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6年第2期-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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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果然是关于这部电影的，但因为和小山在下面争执了一会儿，我听到的内容几乎连贯不起来，好像是说这个电影的思想内容很不好，在为“走资派”歌功颂德。我还想听听后面要说什么，小山在下面一个劲地催我下来，我说等一会儿，他就扭动着身体快要把我给掀翻了。没办法，我只好蹦下来，让他上去。这样我们轮换了几次，电话就结束了。最后我们综合双方听到的内容，得出一致结论：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小山说，你爸的革委会主任怕是要当不成了，我马上反驳他说，我爸当不成，你爸也别想当成。
我知道去年电影厂改选的时候，小山他爸一直是革委会主任的候选人，但后来我爸选上了，他爸只做了副主任，为这事儿，他爸还生了场大病住进了医院。那天我妈和我爸去医院探望他爸回来，夜里他们在被窝里的对话被我听到了，我听我爸说，小山他爸在选举前给上级领导写了一封信，揭发我爸有历史问题，后来领导调查了我爸的历史，认为我爸是清白的，反倒认为小山他爸这样在背后整人不太地道，所以，本来已经内定下来的主任，却让我爸当了。那天夜里我爸和我妈说，如果小山他爸不写这封信，革委会主任就是他的。我妈说，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想小山肯定不知道这回事。他问我说，我们要不要马上把情况告诉他们呢？我说，可他们要问从哪儿知道的，我们怎么说呢？他说就说从别处听来的。我说那他们肯定不信。因为那时候防空洞是重要的军事要地，曾经有人偷偷进来过，后来都被找了家长，所以当我听到小山说要把实话说出来时，我很害怕，就对他说，要是我爸知道我来了这里，还不得把我给揍死。小山说，为了你爸的前途，你就牺牲一回吧，死了也能算个烈士什么的。我说你别瞎说，都这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他说我没开玩笑，我看我们还是先告诉他们再说吧。
爸给我拿回了两张电影票，我问他这部电影还会演吗？爸说怎么会不演呢，外面反响很好啊。我说有没有人说它有问题呢？爸说，有什么问题？有问题还能演吗？我说，上面的领导会不会说它不好呢？爸说，你瞎说什么呀，谁也没说它不好，报纸上还有评论文章呢，都是说好的。我说，可是……爸说你快睡觉去，我明天还要开会我也要睡了。我还想再说什么，他却关上房门不理我了。
小山那天晚上没像我这样犹豫，虽说没直接说我们在防空洞偷听的事，但还是把情况跟他爸说了，他说他听人说这部电影可能要出问题，可能会受到批判。小山他爸就问小山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小山想了想说是从同学那里。小山他爸说，同学怎么会知道这个电影要出问题呢？小山说同学他爸是省委领导，因为同学和他关系好私下里偷偷告诉他的。小山他爸皱了皱眉头，然后问小山，同学叫什么名字？他爸叫什么名字？小山想起了防空洞里上面那个接电话男人的声音，想起他毕恭毕敬对着电话说出的我是某某某，小山就说了这个某某某的名字，他爸就说同学的话也不可以全信。
小山带了五个馒头，他说看来我们要打持久战了，因为每次总是我们就要放弃的紧要关头，电话里就会传来我们期待的消息。这回也是，在小山把第五个馒头咽进肚子里以后，那个电话终于来了。
我们依然还是石头剪子布，我赢了，我先上去，然后我听见上面传来这样的声音：什么？毛主席做了批示，他老人家说电影很好嘛，啊，啊，太好了，就是说电影没有问题了，不用批判了……
在我从小山肩膀上跳下来的一瞬间，我的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了小山他爸给我爸写揭发信的情景。我就对小山说，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上面说，要狠狠批判这部影片，还要追查当事人的责任。小山说，就这些吗？还说什么了？快让我上去听听。我说，没了。电话已经挂断了，我们回家吧。小山不信，他说，我要亲自听听上面到底是怎么说的。
不一会儿，电话突然又响了起来，小山让我快点举他上去。我说，别上去了，肯定不是说这件事的。他说，你怎么知道不是，说不定又有什么重大消息我们给漏掉了，那可麻烦大了。我狠狠白了他一眼，极不情愿地蹲下身来驮他上去。
电话还是北京打来的。电话里的人说：中央首长很生气，你们那边竟然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了首长一大状，首长现在要追查这件事情。电影是大毒草，马上组织人进行大批判，你们要配合中央首长的工作，查清事实真相。接电话的人声音都有些发颤了，一个劲地说着是是是，马上批判马上批判。
