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情毒案-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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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政治上有远见，总得要做出点牺牲啦！”
“我抗议！”那位州议员又一次跳出来，“赖伯先生完全是用片面之辞蛊惑人心！我们正在全力解决外国人问题！例如加快遣送出境，加大力度没收犯罪性生意所得的利润，准备一项强化外国人法的法案，讨论电话监听问题……您还要什么？赖伯先生，您的报告是在挑衅！”
“您提到遣送出境的事。”赖伯早已估计到会有人攻击他，所以他从容不迫，“这是个很微妙的问题，波恩的各个政党正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最近又有个例子，那就是把犯罪的越南人遣送出境的事。越南政府和波恩政府早在1995年就签订了——说得好听点——遣返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在德国犯了罪的越南人应遣送回国。河内政府答应每年接受3，000到4，000名犯罪名子，德国的政治家们很满意，以为这进一步保障了德国的安全。可是河内政府根本不想接受这数以千计的犯罪分子，协定干脆就没有执行，而是被中断、忽视和推迟。少得可怜的65名黑手党成员被送回越南后，河内政府就停止接受了，这简直是欺负德国政府。可波恩政府干了什么呢？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里，戴上外交丝绒手套，不敢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柏林市主管内政的市政委员建议：‘如果河内政府继续破坏我们的努力，就必须停止发展援助。’这下可引起了波恩政府的恐慌！越南跟中国一样也是我们将来重要的市场，怎么能为了几个犯罪分子而对它进行威胁呢？正当波恩政府还在考虑怎么请求河内政府遵守协议的时候，1996年估计又有3，000名越南人被黑手党偷运进了德国，原因很简单：黑手党能把几十亿的利润转到越南去。从国际范围看，有组织犯罪集团比任何一个政府都有威力，已经成了一股经济实力！”赖伯向前探了探身，有目的地看着几名在座者问道：“政治家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一片沉默。又是沃特克一人大声鼓掌，连警察总局局长警告性的目光也制止不了他。
“有什么好说的？国际事务十分微妙嘛，在处理时出现些小小的分歧不算回事，因而外国人问题一直是政治家们不得不喝的一杯苦酒。德国作为要求避难者的乐园必须小心行事，以免勾起人们对德国人那个无法摆脱的过去的回忆。这就是说，咱们得蹑手蹑脚地走路。”
赖伯又翻了一翻他的材料，接着说：“我们现在不谈外国人这个犯忌讳的话题了，来看看我们青年人的情况吧。结论只有一条：青年犯罪率正在以可怕的速度上升！犯罪形式五花八门：盗窃、撬门、袭击、人身伤害、毒品买卖、各种各样的团伙犯罪。我可以引用州刑侦局的一项统计资料，题目叫做‘慕尼黑地区暴力犯罪者年龄比较’。亲爱的政治家们，我这儿有些话不得不说，作案人当中有71。5％是未成年的外国人一噢，对不起——非德国人，在有不可医治的后遗症的严重人身伤害案件中他们占了65。9％！在暴力犯罪方面，就巴伐利亚地区来说，德国嫌疑人中有76。3％，非德国嫌疑人中有82。1％居住在慕尼黑！我们并非属于特殊情况，所有的德国大城市都是如此，州刑侦局把作案人按年龄分类的做法挺有意思：在14岁以下的作案人中有52。6％是非德国人，14到18岁的有56％是外国人，18到20岁的也有56％是外国人，21到25岁的竟有57。5％是外国人，26岁以上的作案人中间外国人的比例持续下降。令人奇怪的是60岁以上的作案人的比例，德国人占了86。3％！我们成了犯罪老大爷的国家了！”
场上发出压抑的笑声。这一数字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难道有退休者犯罪一说吗？市长先生怀疑地摇摇头。赖伯继续说：
“上了年纪的非德国人是良民，他们的犯罪比例只有13。7％！州刑侦局的这个统计数字表明，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是由14岁到25岁的人干的。原因何在？对此，我们尊敬的、今天在座的警察总局局长先生有个解释，我认为很能说明问题。我引用他的话：‘青少年外国人作案嫌疑人的比例大大上升，从1984到1993年人数增加了约28％。他们主要居住在慕尼黑，是长期以来生活在德国的外籍工人的子女。所以说，那种以为住在慕尼黑的外国人是好外国人，他们之中的作案人来自外地的观点是不对的。青少年作案人之中有一半以上是非德国人。’引用完毕。不久以前，警察在费乌尔特抓了七名16到19岁的土耳其人，他们成立了一个学生团伙，作案66起，其中30起是撬门行窃，所得赃物拿到赌场去赌博。