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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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不少知识，也成熟多了。他常常对我表示歉意，他说：“你嫁给我，我带给你的尽是些国际问题，我真的对不起你，总希望有一天对你有所补偿。”其实和他一同工作，我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们之间不仅是夫妻的关系，我视他如师如友，他对我如妻如女。他对我的教益，使我后来在他逝世后，在做人做事时都有能力，不依不求，即使在最艰巨的时刻也不会倒了下去，站不起来。
我的第二个女儿是在1950年3月10日在香港出生的。
第二个孩子出世的日子渐渐临近时，我很高兴，因为这次将军可以陪伴我。直到临蓐前日我仍照常工作，有天却突然有电话打来，催迫将军立刻到台湾。
“等一等，”他说，转身向着我，“你什么时候生，小东西？”
“我想是明天。”
“上午或下午？”
“我没有办法极度准确地指定轰炸目标。”
将军向着听筒说话。他终于决定飞台湾，但午夜时需赶返九龙。
“不会比那时更早吧，会吗？”
“我想不会。”
午夜，他没有回来，我分娩的阵痛已开始。我急切地注视时钟，1点刚过，他走进来。
早上5点钟，我喊醒他。
“亲爱的，我想最好赶到医院去。”
他陡然一下完全清醒过来，惊慌到了神情极度紧张的样子。他一跳，跳下床，扭亮电灯。
“好吧，现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先吃早饭吗？我给医院打电话。”
他穿着睡衣，就住门外走。
“等一下！”我喊道。我很疼，可是看见他神经过敏的样子，又忍不住大笑。这是一位曾经轰炸扫射日本人的老将，一个在战火中如此冷静的人，曾经享有“从不紧张：从不恐惧”的美名，如今竟为一个送上门的婴儿，而极度慌乱困扰！
他一转身：“什么事？”
“我最好马上走。”我说道，下了床。在睡衣外面罩上一件薄外衣。
“好罢，来罢。”他急促地说。
“我好啦。你穿上外套吧。”
他随便披了一件衣服，我们向着房子前面走去。刚走到起居间的一半，他停下来。
“我最好不要开车，小东西，我简直紧张得要命。你先坐一下。”
“车夫7点钟以前不会来。你要做什么？”
“找别人开车送你去。”
“快些！”
他一冲而出，现在轮到我紧张了。我想象孩子要生在起居间，只有一个没有训练的阿妈，和一个心神分散的丈夫照应我。看来差不多好几小时过去了，实际上只不过四五分钟，外子回来了，带着一个睡眼惺忪的守卫。
“老范会开。我去穿衣服，马上跟你来。”
我不知道守卫会开车，就用中国话问他。
“是的，夫人。”他郑重向我说，“我开得很好。”
他的确开得好，快速并且平稳，把我送到九龙圣·德利撒医院，又回来接外子，刚刚使他及时赶到。
我们这次原希望有个儿子，但6点钟不到，在1950年的3月10日，我生下我们第二个小女孩雪狄雅·露青丝。
春秋岁月台湾宝岛
台湾宝岛
第一批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人员大概是在1948年。当然台湾光复后一部分政府官员是直接自重庆到台湾的。
抗战胜利初期，台湾对一般人来说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在地理教科书中，英文称之曰FORMOsA，据说是葡萄牙人起的名字，意即美丽的岛屿；在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也读过郑成功这位明末遗巨英勇抗清的事迹，但只此而已。其次就是有关山地姑娘的记载。民航公司以台湾做大本营后，上下同仁都努力研究台湾的地理与历史，有些更上进的就开始学习台湾话，我无语言天才，好几位同事已能用台湾语与本地人交际，我唱起：“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还常会走了调，真是惭愧之至！
我们的房子，武昌新村12号是一幢高大的两层砖造楼房，有四间卧室，一间宽敞的起坐间，餐厅、书房，及客房，另有分开的仆人卧室。正像在中国许多同类型的房子，一堵高大的砖墙环绕着广阔的前院，以及后面的花园。这幢房子成了我们居住最久的地方，至今我返回台湾时，仍旧住在那里。我的姐姐静宜偕同她的丈夫，一位华盛顿首府的医生，也住在里面。
它距离位居台北市商业区的民航总公司有10分钟的汽车路程。包括装备好的航线的保养厂库，则设在台湾南部的外子虽希望有一个男孩子，他好像也对我们第二个小女儿很满意，并且戏称终必要和我父亲有一样多的女孩。可是事实上不致如此。怀雪狄雅·露青丝使我体力极度衰弱，而不能再有小孩，所以接连以后的两次妊娠都是流产的。
