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什么性,说什么爱-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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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甘愿背弃家人，承受世人猜疑的目光。换个角度去看，他们比真实世界的痴男怨女更要忠于自己的爱情———那是他们惟一的真实。

　　昂山素姬的爱情

　　尘　翎
　　关于缅甸民主领袖昂山素姬，这位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最坚强美丽的女角，我念念不忘的是她跟英国夫婿动人的爱情故事。虽说在国家民族的大情大义面前，人很渺小，但也不能就此抹掉人间伟大情爱的价值。
　　早于1970年代，两人在牛津订下婚姻盟誓前，研究西藏文化的英国学者迈克阿里斯已经知道，有一天命运会叫他们在家与国之间作出抉择。他清楚知道，眼前这个容颜清丽的妻子绝非一般缅甸女子，她体内流着的是缅甸独立运动领袖昂山的血，生来就跟国家人民扣连在一起。
　　婚前的八个月，昂山素姬写了187封信给阿里斯细诉衷情，行文间常表忧虑，担心缅甸人民会误解两人的婚姻，以为她已离弃他们。但她内心明白，当人民需要她，她必会毫不犹豫付出自己。“有时候，我很害怕当我们最快乐的时候，身边环境和国家前提的考虑会把我们分隔。但这些忧虑实在太微不足道：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相爱与珍惜对方，我相信爱与怜悯最后会战胜一切。”她告诉他。
　　婚后十多年，她随他在牛津静静过日子，照顾家庭，让他专心学术研究，那是他们婚姻中最美好祥和的时光。直至1988年3月，昂山素姬获悉母亲中风病危，便匆匆告别丈夫与两个儿子，赶返缅甸侍母，想不到此一去，却是夫妻天涯断肠之始。
　　昂山素姬回国后，刚好遇上缅甸学运爆发，大时代的洪流浩浩荡荡，她很快就被推举为民运领袖，领导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
　　人民需要她，缅甸军政府却害怕她，以莫须有罪名把她软禁在仰光寓所。
　　此后，阿里斯多次要求到缅甸探妻，均遭到军政府拒绝。几经争取，几年间两人只短暂会面五次。
　　他早早预感到的日子终于来临，在岔路口，爱情与国家之间，昂山素姬选择了后者：为民族付出无私大爱，牺牲小我的个人福祉已在所不惜。
　　夫妻最后的相聚是在1995年底，为阿里斯留下了甜蜜的回忆，可是别后他便不再获准进入缅甸。1999年3月，阿里斯因癌症在牛津逝世，在军政府多番阻挠下，昂山素姬最终也无法赴英奔丧。
　　“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当年阿里斯这句爱的承诺，最后通过死亡来体现。他的爱，是别在昂山素姬发上的那朵白花，素净而坚贞。而今，则化作她孤独长路上的一盏温柔的灯，静静为她照亮前路。

