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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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我感激得流下泪来。我知道他家中富裕，但我们只有两面之缘，怎么可能谈这么长远的计划呢。
我说：“毕尔，未来是如此渺茫，有谁能预言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没有回答，他用长吻对住了我的双唇。我还是第一次被一位男性亲吻，这一吻终身难忘。
九月中旬我开始到大学上课，他也忙着和他的好友、同学准备各种到重庆的事项，可是他无论多忙，总设法到学校来看我，他已成为常客，修女们对他很客气，而且他时常带些鲜果和巧克力糖等送给修女，又给女工赏钱，大家对他都很欢迎。
有一天他问我：“我想带你到我家里看看我的父母，我离去后有什么需要可以去找两位老人家。”他想得多周到，我心中充满了感激，此外他又介绍另一位好友冯君让我认识，也是他的同学，人很厚道。有时我们三人一同到浅水湾消遣。
大姐的男友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医生，也是大企业家的独子，他拚命追求大姐，常常送她贵重礼物，但大姐以事业为重，对他若即若离。毕君有时建议找他们一起去跳舞、看剧、听音乐会。两三个月下来毕君已和我无所不谈，他关心我的学业，更担心我留在香港不安全。这事我的父亲看法也一样，我们买了船票，准备乘船到旧金山投奔父亲和继母，我虽有一百个不愿意，但父命难违，大概我和毕君要暂时离别了。
秋天的10月和11月，香港暑天已过，气候转凉。我在大学的课多半是在下午，我上午时间准备功课，多半在港大的图书馆。下午上完课毕君就来接我出去吃小馆子或是去看电影、看话剧。上海、北京相继沦陷后，当时许多有名的舞台演员都到香港献艺了，毕君虽是工程师，他和许多习工科的人一样，喜欢音乐。我则喜欢看话剧，因为话剧的故事多半是我读过的名著改编。当然我们也不能每天见面，因为我的功课很忙，而他除了要办些公事和私事之外，还得找些时间来陪伴双亲。我的女同学有一天对我开玩笑说：“大哥怪我把毕尔介绍给你，他说毕尔整天和你在一起，连和大哥见面的时间都没有了，你们两人是不是在闹恋爱呀，你可小心点啊，大哥说不少女同学都在追求这位潇洒而又多金的大少爷呢。”
那些话我怎听得进去，我相信毕君只爱我一人，虽然我们是一见钟情，但我想我会爱他，直到永远。
我告诉了毕君我的身世、处境，他同情我、鼓励我。他对中国充满了希望，但他也知道战事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他告诉我内地已不断喊着“长期抗战到底”的口号。他似乎对于当时局势很清楚。我也和他谈到是否该到美国去依靠父亲和继母的问题，我对父女之情不深，有美国回来的亲戚告诉我继母是一位名医，长相不好，而且很凶，但很能干，我心中悸悸然。
我又告诉毕君我若留在香港或到内地去读大学，我想都不会成为大问题，我可以拿到奖学金，而且还可以找一份家教工作，如此我就可以开始自立了，也不需要靠父亲了。我真的不想去应付那位素未谋面的继母，一定是她影响父亲连妻子父亲曾来电告诉我们姊妹们说，抗战时期外交部不准请假，大姐和父亲较接近，她相信这谎言，但我不相信，我虽年幼，我也知道中国政府不至如此荒唐，连妻子的丧事都不准官员请假去办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久久未能原谅父亲，更何况当年廖家大富大贵，北京大宅前车水马龙的时代，父亲得了多少外祖父母的提携；我提到母亲病危和身后事就禁不住眼泪潸潸而下。毕君常安慰我，他对我说要尽量照顾我，但他认为该让妹妹们去美国投靠父亲，因为她们年纪太小他的态度已表明白了，我太年轻，我该怎办？何去何从？
我只知道一天见不到他我就心烦，这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吧。
一切计划都因珍珠港事变而全部变卦。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12月8日本军机来袭香港，改变了我们两人以后的一切。相见相爱是缘分，未能有始有终是命运。
1941年12月初，毕君接到重庆的电话催促他去上班，他也回了电话告诉有关部门他在12月底一定报到。我们姐妹6人订了美国总统邮船公司的船票，启程日期是12月27日。毕君说要等到我们都上了船他才能安心离港。12月了，大家都该走了，而我还是犹豫不决。毕君当然希望我到重庆升学，不要到美国去。这是大事，不能由他决定，但他买了三张到重庆的机票，他和他的同学每人一张，另一张是我的。机票很难买到，但他为我准备好了，船票、机票任我选择，鱼与熊掌，我该如何取舍。