小山下来了，小山看着我，若无其事地对我说，还真是北京打来的电话。我问电话里说什么了？小山淡淡一笑，说，没问题了，我们这边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说电影很好嘛，不要批判了。
我说，是这样说的吗？小山说，就是这样说的。我说那我刚才听的怎么跟这个不一样？小山说，可能是上面又改变了主意吧，这年头政策总是变来变去的。我说也是，可能吧。
那天，回来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很惭愧很内疚，我想小山没有骗我，他对我说了实话，而我竟骗了他。还好，他最后总算知道了真相，我也便有些如释重负。
但那天小山可没有我这样的心思，小山此时在心里面对自己说：哼，让你爸抢我爸的革委会主任当，这回我要让你爸彻底输掉。
那天晚上，小山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爸，为了让他爸相信，他还对他爸说，其实这些事不是从同学那儿听来的，是他自己知道的。他爸问是怎么知道的，他就说了是怎么知道的。然后他爸连夜给上级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他爸反戈一击，把责任全部推到我爸头上，并且说当初他就认识到了这部电影的方向是错误的，现在，他更加清楚这部电影的危害有多大，所以他要及早揭发，以便于领导早日认清敌人的真正目的，擦亮革命群众的眼睛……
而与此同时，我爸却在大会小会上讲这部电影是如何如何的好。没过多久，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运动开始了，报纸上的文章铺天盖地，电影厂所有参与这部电影的人，从编剧导演直至领导，除了小山他爸，全部被停职审查了，我爸的问题最严重，因为他一直坚持认为这是一部好影片。他受到了革命群众的猛烈批判，他的职位由小山他爸接替。
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爸被下放到“五七干校”，那天，天下起了小雨，妈哭着给爸准备行装。爸说，是祸是福也都还说不定呢，有什么好哭的。
我送完爸回来，在电影厂门口遇见了小山，他一脸坏笑地看着我，那一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
多瑙河之波
我们那时候住在省公安厅宿舍，一座红色小楼，对面是平房的大礼堂。每个周末礼堂里都会放映一场电影。我们家四个孩子两个大人，发下来的票总是不够用，两个小弟弟由爸爸妈妈抱着入场，我和妹妹轮换着去电影院。那时我常常为看不到一场精彩的电影而痛心疾首。我站在我家窗前，听着礼堂里传来的隆隆炮声，心急如火。
我很羡慕张小影，她家兄弟姐妹一共六人，可她每次都能轮到电影票，几乎每场电影她都不落下。有时，我甚至想我要是生在她们家就好了。张小影梳两条麻花辫，眼睛很小，有一天我问她为什么她们家里人对她那么好？她说怎么好？我说你每次都能轮到电影票。她说，你是说这个呀，她说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家里人好，是我自己想办法的。我问她什么办法，她摇头不肯说。我想无非是走后门之类的，怕我求她，也就不问了。
我和爸妈在乡下农场时，和那里的知青姐姐学了一个小魔术，我跟张小影说我会变魔术，她不信，我说真的，等哪天变给你看，她说我要你现在就变。我说我要准备一下的，她说还要准备啊，那还叫什么魔术。我说，其实也没多长时间，你先回家等着，一会儿我去找你。然后我跑回家，取出一张白纸，拿妈妈做饭用的淀粉在纸上画了一座小房子；待纸上的图画干透，又从药箱里取出一小瓶碘酒，就去敲张小影家的房门。她出来，问我准备好了吗？我说准备好了，我把白纸铺在桌子上，让她看看上面有什么，她瞅了瞅说什么也没有。我把碘酒瓶拧开，用毛笔蘸着里面的药水，在纸上涂抹一遍，不一会儿，一座蓝色的小房子出来了。张小影问我是怎么变的，我摇了摇头说这是秘密啊，她说你告诉我吧，你告诉我，我也告诉你个秘密。我问她什么秘密？她说是画电影票的秘密。画电影票？她说是啊；我说好吧好吧我告诉你。就告诉她这是一种化学反应，又教她怎么做。之后就急不可待地让她讲画电影票的事。她说告诉你可以可我有个条件，我问什么条件，她说万一哪天你被查出来，千万别说是我教你的，我说行，我答应，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出你来。她看了看我，说你能做到吗？我说能，向毛主席保证，我一定能够做到。她说其实也不难，就是你先看好了这场电影票的编号，然后将以前旧票上面的数字剪下来，贴在另一张旧票上，说着，还给我示范了一遍。我说这行吗？不会被人发现吗？她说那要看你的运气了，反正我还没被发现过。
又到周末了，这回轮到我去看电影，我拿着电影票去找张小影。那时候的电影票总是一样的模式，大小跟一张全国粮票差不多，绿色的框框，分割出两部分，左边三分之一印着数字，红颜色的，可能是为了醒目鲜明。右边三分之二，印着几排几号。张小影的抽屉里有许多旧票根儿，有些是从电影院捡回来的，撕得很碎，但都带有红色数字。张小影说一会儿我们一起去，你拿着这两张票，把真的放在上面。我说我有点儿害怕。她说怕什么，你先锻炼一下，等下个星期你不还是没有票吗？要是想看电影的话，你就得有这个胆量才行。我咬了咬牙说行，我拿。
