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6年第2期-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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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伟在北京也办了家公司，赵宝康就住在公司里，照样不干任何事，丁大伟也不要求他干任何事。丁大伟给他的待遇是，有饭吃，有酒喝，别的就没有了。平时，丁大伟对赵宝康是好便骂，不好便打。比如说，喝醉了要打，胡说八道要打，上班进办公室要打，不讲卫生要打，对公司女员工贼眉鼠眼要打，到处乱跑要打。哪怕什么事也没有，仅仅因为丁大伟心情不好了，也要打赵宝康一顿。总之，丁大伟是隔三差五地就要打赵宝康。可怜赵宝康一个堂堂五尺男儿，成了丁大伟的一个肉沙包。赵宝康实在受不了了，逃跑过一次，可因为身上没钱，跑不了多远，被丁大伟手下的人在通县逮到了，嗬，那顿好打，三天没起来床。又让赵宝康立下毒誓，再不跑了，如果再跑，被逮回来的话，就要对他不客气了（天哪，什么时候对他客气过啊）。那以后赵宝康再没有跑过了，渐渐地他似乎也适应了这种有吃有喝有人打的生活，日子过得也有些怡然自得了。白天，他一个人到街上或是公园里去逛逛，到了吃饭的时候就自动回来了，如果看到饭桌上没酒，他就去找丁大伟要几块钱，买一瓶最便宜的白酒来（找头是要如实还给丁大伟的），自己喝。晚上是不准离开公司的，他在公司值班人员的房间里看看电视，然后就钻进楼梯拐角自己那间没窗户的小屋里睡觉去了。要是丁大伟叫他到办公室去，他就知道要挨打了，也没什么可啰嗦的，一副可怜相，乖乖地去让丁大伟打。丁大伟也嗜酒（所以他才大度地允许赵宝康喝酒，在这一点上他还是理解赵宝康的），顿顿要喝，如果他喝醉了——这种时候虽然不多，那赵宝康可就倒霉了，非被打得鼻青脸肿不可。
丁大伟在给张超的信中说，他现在对赵宝康已经完全习惯了，甚至还挺依赖他呢，如果隔上一阵子不打他一顿，浑身都有点不太舒服。我们分析，丁大伟这人大概天生就有很强的暴力倾向，正好碰上了赵宝康这么一个天生欠揍的，两人虽不能说是一拍即合，但也成了一对挺不错的搭档。
再往后，我们就没有听到什么赵宝康的消息了，逐渐地也就把他忘记了。
好些年过去了。去年秋天，我应北京的一个导演之邀，去北京写一部有关都市白领的电视连续剧。我住在什刹海旁边的一座旧王府改成的招待所里。剧本要得很急，我整天呆在招待所里拼命写，尽管是第一次来北京，可也抽不出时间到处玩玩。
一天临近黄昏，我写得实在是昏头涨脑了，就出了招待所，到外面去转转。我沿着什刹海边上的小路信步朝前逛着。天已经开始凉了，地下落满了红黄的枯树叶。一个老头坐在水边低矮的水泥栏杆上，面前是个小摊子，他用地道的老北京话吆喝着：“瓜子儿花生核桃仁儿。”声音起伏悠扬，透露着股空旷劲儿。
小路上人不多，远处拱桥上车来人往，倒是挺热闹。偶尔一辆脚踏黄包车从我身边经过，车夫一身旧式打扮，黄色对襟衫，扎着裤角的黑色灯笼裤，脚穿老头鞋，头上还有一顶瓜皮帽（这是一种旅游项目，让游客坐在这样的黄包车上，体验一下旧时北京的风情）。坐车人二郎腿翘得多高，大约感觉自己是个老爷了。前方路边一块空地上，有石桌石凳，几个老头老太围坐在石桌边打麻将，一旁还站着个中年汉子在看。我走到近前，猛然觉得那中年汉子挺眼熟，再一看那颗没长好的山芋脑袋，一下子想起来了，赵宝康。他依旧理着光头，人倒并不显老，只是长胖了，眼睛更小了，脸上皮肉松弛，呈一种不健康的酱红色，一看就是个满脸晦气的家伙。他两手在胸前捧着个大玻璃杯，里面泡着半杯茶叶。听到脚步声，他朝我看了一眼，我们俩目光相接，我心里一惊。他神情木讷，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我不能肯定他认出了我，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并没有停住脚步，只是冷漠地冲他点了点头。他也机械地冲我点了点头。然后我就走过去了。
