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创富--解读30年12次财富机会(-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捎凇澳涎病贝悍纾虾Ｄ悄攴⒘私�50个股票，中签率居然高达50％！于是，每100份一本的认购证从成本价3000元，一夜变为黑市价30万元。即使这样，30万元买下的人仍有暴利可赚，因为按照那时候的新股上市首日收益情况，运气稍好的人可以赚50万元以上，扣除30万元成本，仍有67％的利润。
3000元的投入换得50万元的收成，有大约166倍的收益，期限为一年。这种暴利买卖，恐怕全世界范围内也极端罕见了。
深圳和上海的两次认购证事件，都是历史上的一次偶然，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然而他们几乎也是必然，初生的资本市场萌芽充满着冒险和亢进，总是能缔造出种种奇迹。但我们需要记住的一个亮点是发生在上海的“民间调查队”事件，通过实证调研计算取得价值发现的成果，他们的行为其实正体现了成熟资本市场的精髓。
＇24＇恶斗
早期资本市场的轰鸣在1995年达到了一个高潮，它不仅造就人，还能毁灭人。参与其中的投资者们后来的际遇迥异，其中的分际就在于是否被这种暴利冲昏了头脑迷住了眼睛，对这种逝去不可追的轰鸣声念念不忘。
本来可以成为中国证券业教父级人物的管金生，就是被迷茫了心眼的人。
1988年，由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10家股东筹资3500万元人民币，万国证券开张。管任总经理。管金生在国外见识过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故在万国创立之初就坚持了两点：第一，公司实行股份制，且各大股东股权比例相差无几，这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化的证券公司，从一开始就实行董事会决议总经理管理的现代制度；第二，坚持与银行脱离，即不靠银行内资金供给，也不看银行脸色行事，完全按市场规律操作――这种“甩掉婆婆”的做法在1988年堪称惊世骇俗。
此前仅有的两家证券公司都隶属银行管辖，南方证券归工商银行，海通证券归交通银行。从这种意义上说，管金生对中国证券业有开创性的贡献。
据管金生当时的秘书后来回忆说，在上交所的建设中，其交易规则，设备，交易员的培训，几乎都是万国一手操办；沪深两市的异地交易首先由万国开通；它最早开始在国内推动和实施无纸化交易；B股也是万国策划的。说管是“教父”，老证券人恐怕没几个会反对。
1992年年底，在国库券行情中发了大财的万国在香港与李嘉诚合作，一举收购香港上市公司香港大众，完成了大陆证券公司首次收购境外企业并成为控股人。1994年的时候，万国已在新加坡、伦敦开设分公司，并且开始筹备美国分公司。管的梦想是成为“中国美林”。
1994年，万国出事前的一年，其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堪称当之无愧的老大，全国交易量前十名的证券营业部中，一半以上都是万国的，甚至一度持有中国国内上市公司70％的A股和几乎全部的B股。
可是，管金生只看到了“美国美林”在开疆拓土时的辉煌，却没有看到其严控风险的另一面，不断地成功导致他不断地冒进，终于栽在了他成功的原点――国债交易上，不同的是，这次的交易对象是国债期货。
国债期货市场是1993年底由上交所提出并经财政部、人民银行批准而设立的试点，最主要的目的是刺激国债市场，使国债能顺利地发出去。
闹出大乱子的国债期货交易品种叫“327国债”品种是对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期货合约的代称。由于其于1995年6月即将交收，现货保值贴补率明显低于银行利率，故一向是颇为活跃的炒作题材。1995年2月，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以148元的面值兑付327国债，而不是132元（也就是说，不是按照票面的利率兑付，而是加上了16块钱的保值贴补）。
但一向逆向思维的管金生不这样看，偏要率领万国证券做空。
当然，管金生有自己的分析：当时国家财政力量极其空虚，不太可能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补贴“327”国债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而且当时通胀局势已经得到初步控制，保值贴补制度本身都可能快取消了，为什么还要贴补给国债？于是管金生出手，联合另一家机构辽国发等在“327”国债期货和约上作空。
“期货”的特点是“合约制”，也就是说，有人做空就必然有相应的对手在做多，这次，管金生遇到了劲敌，它就是“中经开”。
“中经开”，全称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前身为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1992年1月改为现名。它成立于1988年4月26日，原隶属于财政部，后由国务院中央金融工委管理。这种背景，焉会惧怕你地方土豪万国？
