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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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政府当政后，这方面已与前大不相同，他们甚至规定进总统包厢该穿什么衣服。有些人连怎样才算是适当的穿着都不知道，把总统包厢弄得一团糟，啤酒罐和空瓶随处乱扔，以往这种情形从来不会发生，但时代变了。
当我初到华盛顿时，人们眼中的华府是个政府机关城，至少50％的人，不是在政府中担任公职，就是在业务上间接与政府机关发生关系。
华府的政府机构首推总统和内阁阁员办公的白宫，其次是坐落在所谓“雾底”的国务院及五角大厦的国防部。
各部之中，以健康教育福利部预算最庞大，超出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运输部、劳工部、房屋都市发展部之上。后者的用度也大得惊人。
此外还有司法部、最高法院、参众两院，参院办公室在狄克逊大楼、罗素大楼，众院办公室在雷朋大楼和朗涯斯、坎农大楼。访问华府的人想都到过这些地方。
除了公务员外，华府尚有为数众多的律师、游说者、会计师及新闻记者，各国驻美大使馆也座落于此。真是壮哉，盛哉。
华府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住在那儿的人把周遭的美景不当一回事，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它和纽约大不相同，市中心有许多喷泉和小型公园，雕像比比皆是，很多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杰佛逊纪念堂是众人皆知的名胜，反光池之出名，是因为传闻一个女孩与一议员争吵而跳进池中。但我最欣赏的还是史密松尼安这类的博物馆、柯克兰画廊、佛瑞安画廊，以及肯尼迪艺术中心。
60年代我初到华盛顿时，与其说它是城市，倒不如说像乡下地方。午夜过后，全市寂然无声，一直到现在，华盛顿城内的国家机场夜间10时后，即不许飞机起降。
那些曾任职政府机构的人，很少迁离华盛顿，即使白宫易主，他们仍然做他们的公务员。每隔4年，我们就会收到许多原在白宫及内阁的朋友和相识的人寄来的通知，说他们现在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公共关系事务所任新职，或是替各种企业作游说工作，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信然，信然。
对那些才气横溢的青年男女，只要肯苦干，华府有的是绝佳的机会。在这里，人人玩弄政治，追求权力，乐此不疲。
华盛顿和纽约、芝加哥、旧金山这些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不同，因为大多数的宴会都是在家里、大使馆举行，有时也在政府机构举行，不过，近些年，乔治城区和附近地区已开了许多家相当不错的馆子。白宫对街的Sans Souci餐馆是共和党、民主党权贵之士经常光顾之处，有些人午餐时间在那里长期订有桌子，经理保罗对那些老顾客都直呼其名；一派相熟的样子。但陌生人则无法订到位子，有时要预早两周先订好，不然休想问津。
华盛顿还有许多私人俱乐部，诸如F街俱乐部、宇宙俱乐部、大学俱乐部、大都会俱乐部、乔治城俱乐部、碧茜俱乐部等。
我到华盛顿时，卡维特街与康涅狄克大道转角的笑涵旅馆蓝色舞厅还开放，乐团奏出动人的舞曲，绅士淑女翩翩起舞，气氛高雅，指挥鲍伯柯罗斯和谁都熟。夏天，笑涵屋顶花园为我们这些爱跳舞的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去处，但这一切现在都已成为过去。
十几年前“协和式”飞机已从巴黎与伦敦，飞杜勒斯国际机场，他们也获准在纽约肯尼迪机场降落。
华盛顿还有其他引人入胜之处，现在游客到华府，航空与太空博物馆也成了必游之地，这是华盛顿最美丽的一幢建筑，里面展示了航空史上最杰出的科技成就，每天排队参观的游客比参观白宫的还多。夏季里海军陆战队大游行是值得一看的节目，当我的朋友华特将军任海军陆战队司令时，我常去捧场，也做过座上客。
改朝换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肯尼迪之死，他的未亡人对于葬礼的安排有条有理，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元首一律步行到阿灵顿墓地。在那墓地特别装置了永恒不灭的火焰。
读者们可曾在电视上看到卡特总统上任时，夫妇两人携手同行的那一段，本来总统就任是坐着车子去游街的，安步当车还是创举，这也是迎合大众的心理，所谓民主，这也是一招。
春秋岁月华府友人
华府友人
对一个年轻的单身妇女，在华府谋生住家，和异性朋友建立友谊并不困难，但是要与同性保持良好关系，则非易事，这或许因为女人天性善妒使然，她们视其他具有吸引力的年轻妇女为劲敌，有时甚至觉得那是对自己的威胁，不过，我却很幸运地在这里赢得许多异性以及同性朋友的友谊。