我越走越快，生怕他在后面喊住我，直到走出去老远，我才松了一口气，放慢了脚步。想想也有点滑稽，两人多年没见，偶然在异地他乡碰上了，却像是天天见面的老邻居一样，随随便便点个头就过去了。
春节回家
春节回家，见到父亲，我心里总有点不太舒服。
父亲和母亲都早已经离休了，住在部队的干休所里（父亲是个军人）。母亲倒还好，每天买菜做饭，忙忙家务，闲了看看电视，要不找邻居的大妈大婶唠唠家常，日子过得还蛮充实。父亲就不行了，整天什么事也没有，吃过饭了，就像只瘟鸡似的歪坐在沙发上，一只手撑着下巴，眼睛半开半闭，也不知道是在睡觉呢，还是在想心事。（他能有什么心事可想？）顶多，晚饭后到楼下的院子里走一圈，十几二十几分钟吧，然后回到家里，洗一洗，坐到母亲身边的沙发上陪她看电视。父亲眼睛不好，电视画面看不太清楚，再加上他对母亲看的那些电视剧不感兴趣（他总是弄不太清里面的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看着看着，他就在母亲的身边打起了呼噜。
在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中，父亲迅速衰老，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高血压，冠心病，白内障，听力也下降得厉害，跟他说一句话，他时常是啊啊啊的表示听不清楚。我跟母亲商量，父亲这样下去不行啊，应该让他有点事干才好。母亲说，老干部活动室里，打牌的下棋的什么都有，你爸就是不去，还有，这个院里的老干部有不少都在学写毛笔字，学画国画，你爸也不愿意学，我能有什么办法。是啊，母亲也确实没什么办法，父亲都到了这把年纪，再想改变他是不太可能了。
但我总希望父亲的生活不要这么沉闷，应该有点小乐子，那无论对于他的精神状态还是他的身体，肯定都会大有好处的。
年三十晚上，父亲一时兴起，在征得了母亲的同意之后，陪我喝了一点酒（以往都是我一个人喝，父母亲喝可乐）。喝了酒的父亲，显得颇为兴奋，跟我说了不少话，回忆了一些旧人旧事，还不时伴以笑声。我对父亲说的那些人和事，早已耳熟能详了，但我仍然兴致勃勃地听着，间或提出一两个问题，鼓励父亲继续说下去。整个晚上，父亲的情绪都很好，跟我说完话后，又看了挺长时间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父亲才乐呵呵地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我找机会和母亲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交谈。我对母亲说，应该让父亲每顿饭都喝上一点酒，那会活跃父亲的情绪，增加父亲生活的乐趣，对父亲无疑是极其有益的。母亲起初不同意，说父亲的高血压和冠心病都不能喝酒，会加重病情。我说会加重病情的是父亲那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你看爸每天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样子，不吭不哈的一坐几个小时，让人看着都难受，一个健康人这么坐下去也要坐成一个病人的。再说了，报纸上也多次介绍，喝少量一点酒对人是没有害处的，可以舒筋活血，特别是葡萄酒，含有多种氨基酸，对身体尤其是心脏都是有好处的。法国人据说心脏病的发病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葡萄酒喝得多。报纸的权威性对母亲是很有说服力的。母亲犹豫了一下又说，万一你爸喝酒上瘾了怎么办？我说爸都这把年纪了，还有多少年可活呢，就是上了酒瘾又能怎么样？重要的不是上不上酒瘾，重要的应该是有个愉快的生活。