我们在慕尼黑还看到另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那就是青年吸毒，不再是吸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本来就吸不起，而是一种时髦的毒品——摇头丸。我领导的那个科正在对付这玩意儿，可我得向你们承认，我们几乎是束手无策，没法阻止！正如有必要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给警察更多的资金、器材和政府支持一样，一定也要取缔正在一步一步毒化青年的摇头丸市场。局外人根本无法想象，在迪斯科舞厅和技术音乐舞会上，人们像吃薄荷糖一样吃着摇头九。青年们想通过摇头丸找到快乐、爱情、力量和休整，实际上却被摇头丸从内心里腐蚀一空。这个问题到21世纪也是个问题！要是没有政治家们的帮助，没有新的、更加严厉的法律，要是不给警察增加权力，扩大侦缉和拘捕的职权，那我们警察就无法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单是有关青年案犯何时达到判刑年龄的法律条款就必须修订，一名13岁的男孩打死一名退休者，从他口袋里抢去59马克45芬尼。这个孩子完全明白他在干什么！可是有的儿童心理学家却说什么那孩子父母家庭情况不正常，受到环境影响，智力发育不全，我听着就觉得可笑，那孩子有能力犯罪，他在明知故犯！我知道，我这是出了个难题，但是青年人犯罪不容忽视，必须修改法律，而谁能修改法律呢？是政治家们！可是事情一拿到他们那儿也就别想干成了，波恩政治家们永远达不成一致。说什么我们的法律够用了，那是扯谎！女士们，先生们，谢谢你们的耐心。”
赖伯在掌声中走进旁边的房间，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很想喝杯啤酒，这时候市长、警察总局局长和沃特克也进来了。
警察总局局长夸奖他说：“您说得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民众的心声，您认为情况会变吗？”
“不会变。局长先生，我说过了，香蕉的弯曲度更加重要。请允许我说句老实话好吗？”
“说吧……”
赖伯说：“真让人恶心！”
贝尔塔·海伦坎普是位63岁的寡妇，她在汉堡的圣保利区出生、长大、结婚。她生育了三个孩子，把她的丈夫安葬在圣保利。没有什么能使她离开这个地方。
贝尔塔住罗森街上的一套四居室里，就在鼎鼎有名的大自由街的尽头，紧挨着妓院区和娱乐区。她一辈子见过无数妓女，她家周围住的尽是妓女和男妓，丈夫死后她多出了一间房间，就出租给别人，但从不租给卖皮肉为生的人，用她的话说，她要保持自己住宅的干净。她的上一位房客是个大学生，学昆虫学的，他告诉她，世界上有大约七十五万种昆虫是人们知道的，但还有几十万种昆虫有待研究，贝尔塔一直不明白，居然有人对这种东西感兴趣，而且还要上大学学习。
现在这位大学生搬走了，房子空了出来，贝尔塔希望有位新的、正经的房客，不要住了两天就带女人来睡觉。
一天，一位中年男子来按门铃，并有礼貌地向她鞠躬问道：“您是有房子出租吗？”
再过三天就是圣诞节了。贝尔塔屋里弥漫着刚烤好的桂皮糕点的香味。即使她丈夫死后，她每年圣诞节仍要烤糕点，送给一家孤儿院的孩子。
“对！”贝尔塔打量着这位来客，想不到这么一位有风度的先生会在圣保利区找一间带家具的房间。“您怎么知道的？”
“我在旅馆里住了两天，后来我问一名职员，他给我出了个主意。我能看看房间吗？”
“您想租？”
“是的，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以为，您是位父亲，要给儿子找一间房间，也许儿子是大学生……”
“想当年我也是大学生……”
“您上过大学？”对贝尔塔来说，等于是接到了一张名片。
“是的。”
“不是学昆虫学的吧？”
“不是，我学的是法律。”
“噢，是律师？”
“差不多。”
“您作为律师要租我那间带家具的房间？”
贝尔塔歪着脑袋看着他。小心啊！有点不对头，像律师这种高等人士怎么会租圣保利区的房子呢？不怕周围全是妓女和同性恋者？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这人说不定闯了什么祸，现在要躲起来，而明天警察就找上门了！先生，这可不行……贝尔塔还从未跟警察打过交道呢。
“我从慕尼黑来。”
“有可能。”贝尔塔的态度坚决起来了，“这房间不适合您住。”
“您不相信我，是吗？有道理，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是胡伯特·哈比希博士，从慕尼黑来。”
“居然是位博士！”贝尔塔越发不懂了，“您这位博士要住在我这儿来？这可有点……不寻常。”
“让我给您解释吧。我在汉堡有一桩任务要完成，我不知道要在这儿呆多久，可能是几个星期，也可能是几个月。住旅馆对我来说太贵了，所以我要找一间带家具的房间，您那间房肯定我看得中。”
“您还没有见到呢。”
“可我认识您了。我感到住在您这儿再好不过了。”
贝尔塔有些犹豫。她现在对这位博士有了好感，他的话听起来可信，但她还是不明白，这位先生为什么要租她的房子。
她说：“您先看看房间吧。丑话说在前头，我们这儿处在妓女的包围之中。”