最关键的一点是，“中经开”后来自己也承认，它当时敢于大举做多，是得到了来源于财政部的内幕消息，“327”肯定会得到保值贴补。
1995年2月23日，传言得到证实，财政部确实要对“327”国债进行贴息，此时的管金生已经在“327”国债期货上重仓持有空单。据说，当时管金生曾经要求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为万国证券的持仓多开敞口，但遭到尉文渊的拒绝。而尉文渊并不知道的是，管金生此时已经在“327”国债期货上超过规定持仓量很多。
更雪上加霜的是，当中经开一路逼空上来是，原来的同盟军“辽国发”突然平仓并反手做多，万国立刻被这出“无间道”搞上了绝路。
为什么说是“绝路”？这是因为当时两方的仓位其实都严重违规了。按照道理，期货的持仓量不能超过现货，也就是说，国家如果发行了3亿份的面值100元的国债，你无论做多做空都只能做300亿，因为一旦期货合约到期变现货，就得拿得出这么多国债来交割才行。实际上做300亿都不行，因为很多国债都在小老百姓手里，在偏远农村，你不可能都去收来交割的。
可是当时两方为了逼死对方，都仗着自己资金大，融资能力强，而且能搞定交易所睁只眼闭只眼（这是最关键的原因），拼命建仓，光辽国发的仓位就超过了“327”的总量，所以当它一平仓，万国就死定了，无论如何不可能按时交割了。
管金生怎敢等死，于是，在当天下午临收盘前8分钟，调集所有资金大量抛空“327”，最后一笔730万口的卖单让市场目瞪口呆。因为按照上交所的规定，国债期货交易1口为2万元面值的国债，730万口的卖单为1460亿元，而当时“327”国债总共有240亿元，超了5倍。据说，在最后8分钟内，万国证券共抛空“327”国债1056万口，共计2112亿元的国债，几乎是国债总量的10倍！世界期货史上都难见此“盛景”。
“327”国债期货收盘时价格被打到147。40元。以中经开为首的多头全线爆仓，万国证券由巨额亏损转为巨额盈利。
收盘以后，事件各方当然不会就此罢休，要求上交所立刻展开调查。结果发现万国当天抛空的“327国债”，根本没有保证金，完全是空对空交易。这是当然的，因为当时的国债期货保证金比例是2。5％，也就是说要抛空2000多亿元国债，至少要50亿元以上的资金量，谁能在几分钟内说调就调来？
当晚上交所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交易是异常的，经查是某会员公司为影响当日结算价而蓄意违规，故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无效，该部分成交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订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
按照这个价格，万国净亏了60亿元，次日发生股民集体挤兑，上交所为此专门开了几天的“327国债平仓专场”才平息了此事。5月19日，管金生被逮捕。1996年7月16日，万国被申银重组合并。1997年2月3日，管金生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3。27国债”成为新中国金融市上永远的耻辱。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称其为“中国的巴林银行事件”。其实此事远比“巴林银行”恶劣得多，因为巴林银行犯错是自己内部管理问题，它参与的日经指数衍生品交易是合法合规的，它的破产完全是因为手下交易员的个人问题，加上时运不济（巴林银行当时做多日经指数，结果碰上了阪神大地震，结果指数下跌它损失了10亿英镑，其后日经指数在三个月后重回轨道，和倒霉交易员尼克利森预测的结果一致，不地震，巴林银行完全可能发财的）。但“3。27”国债期货事件不同，它不仅是万国一家的妄行，它反映的是整个中国金融法规和金融现实之间的脱节，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了法制约束。
当然，倚仗着背景硬肆意妄为的“中经开”同样没有好下场。在2001年后开始的一轮资本市场法制化重建的工作中，中经开由于屡次严重违规，在2002年6月7日被撤销。
有人估算，在整个“327事件”中，多头的盈利在70亿元左右。作为多头主帅，中经开自然应该赚得盆满钵满。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中经开竟然没有盈利。在“327事件”后不久，中经开公司竟然几次面临支付危机。在挪用客户保证金达6。8亿元的同时，还累积了几十亿元的债务，公司几乎被掏空而濒临破产。那么70亿元白花花的银子究竟被谁拿走了呢？答案已不言自明，当然是开“老鼠仓”的人拿走了。江湖上把中经开称为“亿万富翁制造厂”，意味深长。
在“3。27”后，中经开的恶行依然不断，中国资本市场上最著名的造假丑闻“东方电子”和“银广厦”都出自它的导演，它还发明了一系列利用内幕消息、信息不对称来牟取暴利的手法，比如买卖内部职工股、国家转配股等；还有我们后面还要看到的高科技行情也部分来自它的创意。
万国、中经开为代表的“恶庄”最重要的两个特点是：
它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上靠“违规看牌”赢钱的先河。万国靠1989年看了国库券的底牌发达，中经开靠1995年看了国债保值贴补的底牌击溃万国，历史巧妙地回旋，从此资本市场上“看牌风”大盛。