母亲终于被我说服了，同意每顿饭让父亲喝一点葡萄酒，对此父亲当然也没什么意见。父亲年轻的时候是爱喝上两口酒的，我听父亲说过，当年他打小日本和国民党的时候，要是情况许可，他会先灌上半斤用山芋秆酿的那种劣质白酒，然后上战场猛冲猛打。父亲在战争年代三次负伤，多次因作战勇敢而受到嘉奖。以后父亲因母亲的反对以及身体方面的原因（父亲得过一次肝炎），才极少喝酒了。
这样，父亲开始每顿饭都喝上一两杯葡萄酒了，整个春节期间都是如此，照我看来，父亲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改观。至少在吃饭的时候，父亲总是有说有笑。我对母亲说，你看，爸现在跟以前就是不太一样了吧，以后记住了，顿顿饭都让他喝上一点。
春节过完我就走了。
一天，我接到了母亲打来的长途电话，说父亲出事了，因为喝酒。
干休所组织老干部到浙江的一个古镇旅游，晚上在饭店吃饭时，父亲多喝了两杯酒，起身上厕所的时候，身子不稳，被饭店的舞台绊了一跤，头磕在了一个花盆上，额角被磕开了一个大口子，流了不少血。父亲被送到医院后，额角缝了十几针，又做了CT，颅内没发现问题，当时母亲还以为没事了，谁想到二十几天后，也就是昨天，父亲的两腿突然不能动了，送到医院一检查，原来是脑血管破裂，颅内已经积了不少血，然后积血压迫神经，使得两腿不能动了。现在情况非常不好，需要尽快动手术，而且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状况，手术的危险性很大。
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后，立刻坐上火车往回赶。
我到达父亲所住的医院已是傍晚，母亲，还有从北京赶来的姐姐坐在父亲的床头，父亲睁着两眼躺在病床上，头部垫得很高，母亲对父亲说，儿子回来了，你看看。父亲毫无反应，他两眼浑浊，直愣愣地看着前方。我把脸凑到父亲的眼前，他对我依然视而不见，父亲的样子让我大吃一惊。母亲难过地说，他已经认不出你了，他现在谁也不认识了。姐姐向我介绍情况，其实父亲那一跤已经把脑血管摔破裂了，只是当时检查不出来，以后破裂的脑血管慢慢渗血，终于导致颅内积血压迫神经，现在病情日益恶化，不但两条腿不能动了，身体也半瘫痪了，意识也模糊了，病危通知书一到医院就发下来了。手术定在明天上午，具体的做法是在头上钻几个洞，把颅内的积血排出来。
当天晚上，母亲和姐姐回家去了，留下我一人陪夜。我在父亲的床边坐了整宿，父亲一会儿昏睡，一会儿睁着浑浊的两眼动来动去，问他话他从不回答，只能猜测他想要干什么，有时是要小便，有时什么也不干，动上一会儿又闭上了眼睛。偶尔，昏睡中的父亲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着，不知说些什么。我凝视着父亲，觉得父亲好像突然间变得陌生了，让我一时很难适应。
早上，母亲和姐姐来了，我到医院外边吃了点东西。护士拿来了病号穿的白衣白裤，我和母亲给父亲换上了，然后一辆推车来了，父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我和母亲还有姐姐，坐在手术室外边走廊的长椅上等待，母亲眼睛红红的，不停地对我和姐姐说，父亲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从没有享过福什么的，像是在给父亲的一生做总结，我们都明白母亲的意思，母亲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手术台上的父亲确实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姐姐安慰着母亲，我则起身到走廊拐角的水池去抽烟。
手术动了将近三个小时，父亲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闭着眼睛，头上缠着绷带，几根塑料管子从绷带里伸出来，连接在头边的塑料袋子上。旁边的护士手上高举吊瓶，一个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医生对母亲焦急的询问只回答了一句还好，就什么也不说了。父亲被推进了脑科病区的重症监护室，母亲也想跟进去看看，结果被挡在了门外。几分钟后，那个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医生出来了，对母亲说，手术是成功的，但因为父亲的身体状况很差，所以目前什么都还很难说，要观察一段时间再看，现在你们可以回家了，但必须留下一个人在这里，以便有什么情况好随时通知你们。