天黑下来，陆陆续续的有一些人开始往礼堂的路上走，张小影告诉我，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要赶在中间人最多的时候入场，那样检票员才不会仔细看票。我和张小影站在礼堂的拐角处，我看见我爸和我妈抱着两个弟弟走来了，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起来。张小影的小眼睛一直死死盯着检票员。张小影说的那个中间时刻正在到来，黑压压的人头开始在检票门口那儿堆积。张小影像个指挥作战的将军，突然从后面拍了我一下，说了句冲，我就被后面的人群裹挟着往前挤，张小影拱在我的身前，小声对我说，别看他，递票的时候要快，千万不要慌。开始我还紧张得不得了，可到了门口，反倒不紧张了，我把两张电影票伸出来，交给他，动作很慢，而且我还一直用眼睛看着他。他看一眼我的票，下面那张他翻都没翻就还给我了。我和张小影飞快地往座位上奔。电影院里坐满了人，连两边的窗台上也坐满了。张小影告诉我，站在过道里和坐在窗台上的，有一些是走后门进来的，有一些就是画票进来的。
电影开演了，影院里的灯渐渐暗下来，说话的人慢慢地声音小了，从放映室里射出来的光柱在昏暗的礼堂里被灰尘浮起，张小影坐在我的腿上，那道光线正好投在她的后脑勺上，看上去有些夸张和变形。演的是罗马尼亚故事片《沸腾的生活》，那个骑白马的男人在海边奔跑的时候，张小影已经把我的腿给坐麻了，我听着影片中传来的好听的音乐，顾不上跟她换位置了。本来我们刚坐下时她跟我说我们一会儿轮换着来，我坐一会儿她的腿，她坐一会儿我的腿，可是我被那个故事给牵走了，好像魂儿也飞进了屏幕里似的。礼堂里的灯亮起来，我们慢慢走出来，深冬的夜晚，冷风习习，因为一场电影我们彼此有了微微的情谊，又因为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又有了些同谋的意味。
接下来的几周，我们又看了好几部电影，爸妈问我从哪儿弄来的电影票，我说是张小影给的，她爸是后勤处的，他们家总有多余的票，爸妈也就没再多问。
春节快到了，那部期待已久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随着声声爆竹终于向我们走来，可是爸爸偏偏在这个时候出差去了，出差当然也不是没有电影票，以前爸爸出差都是处里的人给送过来，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送票的人迟迟不来。眼看天黑下来，我到处去找张小影，她却也不见了踪影。没有票就看不到真票上面的号码，看不到号码就做不出仿真的假票来。
离电影开演只剩一个小时了，张小影家的大门还上着锁，不知他们家里人都跑哪儿去了。后来我就开始绝望起来，我想这个《卖花姑娘》我是看不到了。我坐在我家窗前，看着礼堂门前已经有人入场了。
正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房门急促地响了起来，我跑去开门，是张小影，她满头大汗，说她弟弟生病了，全家人都去了医院，他爸也没去单位取电影票，问我有没有，我说我家也没有。然后她转身下楼，我问她去哪儿，她说一会儿就回。
7点钟电影开演，我看着闹钟的秒针，盼着张小影快点儿回来。不一会儿，张小影在下面大声地喊我下楼，我飞快地跑下去，她拉起我的手，我们就往礼堂跑。
路上张小影把一张电影票交到我手上，说我们分头进场，到里面再会合。礼堂门前，人已经有些稀稀拉拉，看样子已经开演了。张小影先跑到了门口，交完票人就没了影。我跑上去，递过票，刚要往里走，把门的一把把我拉了回来，说你这是什么呀？我想拔腿往回跑，可已经来不及了，那人死死拽住我的衣领，把我拎到一边，说你别动，一会儿再处理你。然后又接着去收票，直到没有人了，他才走过来，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说谁家的孩子也不是，他说那你是从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呀。我不说话，他说这票谁给你的？我说自己的。他说刚才进去的那个女孩儿是不是和你一起的？我说不是，他说怎么不是，我看见她拉着你的手一起往这儿跑的。他说她是谁家的孩子？我说不认识。他说你这小孩儿有点儿意思，还挺仗义的。又问我票是怎么回事？我说没怎么回事，他说这是假票你知道不？谁给你做的？我不吱声。他说你自己做的？我还是不吱声。他说，你家长是谁？你说了我就放你进去。我还是不说话。他说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我也会知道你是谁家的孩子。然后他看了看我说，你说你以后不再这么做了，我就放你进去。我说，真的放我进去吗？他说，真的，但你得先承认错误。我说你说话算话？他说你都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了还跟我讲条件，说完他就笑了，拍了拍我的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