的，当然也包括教会，也许还包括国家的现状。小墨索里尼不是一个革命型的人。不管是在普雷达皮奥还是在周边地区，人们都记得他是一个“好家伙”。而他的哥哥则恰恰相反，是个有名的“坏家伙”。
第1部 躁动青春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3）
法西斯喜欢宣传说，墨索里尼“来自于人民，并且了解人民所有的渴望。”当然，墨索里尼一家的背景是有些特殊，它并不能涵盖意大利其他的时期，以及其他的社会阶层和地区。然而，从任何关于墨索里尼的个性和思想的读物中，仍然能够发现有关他的家庭以及罗马涅地区这个他出生的小地方的一些痕迹。
当阿纳尔多和贝尼托·墨索里尼进行一些亲密的谈话时，他们会像意大利其他家庭的兄弟一样，很自然地用方言交谈。这种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偏爱也反映出意大利在当时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及存在的缺点。1883年，现代意大利还没有经历完一代人的时间，它定都罗马的时间也没有超过10年。类似的，现代意大利语也是刚刚形成。现在的语言历史学家称，1860年意大利统一的时候，只有2．5％的意大利人（大约60万人）能够轻松而自愿地使用民族语言。
当时和之后的民族主义者承认，意大利的统一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且自豪地确信意大利民族是一个原发性的民族，而亚平宁半岛上的人种血统也具有永恒的一致性。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虽然法西斯分子们在鼓吹罗马的永恒特征和文艺复兴运动的辉煌，但由自由主义统治的意大利实际上却是一个脆弱的国家。在国际上，意大利被要求扮演的是一个暧昧的、甚至是可怕的“最弱的大国”的角色。在贝尼托出生前14个月，意大利的外交家就促使意大利与德意志帝国和哈普斯堡皇室统治下的奥地利结成了三国同盟。这是一个奇怪的同盟，正像民族统一主义者叫喊的那样，复兴运动或者叫国家统一事业还没有完成，因为奥地利还统治着的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既然这段时期是帝国主义时代，那些掌握政府权力的人就在深思：也许民族统一主义者的热情可以被削减，而欧洲的紧张局势可以被转嫁到非洲和更广的世界范围内。1883年，保守的伦理学家及政客悉尼·松尼诺为意大利规划了一个“宏伟的殖民未来”，而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帕斯夸莱·斯塔尼斯劳·曼奇尼——一个那不勒斯人，也积极地投入到为帝国规划掠夺计划的过程中。1885年1月，他派遣一支伯萨利尼联队占领了红海沿岸港口马萨瓦，自此开始了对厄立特里亚的占领，并使之后来成为意大利的殖民地。从这个荒僻之地到广袤而脆弱、仍处在中世纪的埃塞俄比亚王国，也许意大利可以在所有这些土地上展现现代帝国的光荣、神圣和财富，同时也可以向意大利人证明，对意大利来说，参加奥地利和德国组成的联盟要比参加敌人的联盟更加有利可图。
这些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对墨索里尼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自由党更加直接地与他们接触，一个突出的议题是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加富尔和他的自由党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反教权主义组织，他们的一项主要纲领就是“现代化”，而意大利的统一违背了以教皇庇护九世（1846～1878）为首的梵蒂冈教廷的意愿，并且也对他们造成了伤害。19世纪80年代，在位的教皇是列奥十三世（死于1903年）。他在当选后，变成了一个年老的反动分子。异教徒或持无神论的自由党此前在罗马篡位并夺取了政权，而他们的政权后来被颠覆了，现在还不清楚是否是教会策划颠覆了他们的政权。
1883年时意大利的总理是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他是一个伦巴第族人，同时也是一个共济会会员。他提倡多数派的变化论（指由多数派政府吸收各派人士参加，以免出现真正的反对派），即提倡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他的政府成员来自中间派别，同时，他还通过不断的联盟过程来收买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反对派。他自己当然是最佳的领导者，他非常熟练地为这些反对派提供下议院议员的位子作为好处和报偿，从而把这些人拉入统治阶层的主体内（这种做法被一些伦理学家看做是“腐败”）。德普雷蒂斯留下的遗产是持久的——在大多数人看来，1946年之后的意大利共和国仍旧保持着他的非意识形态的传统——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他的做法仍遭到了批评和挑战。意大利当时的选民人数很少，只占到全国人口的2％，因此也很容易控制。1882年1月，德普雷蒂斯自己也承认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源自欧洲更为工业化的部分，并通过选举改革的方式从北部扩展到了意大利半岛。这种变化让参与选举的人口比例增加到了7％。但德普雷蒂斯仍然有办法把这一数字控制得比较低，因为意大利的农民绝大部分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所以他的办法就是规定选民必须能够识字。
德普雷蒂斯以及之后的几任总理——德普雷蒂斯于19世纪80年代在任，90年代是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而于1903～1914年在位并成名的是乔瓦尼·焦利蒂——都承认，对于这样小规模的选民，仍然可以通过传统的手段进行“控制”。然而，从19世纪80年代之后，所有的意大利政治家们都必然要专注于当时的“社会问题”：占人口多数的大众仍然游离在他们的政治体系之外。怎样才能把这些大众安全地“国有化”，从而把他们转变成为忠实的意大利国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之前，这一问题一直是意大利政界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
