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营-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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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二十一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它是法西斯帝国与反法西斯盟国间进行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以欧洲、亚洲为主要战场，战火遍及欧、亚、非三大洲和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四大洋，战争历时六年，先后有六十一个国家，约十六亿人口卷入了战争，死亡五千一百二十多万人。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有大量身为战俘的官兵，都是惨死在虐待、苦役、酷刑、大批活埋和集体枪杀的暴力之下。比如：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战俘营、扎达鲍斯捷尔集中营、圣费南多俘虏营和奉天俘虏收容所，都是战俘的屠宰场。就连前苏共中央政治局，也曾集体作出决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制造过血腥屠杀21800多名被俘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和相关血案。
为了使这种人类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在瑞士日内瓦先后两次召开了如何正确对待战俘问题的国际会议。全体与会国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准则，于1929年7月27日，缔结了《关于战俘待遇公约》，1949年8月12日，又进行了修订并颁布了《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
然而，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与美国在如何对待战俘的问题上却依然存在着天壤之别！
第一部分：廿世纪中美在朝交战同为战俘两种命运（1）
1950年12月初，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日
内瓦公约》的基本要求，在朝鲜平安北道碧潼郡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随着战俘的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最后俘管处管辖着六个战俘营，共收管了“联合国军”战俘5000多人，南朝鲜军战俘近1000人（朝鲜人民军收容管理的南朝鲜军战俘未计）。他们分别驻在碧潼、昌城、雩时面、田仓、渭源和平场里城乡一带。各战俘营下设5…10个中队，每个中队配有中队长1人、分队长3人、翻译兼教员1人，副分队长和班长由战俘选任。
俘管处配置一个警卫营担任全部战俘营的警卫任务。俘管处明确规定：无特殊情况，武装人员不得进入营区。警卫只在营区外与外界相通的路口设岗放哨，战俘营不设看守楼、堑壕和电网之类的设施。
随着俘管机构的逐步完善，一些规章制度也陆续建立起来了。每个俘管中队为一个伙食单位，由中队俘虏自办食堂。俘虏自己选举产生了“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选出炊事员，自己管理伙食。尽管“联军”飞机空袭不断，空中封锁十分严密，给物资运输带来极大的障碍。但为了照顾俘虏们的生活习惯，俘管处还是克服重重困难，特地从国内运来了肉食品、蔬菜和面包烤箱；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俘虏，还从国内运来了活牛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俘虏普通灶每人每天伙食费1545元（人民币旧币），轻病号灶2313元，重病号灶3634元的伙食标准。普通灶是每人每天粮食875克，白面、大米取代了初期的玉米、高梁，食油50克，肉50克，鱼50克，蛋50克，白糖25克。俘虏的伙食一般相当于我志愿军营职以上干部的中、小灶伙食标准，比志愿军一般干部、战士的伙食标准高出很多，也远远超出了《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生活标准。被服标准是：每人配一套棉被褥、一条毛毯。冬春季每人一件灰色棉大衣、一套蓝色棉衣、棉裤、棉帽、胶底大棉鞋、手套等。夏秋季每人两套单衣、两套衬衣和衬裤。所有被服都是全新的。此外，毛巾、牙刷、牙膏、肥皂、鞋袜等日常用品也一应俱全。战俘全部住的是砖瓦结构的平房，地下为火炕，冬天还可以取暖。
在条件异常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我方战俘营不仅在战俘的生活设施、物品、医疗、伙食等物质条件上给予了超出《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标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我方俘管干部怀着对战俘兄弟般的情意，还尽一切可能为战俘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战俘营内设有战俘自己的俱乐部，下设多个机构，其活动项目和内容几乎囊括了非战时环境下人们所能享受到的各个方面（详见以下各章节）。尤其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就是在这样特定的战争背景下，战俘营里竟然举行了一次空前绝后、规模宏大的战俘“奥运会”！为人类战俘史首创了光彩夺目的人道主义诗篇。（详见三至六章）