雪狄雅·露青丝几乎立刻成为家人及友辈的宠儿，在她诞生后不久，外子与我从九龙搬到台湾的台北，在此地，在武昌新村12号，我们定居下来，过着我曾希望的婚后愉快的家庭及社交生活。
外子在此地终于被捆缚位，所以他不再做通常需要的赴美旅行，或往太平洋及远东地区不同地点视察，我亦得以参与他的工作及闲趣，而他也得与家人共度时日。
台北有我们许多好友，还有我的姐姐静宜，她已嫁给李医师，及我的妹妹香莲，她与冯先生结婚。蒋夫人是我们两个孩子的教母。依据中国的传统习俗，孩子们在本质上等于获得一种慈祥的爱护，她曾送她们生日礼物，对她们各方面的福祉予以仁慈的关注。中国教母很重视她的责任，遇到孩子的生母故世，常以干妈的身份，料理孩子们的抚养事宜与教育问题。
蒋介石对于我们的孩子也颇感兴趣。我们卜居台北后不久，他问到我孩子的中国名字。我承认她们还没有取时，他当即为她们取了两个名字，中国名字都深具意义，听来悦耳，并且含有赞颂的意思。蒋先生代克奈尔·安娜取名美华，他为雪狄雅·露青丝命名美丽。两个名字含义颇为接近，表示美丽与娴雅的意义。
虽然外子的工作繁忙，旅途劳顿，我们在台北消受的是风趣和快乐的社交生活。将军尤其喜爱与蒋夫人共玩桥牌，认为她是技艺卓越的牌手。
外子好玩桥牌并非全无意义，它进而引申至别种牌戏与运动，譬如软式棒球、网球，及羽毛球，都是他所擅长的。他游戏运动以获捷为目的，少说闲话多聚精会神，结果常是胜利在握。有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是在上海发生的，就为了这种好胜的习惯，他放弃扑克牌戏，再不沾手。
是一个特殊的晚餐后，4位太太们玩起桥牌，而在坐的5位先生在外子的书房打扑克。那晚的聚会结束时，外子如往常一般赢得胜利。
“这场牌戏你玩得很痛快吧？”我问道。
他摇着头答道：“不。”
“你不高兴？为什么不？你一向高兴玩，并且你几乎总是赢的。”
“原因就在于此。我要停止不玩啦。我不要从朋友手至赢什么钱，同时我也不要跟我的敌人玩。”
他再也没有玩过扑克牌，可是逢到好手，他仍继续他的桥牌游戏。他是一名天生的竞争者，极为赏识真正的竞争，不论是牌戏、棒球，或打击敌人。
桥牌桌上，他经常采取守势，而很少作攻势。一如在真实的战场上，在补给与物资严重的缺乏下，与敌众我寡悬殊的局面里，他制造辉煌的成果。终其一生，他从未有充分的“资本”－－不论是飞机、战士、汽油、弹药或金钱。尽一己之所能，达成至上的收获，已经变做他的第二天性。
玩桥牌时，他细心地玩，善为利用他手中的牌。
“玩的时候不要放过你手里的牌，”他不止一遍地忠告我，“拿稳你自己，认识并重视你的敌手。假如你手中的牌不好，不宜叫牌，不要打算自己赢，得想法击败你的敌手。”
对于愚蠢的牌手，外子没有什么耐心，可总是尽量保持客气。然而，也不常是这样。一天晚上，一位有势力的太太，她是位地位非常高的将领太太，带有几分羞涩地坚持外子与她搭伴。我知道她的牌艺不高明，我感到意气沮丧。整晚坐在另一张桌上，知道外子与他的伙伴三局牌已经吃了两局败仗，我简直无法全神贯注于我自己的牌上，不断地揣摩，他能忍受多久，而不发作。
不知何故，他一言不发——反常的沉默——整晚如是。辞别时，这位太太说道：“将军我知道今天晚上我的牌打得不大好，可是下次我会打好些。”
“你有把握吗？”外子答复她。
除了台北的潮湿天气，对于外子缝绵不断的支气管炎，招致不良影响外，我发现我们的生活情调，非常吻合我的兴趣。
在这里，恰似沪上，我和他在民航公司共同密切合作。假使他在星期假日一定要去办公，我陪他同祝假使在晚上，他需要单独研讨解决一项问题，我就代替他款待来访的友好。他想外出打猎时，我清晨4时起床，料理早餐。假使他想谈谈，我在一旁静听，逢到他没有闲话的兴致，我们会相对而坐，静静地翻阅手中的书，或是默默地领略夜花园的清新与美丽。
60岁以上的人会记得台湾三四十年前的情况吧？
我印象最清楚的是早年台北的安静与简朴。那时台北人口少，治安很好，真是可以做到夜不闭户而无忧，若在今日小偷不来给你搬个精光才怪。再说交通，那时台北仍是三轮车的全盛时代，也有黄包车，不过已在逐渐淘汰中，汽车很少，自行车也不太多，摩托车好像还是新鲜玩意儿，既无交通拥挤之苦，行人过马路时随时昂然大步过去可也，毫无马路如虎口的威胁。
外国人到台北来多装中国之友社”，那旅馆兼俱乐部就在新公园附近（那时还没有新公园），圆山饭店初成形时规模很小，也有一个圆山俱乐部和游泳池。金龙厅、麟麟厅都是后来才加添的，外子的女秘书还负责协助内外的陈设及美观等等。圆山一带真幽静，在圆山左右还有一条“情人路”，早晚上圆山都可以看见情侣双双，在幽静的圆山公园中散步谈心。
现在你若敢那样做，准会被计程车撞个死去活来，不该说死去活来，很简单，一定干脆会做车下鬼！