统治意大利的自由党有两个主要的敌人，每个敌人都注定创立他们自己的现代的大众政党。正如前文提及的那样，一个是由天主教徒组成的，他们主张要么恢复教皇的统治权力，要么建立一种像《新事通谕》里描述的那种天主教的民主政治。另一个敌人是由“社会主义分子”组成的，类似安德烈亚·科斯塔和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之类的人物，他们主张进行政治革命，甚至是更加可怕的社会革命。如何用一个可以容忍的政治体系把这些敌人收纳进来，并且避免陷入“混乱”以及避免让有产阶级交出他们的财富、土地、专业技术和知识？有必要使用强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吗？早在1876年，伦巴第族的自由党人及金融家马尔科·明盖蒂就在思考有必要成立一个“所有保守势力的联盟”以集合起来对抗“社会主义分子们的主张”。
对于意大利的社会主义的成长来说，从波河河谷延伸至亚得里亚海的埃米利亚－罗曼尼亚地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早在1881年，安德烈亚·科斯塔就成立了“罗马涅革命社会党”，这也是他从无政府主义转向在意大利建立完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同样，法西斯的宣传家们也不断地强调他们的领袖及其家庭也具有“罗马涅”的特质。铁匠亚历山德罗被想像为“一个充满勇气但是又很谦逊的罗马涅之子，并且像那片土地一样热情”。贝尼托则被称为“罗马涅灵魂的载体”。在1942年法西斯统治的黑暗日子里，还出版了一些有关“领袖与罗马涅”的照片，并且严肃地加以解释说，墨索里尼家族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了3个多世纪。
这些堂皇的言辞反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历史。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多个公爵领地上朝代的更替让梵蒂冈获得了从亚平宁半岛的分水岭一直到波河的广大地区的统治权。但是，从多个意义上讲，这些土地仍旧躺在“山的那一边”。这一地区的气候差别很大，波河河谷的大雾在冬季会笼罩在平原地区的上空长达几个月都不散去，这对阳光明媚的罗马来说是不可想像的。尽管这个尚处在早期的现代国家还有许多弱点——没有几个国家比教皇的统治还要脆弱和不稳定——但类似费拉拉和博洛尼亚这样的城市的居民仍然有一种强烈的城市身份的感觉，并且对来自罗马的无能、残酷的“外国”政府的统治心怀怨恨和不满。罗马涅地区的人在当时就像是一群异见分子——无政府主义在这一地区一度非常盛行，而共和主义在接下来的自由党执政的时期也很活跃。
然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确保了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在罗马涅地区找到了适合其成长的最肥沃的土壤。它对革命做出的许诺对于城镇里的知识分子来说颇具吸引力，尤其是那些人口在1万左右的小镇里的知识分子。贝尼托·墨索里尼曾在弗利编辑《阶级斗争报》，那时他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就是想在政治上练练手，以便有一天能够获得提升而到博洛尼亚去。这一地区的一位历史学家称，到1900年时，博洛尼亚“虽未被官方承认，但已是意大利的文化首都”，并成为了工业“首都”都灵、商业首都米兰以及行政首都罗马的竞争者。可以预见，在那之后，博洛尼亚的知识分子们也在努力地想把自己与都灵、米兰和罗马的竞争对手们区别开来。
但是罗马涅的社会主义渗入农业的方式却是令人吃惊和与众不同的，年轻的卡尔·马克思轻视地宣称，如果像他们那样把农民们一个个地独立开来，就像是马铃薯一个个都不长在一起一样。波河河谷的农业也像意大利其他地区在早期那样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影响。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罗马涅腹地也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旧时代的小佃农们也在社会阶层的阶梯上被赶上赶下，但更多的人落入了更低的社会阶层，因为当时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演化为所有者按日雇佣劳动者的形式（也即今天所谓的匿名公司的形式）。正如现代的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博洛尼亚平原或者是范围更小的丘陵地区的农业，也像其他地区一样变得产业化了”。当时，社会主义者们提出的预言是很有道理的，他们称工人阶级正在一步步地走向贫穷，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方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1901年，博洛尼亚已有的农村组织联合组成了农民工会，成员达到了25万。
换句话说，当旧的世纪成为过去之时，不管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博洛尼亚地区的任何“新人”都有可能会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年轻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就是这样。1903年5月1日（劳动节），年仅19岁的墨索里尼出版了一首写给巴贝夫的十四行诗。巴贝夫是一个“共产主义先锋”，曾于1796年在巴黎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政府的“平等阴谋”，失败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在这首诗里，墨索里尼歌颂了巴贝夫在巴黎发动革命的那段伟大而令人悲哀的日子，歌颂了他就义前的笑容。墨索里尼写道：“临死前，他的眼中仍然闪动着，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信念，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憧憬”。在他自己的新世纪里，墨索里尼正在梦想着也发动一次起义，而他自己则将在起义中起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