说到俘管处，就不能不提到这里的最高领导——王央公主任。他是辽宁阜新县人，1913年9月出生，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曾留学日本。1937年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在部队长期从事敌军工作，曾任东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伪满甲级战犯、末代皇帝溥仪和国民党被俘高级将领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等人，均由他直接收管过，有丰富的敌军工作经验。1951年春，他到碧潼任职时，才38岁，年富力强，温文尔雅，知人善任，平易近人。有几件事至今印象深刻：
一是关于战俘称谓问题：起初各战俘营、队之间对战俘的称呼极不一致，有的称“俘虏”，有的称“老外”，有的称“朋友”，有的甚至称“同志”。称谓从表面上看是件很小的事，但却可以体现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因此不能说不重要。王央公主任得知上述情况后，当即经志政报请总政审定，统一将战俘的称谓改为“学员”。随后，在一次战俘大会上，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王央公主任首次在战俘面前用熟练的英语发表了讲话，他说：“同学们！请原谅，我不明白到底是上帝还是魔鬼促使你们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战俘们极为惊讶，他们不仅对战俘营的最高领导一口流利的英语十分赞佩，而且对他幽默的语言，特别是他称战俘为“同学”这个称谓而感到新奇。王央公进一步说：“我之所以称呼你们为同学，是因为这里不是监狱，不是集中营，不是流放地，这里是学校。在这所特别的学校里，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来追求真理……”接着，王央公主任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从志愿军抗美援朝到宽待俘虏的政策，用事实说明朝、中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质和必胜的道理，说得战俘们不断鼓掌，频频点头表示称赞。从此，战俘们为了表示对这位战俘营的“最高行政长官”的尊重和敬佩之意，都称呼他为王将军。
二是保护学员人身安全：为了防止美军轰炸机的袭扰，各战俘营都构建了防空洞，并在营地设置了两块长12米、宽6米、漆成红色的木板，一块写有英文字母“POW”，另一块用朝文写上“战俘营”，作为这一特殊营区的醒目标志。然而美军轰炸机竟对此视而不见，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仍多次前来轰炸、扫射和袭扰。遇到突如其来的空袭，起初俘管干部基本上都是采取学员自救的办法，没有对学员的安全疏散与掩护采取有效而及时地指挥和疏导，造成了部分学员的伤亡。为此，王央公主任专门规定了一条纪律：“遇到空袭，不论是哪一级俘管干部，都应指挥到位，疏导有方。如果谁抛下学员不管，自己先钻防空洞，则以违反‘日内瓦公约’论处。”此后，各战俘营都制订了周密的防空措施，在每次空袭中，各级俘管干部都把“不顾自身安危，千方百计保护学员的人身安全”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一次有美军四架F－80喷气式战斗机向平场里战俘营飞来，空袭警报响起时，飞机已临近营区，当时该营简逊副中队长正在教室给一批军官学员上课，简逊听到警报，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地指挥这批学员，沿着预定路线迅速隐蔽疏散，当敌机超低空扫射时，军官大队丁山政委也赶到现场，指挥学员们全部安全进入了各个防空掩体。警报解除后，军官学员们走出掩体，纷纷向丁政委、简副中队长伸出大拇指，其中一个美国军官学员情不自禁地感叹道：“With the utmost patience and magnanimity”（仁至义尽），随即他又抬头用手指着美军飞机离去的方向愤怒地说：“How poisonous！”（何其毒也！）
第一部分：廿世纪中美在朝交战同为战俘两种命运（2）
三是恶性事故公正处理：195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前夕，志愿军俘管处决定要举办庆祝活动，让学员们高高兴兴地过好在志愿军俘管营地迎来的第一个国际性的节日。昌城战俘营中有不少人多才多艺，文娱节目准备得丰富多彩。但其中有一个类似中国“单口相声”式的幽默小品，却铸成了一个政治事件。表演者是个英国军士，平时说话就幽默风趣，爱插科打诨。他表演的节目叫《无题》，是个即兴小品，用满口生动的俚语讲述了自己参加朝鲜战争到被俘的奇特经历，令人捧腹。在掌声与笑声中，他信口开河起来。说自己作为英国王牌部队的职业军士无所不能，本领如何如何了不得，上天会跳伞，下海会泅渡，进入森林像猛虎，陷落泥沼似鳄鱼……说他一个顶天立地的白种全能现代兵，居然败在了黑头发黄皮肤塌鼻梁短身材使用土枪土炮大字不识几个的“东方古克” 原始兵手中等等，还叫嚣：“这不公平！我的上帝，你快睁开眼睛，让吃大米饭的古克们下地狱吧！让吃面包的上等人进天堂……”这引起了会场一阵骚乱。当时在台上安排演出节目的英语翻译沈觐光，听了这番侮辱中国人的言词，很气愤，喝令该军士立即停止表演回到中队去。很显然，沈觐光的临机处理，无疑是为了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但他没有及时请示领导，没有做好相应的工作，使“五一”的庆祝活动出现了不愉快的紧张局面，最后只好宣布演出停止。参加庆祝活动的学员们乘兴而来，扫兴而归。这件事在随后的几天里还引起阵阵风波，甚至引发了全体学员与俘管干部的对立情绪。战俘营夏时政委为此专门召开了团党委会，并向俘管处王央公主任报告请示，作出了如下处理意见：1、英军军士演出中出现的错误，是一种种族歧视偏见，对人类和谐共处十分有害，但属于认识问题，应进行思想教育；2、对领头闹事、煽动罢课、破坏公共生活秩序的一名美军学员，给以禁闭一周的处分。