　　回归本然（1）

　　李银河
　　世界上现存的多种性观念可以被粗略地划为两大类，一类对性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另一类对性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中国古代的性观念属于前一类，即肯定的看法。但是后来这种性观念发生了变化，向着后一类即否定态度的方向发展，直到20世纪末，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开始发生，并渐入佳境。我们既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向我们古代性文化的回归，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指向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性观念的螺旋式上升。
　　概括地说，中国古代的性观念强调以下两种价值：一是阴阳和合；二是节制欲望。
　　阴阳和合在中国古代性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中国人的观念形态有着深刻关系。按照中国文化的观念，男女之间的微观关系与天地之间的宏观关系相似，男女两性的交合就像天与地的交合。云雨结合、天地交合、男女交合的结果就是生命的孕育。因此，阴阳和合是生命之道、生存之道，它对于人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
　　阴阳的思想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思想，一阴一阳，一男一女；阴不可无阳，阳不可无阴；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种观念的优点首先在于，性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被视为一件好事，而不是罪恶；是一件顺应自然的事，而不是违反自然的事。其次，这种性观念的一个副产品是，阴阳价值相等，不可以轻言孰重孰轻。采阴可以补阳，采阳可以补阴，两种方式同样都可以导致延年益寿。
　　采补之说可能是经验积累，但并无解剖学依据。应当说，这是一种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假说，但是由于许多人信以为真，付诸实践，年深日久也就形成为一种文化、信念，或行为规范。
　　除了阴阳互补的思想之外，在中国人性观念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的是节制欲望的观念。福柯曾注意到，在古希腊，人们也很重视性活动的节制，而不重视哪种行为对，哪种行为错。所以严格地说，中国和古希腊属于同一种性观念类型；近现代西方的性观念则属于另一种性观念类型。
　　中国古籍中有大量关于节制欲望的论述。在中国人关于性的看法中，节欲的观念极为深入人心，有时，这种思想甚至会带上一点神秘天启的色彩。如庄子曰：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无论是古籍还是民间都有大量纵欲伤身的恐怖故事。节制的思想深植于中国人的养生之道当中。中国传统性观念认为，性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纵欲过度，就会丧失阴阳平衡。
　　有些国外研究者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性观念：中国人能够自然地享受性的快乐，而从不会有西方人那样的罪恶感。中国人认为各种性交体位都是可行的和可以接受的，没有哪一种是不自然的。简言之，中国人对性持有相当开放和肯定的态度，虽然自清朝开始（一说是宋朝），公众态度日益将性视为隐私之事，在公众场所从不言性，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性是一种可以使人身心愉悦、延年益寿的活动。一般来说，按照中国传统的性观念，在性领域中，任何行为都是可接受的，只要不是过度挥霍生命精力。在中国文化中，性既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也不是有罪的事，它是一件有益于健康和人伦因而是很自然的事情。
　　既然中国古代的性观念是如此缺少罪恶感，如此视之为自然之事，为什么在当代中国性会陷入一种病态的压抑？
　　中国古代性观念从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有专家认为，从清朝开始，中国人的性观念不再像古代那么自由、古朴，而是向着压抑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有人开列的转变时间表还要早得多，认为在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中，人们对性的态度在前四千年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从一千年前（宋代，约为公元960年）开始变化，变得越来越否定、压抑。
　　对性的否定态度在20世纪的后半叶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禁欲主义的气氛。像所有最初因理想而聚集起来的党派群体一样，中国的革命政党成立之初也十分强调其道德力量，而道德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性观念。为了显示和保持其道德力量，革命政党选择了一种严格的性观念，革命者群体内部有着极为严格的禁欲倾向。解放后，这种道德标准在全国推广开来，形成了一种极为独特的道德气氛。
　　此外，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以性为耻的思想并未退场。它对人的压抑依然存在。在中国人的性观念中，性是不登大雅的苟且之事，是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禁欲，但节欲的观念与禁欲的观念也有相当合拍的一面。在近几十年中，革命团体早年的禁欲倾向同中国社会中固有的节欲观念融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的性现状，它带有浓厚的压抑和否定色彩，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虽然在近些年有越来越宽松的趋势，但是从社会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方式中，还是可以看到近现代反性倾向的痕迹。性观念和性文化的改变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国沉闷压抑的性观念在世纪之交开始了一个新的逆转，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深受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那场规模宏大的性革命的影响。关于这场性革命的功过是非，各种理论流派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一般看法是，这场20年间的性革命主要表现为：性观念大大放松，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增多，每个人的性伴侣数量增加，人们可以坦率地谈论与性有关的一切话题，各种各样的性话语都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变化的基调是对性的态度从否定转变为肯定。
　　这场性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了性活动与生殖目的之分离。可以说，影响现代人性观念的主要因素就是这个分离。目前，从世界范围看，避孕已成为普遍的实践。在中国，已婚妇女的避孕率已达到83％，有的地区更高达90％以上。即使在避孕失败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人工流产来终止妊娠。在有些国家，平均每百次怀孕的人工流产比例竟能高达55％。在中国，人流比达到31．4％，即每百次怀孕有近三分之一是不生育的，更不必说绝大多数的性交根本就没有导致怀孕了。普遍的避孕、绝育和人工流产使得性活动与生育的分离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性观念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生育不仅不再是性的惟一目的，就连性的主要目的都算不上了。
　　尽管有文化的差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各种文化当中的性观念还是带有某些普遍性，其基调是为性赋予正面的价值。它表现为：个人独立感和追求快乐的个人自由权利增强；性快感与罪恶之间的联系感减弱；个人身体隐私欲望的增强———这种到1750年在英国社会的中上阶层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规范，在20世纪末已经在全世界普及。现代的文化创造出这样一些价值观：对浪漫和热烈爱情的高度评价；为爱情而结婚（反对包办婚姻）；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反对父权制、等级制）；男女两性的性自由；男女平等；对性活动的宽容。这些观念首先在西方社会形成，随后通过各种大众传媒手段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现代性观念把性视为一种自然的功能，认为人应当拥有自由表达自己性本质的权力。这种观念激烈地反对各种性禁忌和性压抑，批判假道学，批判性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美国和西欧，性学研究使性生活开始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从宗教的、道德的领域降低到纯粹私人行为的领域，降低了控制性表达的间接社会手段的控制程度，如法律或其他非个人的第三方对个人在私下场合的行为的干预。
　　古代哲人云：“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换言之，人所能够具有的性质，人所能够实行的行为，就不是不自然的。著名性学家金西也用类似的方式表达过他对性的观点：惟一不自然的性活动是不能实行的性活动。金西的观念表达了现代社会性观念的思想精华。在进入现代之后，性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总的趋势是：认可所有的性活动方式，无论其目标是什么，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对象（包括性别）是什么，只要是在生理上能够实行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这种最新的现代性观念正在进入我国性观念的主流，这是在一个个人权利意识正空前高涨的社会中出现的无法逆转的趋势，也是我们每一个生活于这个社会中的人的福音。


