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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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反教权主义只是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家研究的问题，那么一个更大的问题则把国家也包含了进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认为，社会主义从定义上来说是国际主义，而社会主义的胜利将解放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因此，每过10年，国家都会采用更为现代的政治形式，而民族文化也将传至欧洲各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可以是通过人员的交流，也可以通过教育——这是每个国家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时代里，农民（还包括一些工人）都可以变成法国人、德国人等等。当时，社会主义者说自己是在领导潮流，他们谴责侵略主义，不重视民族主义者的对抗，甚至多次庄重地集会以显示他们的“国际主义”。他们还承诺发动一场总罢工以削弱资产阶级发动战争的能力，而在更为美好的未来，工人是不能杀害其他工人的。但是，就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和实践的表面之下，民族主义的暗流却正在回漩涌动。不久之后，这股暗流的强大力量就会把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复杂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一扫而光。1914年8月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成员全部给德国政府投了战争信任票。年轻的墨索里尼是如何解释自己在国家这一问题上的态度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一些天真，有一些自私，还有一些矛盾。上文已经提到过，墨索里尼在理论上是一个狂热的国际主义者。然而，虽然他相信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当时意大利的民族化进程相比意大利以北的一些国家来说更加软弱无力，但认同意大利国籍的观念却也开始见诸于他的言行之中了。当墨索里尼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就曾经为意大利发生全国性的大危机而兴奋过整整一个月。当时，埃塞俄比亚人在埃德华之战中击溃了意大利军队，从而使总理克里斯皮为意大利帝国拟定的计划破产。在那之后，意大利没有像欧洲其他国家在非洲的其他地方的做法那样，重整旗鼓再去报战败之仇，而是偃旗息鼓带着羞辱从孟尼利克皇帝二世的领地撤回了国内。
墨索里尼对瑞士这个国家也是比较了解的。他习惯于去了解当地的社会主义者，不管他们是瑞士人还是从意大利来的。语言是如此基础的一件事情，“我在学校学过法语”，他天真地思考：“但是我却理解不了（在瑞士，他周围的人讲法语），大概是我的耳朵不适于听外国语言的发音吧。”至少，根据他自己的讲述，他的法语口语很快有了提高，而且他一生中都喜欢经常读一读法语。然而，瑞士的气氛与意大利是不同的，并且，这种气氛已经浸染了那些说意大利语的瑞士人。这是一个天生的适合改良主义的国家。墨索里尼抱怨说，瑞士人太安逸于他们的生活了，他们不喜欢真正的革命。他们天生就不是他的同伙。
带着一些不安，墨索里尼在那些意大利移民者中间寻找着属于一个流亡知识分子的安慰。毕竟瑞士对于许多流亡的人来说是一个落脚之地，在这些人中间就有列宁，他从俄国警察的手里逃了出来，重新开始了流亡知识分子的生活。在这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里，列宁能够集中精力筹划发动革命，并逃离国内的派系之争。在赶回家去看望生病的母亲的途中，墨索里尼还翻译了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克鲁泡特金的一篇作品，希望这些流亡的异见分子能够承认他的地位。从意大利回到瑞士后，墨索里尼多了几分沉着，他开始在坚持最高纲领主义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中活动。这些人包括贾基诺·梅诺蒂·塞拉蒂，还有一个俄国的流亡者安杰利卡·巴拉巴诺芙，她是来自俄国南部贵族家庭的一个年轻人。
墨索里尼那时和安杰利卡·巴拉巴诺芙一起工作，而她后来也公开指责墨索里尼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还挖苦他是一个“专为金钱工作的人、犹大、该隐”。巴拉巴诺芙还花时间教墨索里尼学习基本的哲学，所用的方法是一问一答和死记硬背。比如她说出费希特的名字，他就回答：“命题、反命题、综合”；她说：“黑格尔”，墨索里尼就回答：“论点、反论点、合题”；她说：“马克思”，他就说：“需要、工作、阶级斗争”。他的女老师后来带着些恶意很尖锐地评价墨索里尼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领导者，而他的内心想法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谦卑地位却让他产生了一种被夸大的自怜和命运不公的感觉。”