我这一生有幸认识两位胡佛，两位都值得敬佩，一是已故美国总统胡佛、一是创办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当我初到华盛顿认识他们时，两位都已进入生命的暮年。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是外子陈纳德的挚友，他喜欢和我谈亚洲方面的问题，他的秘书海伦·戈蒂追随他逾40年，由她为我们安排见面时间。
我常到胡佛办公室去看他，和他谈亚洲问题，他好奇心极大，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我知道他晚年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但他自己也知道来日无多，他常把使他烦恼忧心的事情讲给我听。
当1968年总统大选，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电话遭人窃听时，我跑去见他，当面问是不是真有其事。他好像很苦恼地对我说：“没人窃听你的电话，如果有的话，也不是我下的命令。”这答复分明话中有话，难道他是在暗示命令来自他的上级？他一定知道其中原委，可是不能告诉我，如果他真是不加分辨地听命于上级，窃听我的电话，这无疑是他判断能力上的一个污点，但是我总相信胡佛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尊重我的人格。
选举结束后，我还是常去看他，可是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1976年调查联邦调查局部分活动期间，报上提到此一窃听疑案，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约翰逊总统直接下令，有的说是司法部长蓝姆西·克拉克的意思，我也曾想查个水落石出，可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似乎大家都极力规避这个问题。
一言以蔽之，他们心中有鬼。
我再与胡佛见面是1969年。那时大选已经结束，胡佛和尼克松的手下闹得很不愉快，米契尔下面有些人想要请他下台，可是胡佛并不傻，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没有哪个敢碰他。
1973年，胡佛在家里于睡梦中去世，从那时起，联邦调查局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
另一位是胡佛总统。
外子去世不久，我接到胡佛总统自纽约打来的电话，要我去看他，后来我从他朋友口中得知，他因为重听，平常很少打电话给别人。我们约好12月我去看他，一天下午，我从华府飞到纽约，在他华尔道夫大酒店寓所共进下午茶。华尔道夫三十一楼，三十一A号是胡佛总统的办公室兼寓所。
当我抵达时，首先迎向我的是他的私人秘书米勒小姐，米勒小姐是个很诚恳的人，我们后来成为朋友。在客厅，我见到了胡佛总统，他第一句话就是对外子的去世表示悼念，说陈纳德是他的好朋友，但最令我感动的是他问我过得好不好，需不需要他帮忙，要不要帮我找份工作等等。我听了真有说不出的感激，彼时我虽然已在乔治城有一份工作，他还是说：“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一定要来找我。”
胡佛总统与中国渊源颇深，早在1899年，他就到中国，以工程师的身份在大陆前后待了3年，他告诉我他亲身经历过义和团运动，他们夫妇在中国这段期间非常愉快，并且爱上著名的青花瓷，日后拥有不少这方面的珍藏。他去世后这份珍宝转赠与加州斯坦福大学。
那次拜访后，我们时有住返，只要我去纽约，一定去看他，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4年10月20日他逝世为止。
他的丧礼是在家乡爱荷华州西湾举行，应邀参加的只有至亲好友，他家人知道我们的交情，特电报邀我参加，不数年，当地的胡佛图书馆竣工，我再度应邀参加落成典礼。
1969年1月20日，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就职，身为就职委员会高级委员之一，我应邀参加在不同的饭店举行的7个盛大庆祝舞会。我的舞伴是威斯康辛州州长华伦·诺尔斯，诺尔斯州长与妻子离异将近一年，我们有时聚一聚，就谣言满天飞，我们只好尽量躲开记者的耳目，但那并非易事。
七个就职舞会分别在“五月花”、“喜来登公园”、“希尔顿”、“柯克兰艺术馆”、“史密生博物馆”、“史戴特勒酒店”和“美利坚酒店”七处举行。当尼克松总统一家前来向观众致谢时，米契尔和妻子玛莎分任男女主人，就站在舞池中央的台子上。米契尔看见我和诺尔斯州长，招呼我们上台，他对诺尔斯说：“我能否和安娜单独谈一会儿，有点私事。”然后他对我说：“尼克松总统对你非常之感激。”
就职典礼之后不久，伦敦《泰晤士报》出版了一本关于1968年大选的书，其中有一章描述共和党如何利用陈香梅，影响越南政府迟迟不参加巴黎和谈，因为这个缘故，共和党始克获胜，这不失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事实上，共和党也曾加以否认，可是新闻界始终没有采用共和党的否认声明。
《芝加哥论坛报》罗伯特·麦考米克的遗孀玛莉莲是我的好朋友。丈夫死后，她移居华盛顿，起初在R街买了幢房子，经常宾客盈门，热闹非常，那是60年代初期。后来她买下麻萨诸塞大道2501号旧日本大使馆，我们相处甚欢，自1960－－1972年她迁回芝加哥这段期间，常有往还。