　　《谈什么性，说什么爱》第五部分

　　身体变革的轨迹（1）

　　潘绥铭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在性方面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又是因为什么呢？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跨进新的一年。
　　1980年，两个表面看来与性无关的事物打开了国人性观念巨变的大门———它们就是新《婚姻法》和同年开始提倡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
　　在新《婚姻法》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及经调解无效。从此，中国人逐步地确立了一系列新的爱情和婚姻观念。
　　另一方面，从1980年起，独生子女政策如同水银泻地，不但成为国策，而且成为绝大多数城市夫妻的自觉行为。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合法地宣称：性生活不再也不允许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它的目标旨在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随之，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其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夫妻之间寻求更能使双方快乐的性行为方式；性知识、性科学开始成为人们的急切需求；几乎一切性方面的传统观念都遭到质疑。
　　独生子女政策和避孕措施的普及减少了女性的怀孕、生殖和哺育，更使她们减少了对可能怀孕的恐惧与担忧。这样，女性可以更加投入性生活的欢愉，其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解放。
　　没有很多人知道中国人的房中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1985年，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是当时的破禁区之作。人们似乎突然意识到：性，可以写了，可以读了，终于在1988年促成了第一次“性学热”。
　　性学在中国的热闹，并不因为其学术水平，而是因为人们习惯于相信任何正式出版物都代表着官方的微妙态度。所以，中国的性学其实只是一个广告，只是使社会中已经出现的变化更为名正言顺。
　　然而，性学热的现实效果却是不容置疑的。1985年到1989年间，《性解放宣言》这样的文章居然也得以发表，尽管它根本没说清要解放什么，又要解放到哪里去。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读过这个宣言，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性观念转变无疑是发生在这段时间的。就如鲁迅所言：当有人宣布要拆掉整个屋子的时候，墙上才会开辟出窗口来。
　　当然，其时国人基本上还是想的多，做的少。各种不同调查都表明：虽然宽容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的人在大城市里已经相当多，甚至超过了半数，但自己真正这样做过的人却要少得多。
　　反对变化的也大有人在，他们在解决了政治上的麻烦以后，在1992年之前也成功地使这些性方面的变化进入了“不应期”。再加上，一番激烈的浪潮之后，人们也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来仔细想想：我到底想要什么？
　　1992年大潮再起以后，人们终于开始学会以自己为单位去参与性文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性观念方面，80年代那种鲜明的对垒已经很难再看到了。呼吁观念更新的人和反对性自由化的人同样地越来越少。并非来自压制，而是因为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以个人为单位，在性方面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个体化，已经越来越难用任何大一统的理论来加以解释，更没有多少人乐意倾听任何一种振臂高呼。中国人开始经历急剧的分化。不是人们的性观念问题已经获得解决，而是性观念已经深深地渗入了人们的个体选择和私人行为，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是根据自己的现实利益来行动，而不是根据任何一种理论或者大众性观念。
　　而与此同时，新的“问题”出现了。
　　首先是，就性问题而言，1980年代的中国人关注的是婚前、婚外的性行为与性关系。但1992年起，一种跟爱情、跟婚姻都没有多大关系的现象，开始成为人们谈论性问题时的热点。那就是嫖娼卖淫，以及作为其延伸内容的“傍大款”、“养小蜜”和“纳妾”。
　　在所有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嫖娼卖淫都随着性革命而日益衰微（其鼎盛期是19世纪下半叶，而性革命实际上大大压缩了娼妓的市场），而我们在为性解放争吵了十年以后，却眼看这种从原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