此时，墨索里尼开始阅读有关工团主义运动的著作了。工团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0年时的意大利非常盛行。他浏览了乔治斯·索列尔的著作。此人是一个被疏远了的法国旧官僚和工团主义理论家，他相信“神话”的力量，并且认为通过带有战略性的言辞的煽动，再加上民众遭受苦难的现实，很容易就可以把民众引向暴力活动。墨索里尼的思想的可塑性还是太强了，不管以何种方式，也不管在什么地方，他在文化和社会两个方面想揭竿而起的那种野心都太赤裸裸了，哪怕是在这个或那个学校当个助手都让人放心不下。但是，在瑞士的最后一年里，他的话语里多了些工团主义的内容，这些内容都可以在他此后的思想中寻找到踪迹。一遇到合适的刺激物，他就会努力地重新捡起这些内容。
第1部 躁动青春移民和社会主义者（3）
突然间，在1904年的最后几个月，墨索里尼结束了他在瑞士的流亡生活，留下弟弟阿纳尔多在伯尔尼独自谋生，自己又回到了家乡。人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他这次回家的目的。他母亲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什么改善，在母亲床前尽孝可能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部分原因（罗莎还是慷慨地给她这个移民国外的长子送去补贴）。另外一个解释是从政治方面给出的。当时意大利对逃避兵役者实行了大赦，趁此机会，墨索里尼决定回国应征参加意大利陆军。过去他曾经说过，移民到较远一点的地方是为了避免被征召入伍。1904年3月，意大利国家曾传唤他到博洛尼亚，但他没有注意到这个传唤。后来，一个军事法庭以逃避国家兵役罪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而此时，看来他可以轻易地洗去身上背负的不爱国和逃避兵役的恶名了。他被编入了伯萨利尼联队，这是意大利陆军中一支纪律严明的精锐部队。他甚至有点沾沾自喜了。
同样，我们也不应对他的行动感到吃惊。意大利陆军在当时对应征入伍者还是颇具吸引力的，也许可以称之为“国立学校”，这当然也是一个能够增加男人价值的地方（同时也使意大利社会中的在贫穷或者富有阶层中都很常见的暴力活动合法化了）。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墨索里尼在参军这个幌子下混了短短的两年。并且，在刚开始服役的时候，部队还慷慨地给了他两个月的假期，让他回去看望临终的母亲。在此之前，他收到泰米斯托克莱·佐利写给他的一封信，说他母亲感染上了脑膜炎。罗莎最后在病床上倒没经受太长时间的痛苦，她不到一周就去世了。
据说，贝尼托跪在母亲床前恳求她原谅他的任性，并请求她保佑自己的未来。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但还是从他那不同寻常的头饰上认出了他，她把那件头饰拥抱了很多次。据说，墨索里尼被母亲的去世彻底地击垮了，他悲痛地说：“母亲是我惟一真正爱过的人，她曾经离我那么近，现在又舍我而去了。”他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悲哀，但是：“在这痛苦的时刻，我只有在任何人都难免一死这一永恒的规律面前屈服。我想在这种宿命中找到一些安慰，但最具安慰性的哲理都不足以填补我永远失去亲人而产生的空虚。”为罗莎写传记的法西斯作家更加煽情地说，墨索里尼母亲的去世等于是借此机会把她的儿子托付给了意大利，但是同时又给她所有的孩子留下了“回忆中最美好的情景，并且这最美好的情景是永恒的”。
据说，在墨索里尼从瑞士返回意大利之前，母亲罗莎就曾写信给他，劝他能够安分守己一些。有一段时间，他的极端激进主义好像真的有所收敛。在母亲去世后一周，他给部队的指挥官写了一封信并表达了他作为一名士兵的爱国热情，希望能够为了国家而做好准备以抗击可能来自北方的野蛮人的入侵。1906年9月，他的服役期结束了，他又重新当起了教师。1907年11月，他通过了博洛尼亚大学设立的一个考试项目，从而提高了自己的任教资格，教起了中级法语。但他仍是一个叛逆者。据说，他叼着香烟，带着一副吊儿郎当的神情走进考场，这个样子把其他老师都惊呆了。但在其他方面，他的生活看起来却是无精打采的。他准备做一家之主了，妹妹埃德维杰要嫁给普雷米尔科勒的一个小店主，他对此也表示欢迎。与过去相比，他现在对出租土地赚回的租金收入更加感兴趣。在一些人的眼里，他当教师的表现也比以前好多了。1908年7月，当他从利古里亚区的教师职位离职时，还享受了公众宴会相送的礼遇。
然而，墨索里尼并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他毕竟很难改变自己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他的性生活仍是非常混乱，当他前往位于意大利北部边境的托尔梅佐任教的时候，有谣言说他有一个出生后很快就夭折了的私生子。墨索里尼一生中只有一次喝酒过量（这是他的敌人说的）。虽然发表的文章有所减少，但他还是一个社会主义极端分子（也是一个反教权主义者），他对演讲的兴趣并没有减退。例如，乌迪内当地的报纸还弄错了他的名字，把他描述为“热情洋溢的革命家教师博索里尼”。这个社会主义极端分子还临时准备了一篇长达45分钟的有关异教徒乔达诺·布鲁诺的长篇大论。这个演讲是如此富于灵感，以至于当演讲结束时，他的同志们高唱着工人的赞歌并到当地牧师的家门外示威。最后，他们高喊着崇敬布鲁诺和永远支持当时法国的反教权主义者的口号结束了示威。