在外面请客，吃西餐就是“中国之友社”，还有“美而廉”，中餐大家上“状元楼”。“状元楼”的生意真好，常常客满。此外三条通、四条通及其他住宅区有私人住宅改做的餐室，但要早先预定，每日只做一桩生意，由名厨亲自下厨，这种口福当然要靠识途老马才可享受，外来人是无法问津的。当年《自由谈》的老板，也是《新生报》的社长赵君豪先生还健在，他组织了一个午饭团，我也是团员之一，其他有《新生报）采访主任张明，名记者徐钟佩，徐柏园先生和他的夫人陆寒波，陈长桐夫人费宝琪，名伶顾正秋，《新生报》的赵景，《大华晚报》耿修业，名作家陈纪滢、雷震，后来加入的还有孟瑶教授，剧人金素琴，以及报人曹圣芬、余梦燕、王民、律鸿起（已故）、潘焕昆，艺术先进、我们的老师黄君璧教授，魏景蒙、林海音、钟梅音，已故画家孙多慈，名作家姚朋也曾一度参加我们每周举行的午餐叙会。大家吃饭前后，很轻松地谈论世界大局，国事前途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及好书和好文章，既热闹又多风趣，真可以说是“淡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侗。
午饭团的全盛时代是由赵君豪先生主持，我门大家喊他豪老，其实他一点也不老，拉文章也有一套，可惜他壮年早逝，我们好不怀念这位风趣的报人。我们有几次还到效外玩耍儿，例如到阳明山（时称草们）去赏杜鹃，到北投观光一番等等。上阳明山就算是去郊外了，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可惜好景不常，也无不散的筵席。如今午饭团的团员，也难得一聚：有的老了，有的去了，有的出国了，有的是大忙人了，有的退隐了。正如王勃《滕王阁序》的末四句：“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能不感慨系之？
我们初到台北时就住在林森北路附近，那时统一饭店还未兴建，原址只一庙宇而已。我们的邻居包括阎锡山、蒋纬国、徐柏园、沈恰等人。后来台北都市繁荣，那一带渐成闹区，大家也就迁地为良了。
陈诚先生推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运动”使耕者有其田，这是台湾经济稳定的先声。
在经济方面，人才济济，尹仲容、徐柏园、杨继曾、李国鼎、李干、俞国华、孙义宜、蒋梦麟，等等。
台北市长高玉树也做得有声有色。不过因为台北的迅速繁荣，继之而来的是许多都市的麻烦，记得高玉树曾对外宾发表过一篇妙论，他说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为那些诸侯作顾问，不过孔夫子当年没有交通管制问题，没有污染问题，也没有人口问题，不然的话，那老夫子一定会说：“我不干了。”
石门水库在北部大劝告成后，解决了台湾北部的用水问题。在南部黄杰做台湾省主席时，实实在在地为南部做了一件未雨绸缪的事，那就是建筑曾文水库，这工程是由荣民工程处负责的。
现在让我再来点明一下十几年前的台湾十大建筑：
（一）高速公路。
（二）铁路电气化。
（三）北回铁路。
（四）桃园机场
（五）核能发电厂。
（六）石油化学工业。
（七）大钢铁厂。
（八）高雄造船厂。
（九）苏澳港。
（十）台中港。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家中的家具，那真是非常简陋的。我们的客厅里有台湾做的（那是41年前的木工）藤木梳妆椅一套，香港买的椅子二三，台湾山地人做的茶几三四，地上铺的是当年台湾流行的草席，灯光不够亮，有时还常常停电。饭厅是台湾做的木台木凳。窗帘布也是本地料子做的。有一天徐柏园夫人来访，她是心直口快的人，有话就说，他说：“你们府上的布置可太简陋了．何必这么做人家！”
我对外子好说歹说，最后得他同意才添了些新家具。
当年驻在台湾的美军，包括海陆空。美第七舰队经常在太平洋海峡巡逻。驻台美军全盛时代大概有1万人以上。来台初年，还有美援，经台分署就在联合大楼办公。当年的联合大楼是很了不起的建筑。后来成了几位艺人的办公处。
四周围都已盖了大楼。这一带渐渐繁荣起来了。
记得我曾和新成立的经建会副主任委员王章清先生谈起这联合大楼的历史，他说：“我们这地方连小巫见大巫也说不上呢！”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饱经内忧外患，虽分而复合，合而又分，但中华民族的历史仍照旧演变下去。“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这两句诗来形容中国今日的局势是最恰当不过了。
外子打猎的朋友有白崇禧和杨森，如今这两人都不在了。打高尔夫球的朋友可多了。好像在台湾的人都会打高尔夫球，只有我一人是笨蛋。
他战时的朋友如彭孟缉、王叔铭、薛岳、黄仁霖、何应钦、周至柔、晏玉琮、毛瀛初、徐焕升、赖名汤、罗英德、黄杰、衣复恩等经常也串串门子，其余如叶公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