此外，它们以明火执仗的方式开创了中国裙带资本牟取暴利的先河。其实，在“3。27”前，上交所就发生过“3。14国债期货”违规交易操纵市场事件，但居然被监管者忽略，此后上交所面对中经开和万国连续一整天的超额交易居然无动于衷，令人难以想象；裙带资本的另一个表现方式就是“老鼠仓”，国营机构和股份制机构恶斗，两败俱伤，得利仅仅是一些开了“老鼠仓”的个人。
这两个先河一开，直接的后果是此后数年间，中国早期资本市场的无法无天状况愈演愈烈，资本市场沦为权贵的“寻租场”和对中小投资者的“屠宰场”――比吴敬链先生说的“赌场”更远远不堪。
当然，就像中经开的下场一样，后来的大量叱咤风云一时者都自食恶果，2002年到2005年间，几乎80％以上的券商机构都沦为“丐帮”，一一进京伸手要钱度日。
1995年后的三、四年里，中国资本市场的真正财富机会并不是所谓的“一年一牛市”，而是大量沉淀在“一级半市场”中的灰色交易。
“一级半市场”的本质就是从一级市场上发行股票到二级市场上市之间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谁能成功上市，上市时间还有多远，判断的依据完全靠内幕消息。
日后的很多问题人物，如“上海首富”周正毅、2006年被判处死刑的北京富豪袁宝璟、远走他乡的东北富豪仰融、创造了中国股市最大庄家神话的德隆系老大唐万新等，都靠从中取了暴利赚得人生最大、最实在的一桶金。
这场资本市场轰鸣还给广大的中国老百姓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针鸡血还洗了一回脑：一本万利的买卖就在眼前，人人都有机会过把瘾！
＇25＇引子
财富的天窗一旦打开，人们看见了满天金灿灿的星月，也看见了有人曾经架天梯登上琼楼玉宇，各种奇思妙想就层出不穷起来了。
土地和资本市场的几番热潮，让很多人多年来灵魂深处不敢设想的“资本家”概念被激活，可是，在90年代初，一般人不是撞上了“认购证”那样的好运，哪里能凑足起步的资本呢？于是，另一个畅想迅速烧红了人们的思维，那就是做“知本家”。
确切地讲，“知本家”的概念是网络股热潮时期被造出来的，90年代的叫法是“点子大王”。
尽管很多策划人不服气，认为自己早就在80年代开始卖点子的，但全国人民讲起“点子大王”，总是会想起一个叫何阳的人。
何阳在自传中称自己是1988年开始想到卖点子的，当时他32岁。他的“辉煌业绩”来自一次火车旅行，在杭州开往上海的列车上，他巧遇一位浙江衢州塑料厂推销员。闲聊中此人向邻座的何阳诉苦：我们厂生产的一次性杯子卖不出去。何阳出点子说，把京广铁路沿线站名印在茶杯上，再印个小地图，在铁路沿线的火车上卖。塑料厂一试，果然大灵。
据说，这个点子卖了40万元。1992年7月29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刊出独家新闻：《何阳卖主意，赚钱40万》，“北京一位名叫何阳的发明家光靠给企业出谋划策，赚了40万元。他创办的和洋民用新技术研究所，目前已获中国专利20多项，技术转让总收入100多万元。”
此后，报章上关于何阳的消息不断，无不让人惊叹。比如他自述：一家灯具工厂的台灯卖不出去，当时的国际背景是海湾战争，爱国者导弹大显神威，他便建议工厂设计一种爱国者导弹形台灯，这样就收到6万元酬金。还有浙江的金华火腿近年销路不畅，何阳出点子把火腿开发成罐头食品，就这一句话卖出了10万元。这些都是1992年到1994年之间的案例。
其实，很多人都质疑过以上传闻的可靠性。
比如那个40万元卖出去的一次性杯子案例。有人算过，厂家的营业额要上千万才可能给这么高的提成而不至于亏本，价值1000万元的一次性杯子要多少个呢？至少要上亿个。如果要在几年内在火车上卖掉这上亿的杯子，难度如同天方夜谭。更何况，有人去采访过京广线的铁路服务员，也从来没见过印了地图的杯子在车上出售过。此外，如爱国者台灯倒是有可能实现，但金华火腿装罐头，这种产品也是没听说生产过。某种程度上说，何阳跟牟其中有点相似，他们可能的确很有想像力，但是“降落”的概率很低，倒最后陷入的是一种近乎狂想症的境地。何阳最后的收场也不好，因为一起诈骗官司被送进监狱。
可是，在那个时代，何阳以及一大批随之出现的“策划人”倒是一个经济新景象。在90年代中期，中国的各类轻工用品生产产能急剧放大，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们都大量生产，而当时的外贸出口量又不大，企业们纷纷面临产品积压的困境。传统的企业经营理念们大都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但现在大家都突然发现，不营销，再好的产品也卖不动。
何阳的确不是个好榜样，但他掀起的营销风潮却是引发了社会对这种“一招制敌”式的营销策划模式的追捧。大家发现，在遭受“个人崇拜”洗脑多年的中国群众中，那种靠奇思妙想新概念新名字配合媒体轰炸的效果出人意料的好。
这种追捧的后果是，90年代中后期，以保健品和VCD为代表的一些行业将营销策划概念演绎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26＇标王
2006年4月，一代“标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