在奥内利亚，墨索里尼有了特别的理由来重振他的政治生涯。他在一所私人的天主教学校里任教，与塞拉蒂兄弟俩一起住在城里。卢乔·塞拉蒂编辑一份当地的社会主义周刊《锉刀》，墨索里尼很快就在刊物上发表了内容广泛的多篇文章。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天真的乡下人了，比如，他哀悼爱国小手册《心》的作者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并回忆说这是他年轻时最喜爱读的书。他还在复活节期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基督教的一些节日完全漠视真正的劳动者，他习惯的政治行为方式也在这篇文章里暴露无遗（这篇文章对他的雇主不可能有什么吸引力）。他还说只有“白痴”才会相信圣经里的故事。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敏感地为“知识分子”辩护：给社会主义带来麻烦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却不知道为什么”的人。他为这份周刊《锉刀》所写的最具野心的文章是一篇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的长篇评论。在这篇评论里，墨索里尼把这位社会主义之父当作一个极端主义分子、同时又是一个“科学的”和务实的人来赞美。他的文章充满热情，并推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阶级是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特权的，除非它被强制这么做。他还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的斗争必将是暴力的和“灾难性的”，因为不遭受沉重的打击，资本家是不会投降的。
墨索里尼还是觉得教书不如政治那么有吸引力。像以前一样，他在奥内利亚任教的合同也很短命，于是他又开始想去找点更好的事情做。像其他许多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想找到一个愿意资助他的人。于是，他很有礼貌地征询塞拉蒂，问他能否在曼托瓦再发行一份报纸，如果合适的话，墨索里尼请求塞拉蒂让自己去做。但这次申请并没有成功，于是他无奈地回到了家乡。他推测革命已经发展到了罗马涅地区，于是就在家乡向他用来发表文章的周刊《锉刀》的读者们宣扬革命精神。然而，一次罢工、一些尖锐的演说和一次争吵又导致他被逮捕并锒铛入狱，后经人呼吁才被放了出来。经历这些事件之后，墨索里尼回到了父亲亚历山德罗位于弗利附近的家里，又开始转向文化方面的研究。他为一份工团主义的报纸《自由专栏》撰写讲解克洛普施托克的诗歌的文章，还在一份地区性文化杂志《罗马尼阿思考》上为尼采辩护，说尼采其实是一个乐观的知识分子，他的作品是对生活的一种赞美。
当记者们还在消化他的独特观点的时候，年仅25岁的墨索里尼找到了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份工作：他的资助人塞拉蒂和巴拉巴诺芙推荐他为社会党在奥地利统治的特伦蒂诺地区的书记，并负责编辑社会党在当地的报纸。1909年1月22日，《劳动者的未来》告诉它的读者们来了一位新同志：“贝尼托·墨索里尼除了是一位经过证实的战士之外，还是一个热情的宣传家，在反教权主义方面尤其擅长。他是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并且，对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极为有利的一点是，他精通德语。”为他写传记的一位最具学究气的意大利作家把此事写得更为简单：“从心理学上讲，墨索里尼到特伦托去任职就像他干其他工作一样，是出于一种冒险的精神和寻找一种新奇的感觉的想法，说得更简单些，也是为了生计。”
特伦托是一个有3万人口的城市，那里曾发生过反宗教改革。墨索里尼对在这里的生活的描述是混杂的。他说他在那里从事的工作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但他必须发表很多演说，演说场所常常是在啤酒馆里。这不是他很喜欢的集会场所，因为他已经宣布戒酒了（事实上，按照一些心怀叵测的朋友的说法，他已经患上了抑郁症）。那个城市里有3份互相竞争的刊物。一份是社会主义者办的报纸；另一份是天主教的报纸；还有一份是民族主义者凯萨·巴蒂斯蒂办的《人民报》，后来成为“意大利国家战争烈士”的机关报。这3份报纸经常利用各自的版面相互攻击，虽然墨索里尼不赞成这样，但他还是在巴蒂斯蒂的《人民报》工作了，并且很快就开始为报纸写文章了。据他自己说，当地的社会主义者对他的热情表示怀疑，并且不喜欢他的个性。为了打发时间，他还“按照坡的方法”拼凑了一些短故事。为了能找到一份私人法语教师的工作，他还满市里跑着张贴小广告，并且保证自己有“快捷而可靠的教学方法”。不管怎样，在特伦托生活还是有好处的。其中之一就是警察对他的干预不会像在意大利那么多。此外，他还可以在市里的图书馆看看书（这个图书馆从上午9点开放到晚上10点，订有40种日报和8种杂志，涵盖了欧洲4种主要的语言）。所以这个城市要比弗利好得多，后者是一个无知的“到处是卖猪和紫苜蓿者的城市”。
不管怎样，特伦托是墨索里尼生活过的最大的城市。这是一个最清楚地拥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城市，在1918年之后注定要成为南蒂罗尔（或者像意大利的爱国者们要求的那样叫它上阿迪杰）的首都。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地方对于墨索里尼的重要性，是普雷达皮奥、奥内利亚、托尔梅佐、甚至弗利都不具有的。由于奥地利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所以它在当代政治史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奥匈帝国的哈普斯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