玛莉莲很喜欢狗，她有一条名叫“小情人”的拳师狗，还有两三条非常讨人喜欢的北京狗。她女儿有年圣诞节送她一只长尾鹦鹉，她替它取了个“山姆”的名字。司机、厨子、女仆、秘书、狗、鸟，加在一起，玛莉莲家人口还真不少，她为人爽朗大方，很得人缘，参加她宴会的多半是华府权贵之士。
她心直口快。不论远近，人人都知道她和已故的麦考米克上校——大家都这样称他——是死硬派的共和党员。1952年，麦考米克上校支持塔夫脱竞选总统，因为他觉得艾森豪威尔太过倾向“自由派”。不过，玛莉莲对尼克松始终缺乏好感，1968年，她支持共和党，可是不赞成推选尼克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她常对我说：“你不能信任那家伙！”
麦考米克太太也是已故华府著名女主人柏儿·梅丝塔的好朋友，我第一次认识梅丝塔，就是在玛莉莲的晚宴上，梅丝塔很想知道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打算在华府做什么。当我告诉她我在乔治城大学工作时，她说：“像你这般年轻貌美，若是有意再婚，就该到别的地方去闯，可是如果你想做点事，应该留下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她的忠告，后来几年，我用同样的活劝告过许多年轻朋友。
初到华府时，如果没有许多朋友的友谊和支持，我大概不会有今天，特别是空军里的朋友给我的帮助。
另一对朋友是卡杜里夫妇（Dr。￡Mrs。Majid Khadduri），两人都是见重于士林的中东问题专家，卡杜里太太和我对跳舞有同好，常在一起玩。1973年她不幸去世，死时年纪尚轻，令人惋惜。卡杜里博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执教，已经出版了20多本关于中东问题的书籍。
大卫·李后来和楚蒂·鲍尔（Mts。Trudie Ball）合开餐馆，“帝后饭店”（Empress Restaurant ）由是诞生。现在我们有大卫·李的“帝后饭店”，又有楚蒂·鲍尔的“帝后饭店”，两家菜肴不分轩轾。
杰克和我也拥有“帝后饭店”一小部分股份。
1963年我开始公开演讲有关亚洲问题，柯斯顿·列是我的经纪人。
1968、1969年间，美国各大报几乎不约而同地抨击越南问题，指我是越战中的鹰派。安德森在写关于越南的专栏，或涉及有关越南的传言时，偶尔会先来问问我的意见，查证一下，我记得当战俘问题成为大家激烈争辩的问题时，杰克·安德森写了一篇关于战俘家属的专栏，文章刊出之后，本地战俘家属团体的会长噙着泪水来找我，说那篇文章报道不实。我打电话给安德森，告诉他这种情形，他立刻请我陪那位战俘的妻子去他那里，好坐下来，大家谈一谈。几天后，他的另一篇专栏出现在报端，对自己先前的论点做了一番修正，战俘及其家属因此获得一点公正的报道。这件事情显示，在这个民主社会中，我们可有不同意见的权利，可是大家都应该平心静气地有容纳别人意见的雅量。
另一个对我不错的记者是玛克芯·齐歇尔，她虽然希望采访到我的社交新闻，可是从不和其他记者一样，乱打高空，凭想象力写文章，她能在《华盛顿邮报》有一番作为，我为她高兴。
当莎莉·奎恩初次为《华盛顿邮报》写文章时，我立刻注意到她在文学方面的天份，她是少数几位我认为具有十足潜力的女记者，她写作的风格能使读者感到趣味盎然，不管你对她的看法是否伺意，总是读得津津有味。莎莉·奎恩决定留在报社，不愿去电视上做个明星，这点我觉得是对的。
雅曼达·狄克森最初在《华盛顿明星报》开始写专栏时，很吃了一番苦头，她有次对我说，在这个人吃人的世界里，也许她不像其他人那样会张牙舞爪。或许是出于人类的天性，人们似乎能从阅读别人的不幸当中，而获得乐趣。雅曼达·狄克森的丈夫乔治也是一位很有风格的专栏作家，生前有很多朋友。
我自己喜欢小型聚会，晚宴人数在8～12之间，至多不超过14人，周末看完戏后的宴会多半很有趣。每次参加鸡尾酒会，看来看去也就是那几张熟面孔，大家嘴里动着，可是没有人真正在听别人讲些什么话，实在无聊。然而话又说回来，这也许就是华府生活的一部分。有件事例值得一提，那就是政界人士很少举行宴会，有些人甚至从来没有做过主人，他们只出席别人的宴会，吃别人的，喝别人的，最气人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觉得他们来你宴会中露露脸，是给你面子。这些人我少惹，他们是不该被请的。
多年来，我的宴会一直遵守一个原则，即酒会最久不过一个小时，太迟来的客人也不候。我通常在晚餐后放点音乐，增加气氛，我始终觉得让那些准时到会的客人等上个一二小时，是不公平的、至于有些参众议员为公务耽搁，我通常建议他们的夫人先来，我们先坐下来吃着等，绝不久等。
晚餐后来点音乐可以便气氛更加轻松，如果客人之中有人想在饭后高歌一曲，或是跳跳舞，尽可以留下来，有事想先走一步，也毫不受拘束。这是一道经验之谈。
一次一位记者访问我使晚宴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我回答：“当女主人和客人玩得一样尽兴，这晚宴就是成功的。”倘若客人谈来谈去，就是风湿、背痛，再不就是儿女问题，那宴会也就该结束了。
参议员约翰·陶尔夫妇是我在华盛顿的好友。露·陶尔在我办公室工作过一年，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