“没关系。”哈比希笑了，“我不会受引诱的。”
“您在慕尼黑结婚了吗？”
“我妻子死了。”
噢，是鳏夫。贝尔塔有些同情哈比希了，同病相怜嘛。“请跟我来。”贝尔塔一面说，一面向里走，“房间有扇窗对着后院，对面住着六个妓女，往往有人连窗帘都不拉，您什么都能看得见。”
房间又长又窄，有一张床，一个旧的衣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两个壁架，一个放书，一个放杯碟盘碗和餐具，五斗柜上有架旧的黑白电视机，走廊铺着旧羊毛地毯，窗上装有百叶窗，是个很简朴的房间。
“浴室、厕所就在旁边。您随时可以洗澡……我只在星期天早上洗澡。您满意吗？”
“很满意。”
“真的？”
“我在这儿会很舒服的。”
“房租每月250马克，包括早餐，其余两顿您得自己想办法。在我这儿住过的大学生都是在食堂吃饭。”
“不用担心。”哈比希像个大孩子一样笑了，“我不会挨饿，再说您也不会让我挨饿。”
贝尔塔也笑了。她的疑心一扫而光。不管哈比希博士要在汉堡办什么事，跟这么一位房客是可以相处的，他是一位正派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正当年的男人，一位鳏夫。贝尔塔说：“如果您愿意每次付五马克的话，我可以不时地给您做点吃的……我可不想靠这个赚钱，我喜欢烹调，当然只是做些家常便饭。”
“我就是爱吃家常便饭，海伦坎普太太，我要是有像样的豌豆汤喝……什么猪排牛排都不理了。”
“那么大杂烩呢？”
“只要端上桌来，我什么都吃。”
贝尔塔乐了，尽管她还是猜不透，一位博士为什么偏偏要到圣保利这种地方来，问题还不少，不过这才是初次见面，以后再问不迟。
“您什么时候住进来，博士先生？”
“两小时以后。我这就去旅馆取行李。”
“您有汽车吗？”
“我的车在慕尼黑，我是坐飞机来的，在这儿我可以雇出租车。”
“我也想坐一次飞机，我还从未坐过飞机呢。”
“什么时候咱们一块儿坐飞机在汉堡上空兜一圈吧。”
哈比希告辞，坐车前往旅馆。
在车上他浮想联翩，第一步已经走出，在圣保利租了一间房间，周围住的尽是“女士”，她们会认出照片上的人是谁，会说：对，就是她，我们认识她，可以在某某夜总会碰到她。于是他会找到她，对她说：
“你害死了我儿子罗伯特和我太太盖尔达，现在我要跟你算账！”
想到这儿，哈比希心如刀割。他像久旱盼甘露一样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但他不知道接下来他能干什么。
他真的能杀人？亲手杀？怎么杀？打死？掐死？还是吊死？
应该有件武器，这样更方便。最好有一把手枪，手指一扳，子弹出膛，最利索的办法，毫不费劲，只要扣动扳机就行，一下，两下，为保险起见就扣三下，连瞄准都不需要，离那么近，肯定百发百中。
杀人看起来就这么简单。孰不知这“手指一扳”有多难啊，普通人几乎做不到，更难的是要目睹子弹射进身体，鲜血迸出伤口。这种惨象会不会永远留在脑海，使人夜不成眠？在这以后人还能正常生活吗？今后我不论遇见什么人都会说：看见了吧，我杀死过一个人，不是出于贪婪，不是嗜杀成性，也不是有什么卑鄙的动机，全不是，而是不得不这么做，我只是兑现了我的诺言，履行了我的责任，从而结束了我生命中的一个阶段。往后只有浑浑噩噩过日子，等着自己死去了。
后悔？能有后悔吗？他们枪杀了罗伯特，简直是处决了他；他们击碎了盖尔达的心，扑灭了她生活的勇气。犯罪必须受罚，这是小学里就学到的，如果是伸张正义，手就不会发抖。
哈比希从旅馆取出行李。那个建议他租用贝尔塔房子的旅馆职员把他的四个箱子装上行李推车。
职员问：“博士先生，房子租到了吗？”
“您的建议很好，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弗利茨·珀勒。”
哈比希掏出一张100马克的钞票递给珀勒，说：“弗利茨，我还要您出个主意。”
“只要我能帮得上忙，愿意效劳，博士先生。”珀勒赶紧接过钞票放好。
“我需要一支手枪……”
“博士先生，您要什么？”珀勒表情有点异样。
七
“一支手枪。”
“我跟这种东西毫无关系，博士先生。”
“我知道，通过非法途径什么武器都能买到，从折叠刀到火箭炮，可是我只需要一支手枪。”
“博士先生，我帮不了您的忙，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要一个地址，别的都不需要，我知道您有地址。”哈比希又拿出一张100马克的钞票，说：“弗利茨，您再回忆回忆。”
珀勒接过钞票，他在考虑，向人提供一个只有在知情人中间才响亮的名字，到底有罪无罪。在红灯区里，武器买卖很平常，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
珀勒问：“您对俄罗斯艺术有兴趣吗？”
哈比希一怔，什么意思？俄罗斯艺术？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珀勒的思路，例如，所谓的“卡拉什尼科夫”就是俄式冲锋枪。
哈比希说：“我喜欢俄罗斯艺术，但要看是什么货色，一张好的古圣像就能引起我的兴趣。”
“博士先生，有了，我认识一位进口俄罗斯手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