医生走后，姐姐又去找病区医生了解情况，一会儿她回来后对我和母亲说，父亲要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一些天，等病情稳定了才能出来，接着我们商议了一下，决定我留下来住在医院，母亲和姐姐回家。母亲又一再嘱咐我，要我千万别乱跑，怕父亲有什么情况找不到人。
我住在父亲的病房里，睡父亲的那张病床，吃父亲的病号饭，仿佛我也成了一个病人，在医院里安顿了下来。姐姐当天给我送来了洗漱用品和几本杂志。同病房里还有一个老头，他已经动过手术了，头上缠着绷带，整天像段木桩似的躺在床上不吭不哈也不动，他的老伴在一边陪护着他。那是个身材高大的老太太，腰板笔直，阔脸浓眉，神情凝重。
白天，我无事可干，看看杂志，在走廊溜达溜达，要不躺在床上养神。傍晚跟母亲通个电话，告诉她没什么情况，好让她放心。病房晚上九点钟熄灯，我不习惯这么早睡觉，就到安全通道去抽烟，从打开的窗子观赏夜景。虽然时间还早，可走廊上除了偶尔一个护士走过之外，不见一个人影，四处静悄悄的。
一会儿，一个上身穿着暗红色运动衫的，瘦瘦的小伙子推开走廊尽头的门，也到安全通道来抽烟。他留着胡子，头发很长，背靠在墙上，一脸疲惫。我看了看他，等他抽完一支烟后，我走到他旁边，又递给他一支烟。他客气了一下，就接过去抽了。我们聊了起来。我本来以为他也是病人家属，可没想到他却是病人家属雇来的护工。他护理的是一个重病人，躺在床上昏迷不醒，需要全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护理：每隔上一会儿要给病人吸痰，挂液瓶子空了要去通知护士来换。
我问他：“你说的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护理是什么意思，你不睡觉吗？”
他说：“我不睡觉。”
“你怎么可能不睡觉？”
“我不能睡。”
“你不能睡？人怎么可能不睡觉呢？”
“习惯了就好了。”
“那你吃得消吗？”
“还行，抽空出来抽抽烟，有时也闭几分钟眼睛，打个盹。”
“你护理这个病人多长时间了？”
“大半个月了。”
“这样不行啊，人老是不睡觉身体要垮掉的。”
他咧开嘴笑笑。“没有办法，干的就是这个活儿。”
停了停，我又问他：“你这么干，能挣多少钱？”
“这里的护工都是一个价，按小时算，一个小时一块钱。我是二十四小时护理，一天挣二十四块钱。”
天哪，他这么不睡觉地干，竟然一天只挣二十四块钱！我简直难以置信。“这也太少了。”
“比在家种田好多了。”
我又询问他的家庭情况，他告诉我，他是安徽人，已经结婚了，是和老婆一起从家乡出来的，家乡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他老婆在另一家医院当护工。他们为了省钱，没有租房子，他和老婆就呆在各自干活儿的医院里，平常难得见上一面。
他走后，我又在安全过道里抽了两支烟，想着这个小伙子的艰难处境，想着这些进城来打工的农民活得可真是不容易。
回到病房，那个头上缠着绷带的老头发出轻微的鼾声，那个身材高大的老太太无声无息地睡在旁边的一张折叠床上。我轻手轻脚地铺好被子，就上了床。换了新地方睡觉，很不踏实，加上那个老头发出的轻微鼾声，也让我难以适应。我先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着了，片刻工夫又醒了。忽然，借着外边走廊照进屋里的微弱光线，我看见那个身材高大的老太太正盘腿坐在折叠床上。她闭着眼，嘴唇在动着，但没有发出任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