禁闭期间一切物质待遇不变，严禁侮辱人格和变相体罚，但需要通过耐心教育敦促其认识错误，并要求写出保证书，不再发生此类行为；3、英语翻译沈觐光的举动，尽管动机是好的，但政策观念淡薄，工作方式简单，处置方法不妥，导致好事办坏，应受到批评；4、该事件的发生，应由团领导承担主要责任，认真总结吸取教训，向上级党委作出书面检讨，并通过各中队干部做好全体学员的安抚和解释工作。会后，战俘营张芝荪团长与沈觐光进行了深入交谈，结果才知道，沈觐光之所以在该事件中反应如此强烈，是由于其内心曾有过深重的创伤，那就是曾经激怒全国人民的沈崇事件 中的受害者便是他的堂妹。其次，沈觐光还有其特殊的身份背景。他的曾祖母是反帝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女儿，曾祖父沈葆桢原是林则徐的忠诚下属，当过江西巡抚和两江总督。尽管生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家庭，但沈觐光从小受到爱国家风的陶冶，立志要维护民族尊严。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毅然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征程。尽管张团长很理解沈觐光的爱国情结，但他还是深入浅出地与沈分析了简单处理该问题的严重后果。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沈觐光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愿意向学员们公开检讨。与此同时，开始实施上述四项处理决定，该事件到此告一段落。可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执行禁闭室头班岗的志愿军排长出事了！原来，这位排长看到关在禁闭室中的美军学员躁动不安，不停地叫嚷，以为他对处分不服，在咒骂志愿军，在多次劝阻未果的情况下，便用枪托捣禁闭室的栅栏门，以警示他安静点，而意外就这样发生了！排长使用的是一支老式加拿大冲锋枪，子弹已经上了膛，在枪托撞击栅栏门的刹那间，枪栓滑脱扳机，一串子弹当即出膛射中了自己的胸腹部……美军学员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得瘫倒在地上，本来他叫嚷的目的只是恳求这位排长去请个懂英语的教员来听他解释，他并非有意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抗，可谁能料到竟出了人命。他知道这下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是死定了。俘管处王央公主任闻讯后，连夜驱车赶到昌城战俘营，与张芝荪团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现场勘查案件真相。他告诫大家要冷静，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感情用事。通过肇事者的陈述，目击者的旁证，周密的调查，客观的分析，最终得出了公正的结论：该事件是一起严重的走火自伤误杀事故，不属于谋害。该结论在战俘营引起极大的反响！学员们被志愿军实事求是、胸怀宽广、公道正派的品格深深感动，肇事学员更是感激涕零，诚恳地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禁闭期满，他含泪走出禁闭室，逢人便夸志愿军恪守人类美德，判案犹如上帝般清明，并且表示从此以后，他将永远把中国人民志愿军当作最伟大的朋友。战俘营在两年零十个月的收容外俘过程中，因双方对抗造成人员伤亡而称得上恶性政治事件的，这算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最后也以公正解决而告终。
面对这里的一切，面对这样的俘管干部，那些曾对人类历史固守偏见的西方战俘们感到异乎寻常地惊讶！
这里没有冰冷的“战俘”称谓，取而代之的是亲切的“学员”称呼；这里没有层层叠叠的铁丝网，取而代之的是充分的自由和人权；这里没有呼啸挥舞的皮鞭，取而代之的是真诚的握手；这里没有龇牙咧嘴的警犬，取而代之的是俘管干部宽厚的微笑；这里没有令人心惊胆颤的呵斥，取而代之的是父母般的关爱！有谁见到过这样的战俘营？难道这真的会是战俘营吗？！
不错，这里的的确确是战俘营，是地地道道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管理战俘的特别营地，是一所特殊的史无先例的“国际大学校”！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委员会出版的《“联合国”战俘在朝鲜（“United Nations” P。O。W。’s in Korea）》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出版的《朝鲜碧潼1952战俘营营际奥运会（1952 Inter Camp Olympics Pyuktong D。P。R。K）》两本画册，就是这所特殊的“国际大学校”图文并茂的真实写照。
第一部分：廿世纪中美在朝交战同为战俘两种命运（3）
事实胜于雄辩。即使在朝鲜战争中作为敌方的军事将领也不得不对我军宽待战俘的政策怀有几分敬意：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司令、“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马修·B·李奇微上将在他所撰写的《朝鲜战争》一书中写道：“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他们较之××人又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有时还主动释放部分战俘，有一次将重伤员用担架抬到公路旁，等我方开车前往接运伤员时，他们并没有向我们射击。”
《英国将军眼中的中国》 一文中报道，北约北欧军队总司令安东尼·F·霍克利将军说：“我当过一辈子兵，同德国兵、中国兵打过仗，也见过美国兵、苏联兵打仗。最优秀的我看还是中国兵，我赞赏他们。志愿军严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