命运之神替我们解决了一切，根本没有再选择的余地与机会。星期日的下午我和毕君在校院内又谈到去重庆还是去美国的问题。那天大姐因为医院有了周末假期，回到学校的宿舍来，她也和毕君熟悉了，而且也很喜欢他。大姐知道我心事重重，但她劝我去美国，不赞成我去重庆，她认为把我一个留在中国实在不放心，因为我太年轻，又太无知，也许还有点感情用事。大姐私下对我说，“你跟着他去重庆，你还没有选择好哪所大学，你住到那儿，假如他被调到别的地方工作，有谁来照顾你。”大姐说得对，那我就留在香港吧，反正学校会照顾学生，那我暂时就继续到岭南大学上课。
毕君不赞成我留在香港，他说香港安全大有问题，他肯定日本迟早会向英美宣战。他说：“你若留在香港，我不放心，这儿迟早会有战争，太危险了。你若不去重庆，我宁愿你到美国去，那儿至少比较安全。”
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战局如此紧张，我说：“在香港很好嘛，你也可以来看我。”
毕君摇摇头，他说：“我大概不可能再回香港了，”我大吃一惊问他：“你说什么？你怎么会不回香港？难道你不要回来探望你的爸爸妈妈？”我没有说还有我。我是第一次听他说不打算回香港。
他用手绢替我抹眼泪说：“你不要哭，我因为爱你才宁愿和你暂别，我的父母不愿离开香港，因为父亲在照顾他的店铺，这是他的家，你留在香港是最坏的选择，我不能让你这样做。”
我说：“你不是也为我而留在香港了吗？”
他说：“安娜，你该知道我这是暂时的，我12月一定要走了。”
我没话说，心中很乱。
大姐和毕君都离去了。
那是星期天，12月7日，我和妹妹们走到饭堂吃晚餐。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是我们在饭堂内吃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12月8日（珍珠港与香港有时差，美国时间是12月7日），日本同时对英美宣战，谁也走不了了。战争替我也替毕君作了最后、也是最坏的决定。
从香港被炸开始，直到英军投降前后近三个星期我没有见到毕君。一切电话都不通，我想他，他也担心我，但彼此暂时失去了联络。虽然住在校内，我们也听到不少惊心动魄的谣言，不少人已开始逃难，但只可以偷偷地走，因为日军驻守着每一个出口。
毕君没有消息，大姐也没有消息。我真是担心。
学校停课了，我们更不敢随便到外面去，从宿舍的窗口外望到处都是日本兵，其中也有不少印度阿差（香港人语，香港在英人统治下，有不少警察都是印度人，现在他们是替日本人做走狗了）和替日人翻译的汉奸。我知道整个市面在戒严，我也知道日军在抓壮丁，听说年轻力壮的男子都要去一些指定地点报到，不准离境。毕君该算是年轻力壮的男子，是否已被日人带走？我禁不住胡思乱想。
为了打发时间，我整日看书，《红楼梦》、《聊斋》、《金瓶梅》、《浮生六记》、《古文观止》，又读了不少英文名著，如英译的俄国名著《战争与和平》，法国名作家莫泊桑的著作也是那时开始欣赏，我最喜欢他的短篇小说，比如《项链》和《一把梳子》的故事真是太动人了。张恨水的小说如《京华春梦》、《再生缘》等也都看了。我还写了日记，可惜逃难时这些日记本都不能带，失落了。
我曾提及当时在校中的伙食，是豆子、粗米饭和包心菜，莱心大概由日人自己做了泡菜了。这些东西我现在都不再想吃，豆子和包心菜我见到都恶心。试想一连6个月、半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吃这些来饱肚，怎不想吐。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影响了我终身的习惯——水。
江河之水可以泛滥土地、淹没房屋、淹死人，但人不可以一日无水。在沙漠地区旅行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带着一瓶水，这比钻石黄金都更可贵。日本人大肆轰炸香港时我们水源断绝，还好校内有口井，不然我们不被炸死也会因无水喝而死。
饥可忍，渴不可忍，在我家中有手电筒、洋蜡以防万一停电；有盛水的缸，以防万一没水。
除夕前一天，女工到外面买到了几斤猪肉和一些菠菜，还有香肠，慈心的米铺老板还给了她两包白米，说是让学生们也过个年，这些景况不是身历其境是无法想像的。
毕君终于来了，这是我最大的喜悦，没水、没电、没饭吃都不是大事，我的心中人无恙，见到他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没有被炸死、炸伤，没有被日人抓去。
唉，我们分离不到一个月，但忧如隔世。我在10多岁的青春岁月中，就尝过与相爱的人生离死别这病心滋味了。母亲去世是死别，和毕君那一阵子也可以说是生离吧，以后的日子里就是因为继续的生离，使我们无法不说再见。
毕君的住家在香港的铜锣湾，而我们的学校也在同一地区，但这地区相当大，日本人分域控制，他数次想办法到学校来看我，都被巡逻阻止了，我也曾请工友试着到他家里去看个究竟，但也因戒严令而无法通过。
修女们经过这场战争，对于我们的监视也比较放松了一点－－她们让我和毕君单独在会客室交谈。
“你是怎么通过那闸口的？”我问他。“我送了一支钢笔。”
他答道。他告诉我家人都平安，又告诉我日本已炸了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美日已正式宣战了。他又说日本和美国作战对中国战场会有利，现在情势大有改变，美国可以正式协助中国抗日了。在香港我们也知道南京大屠杀和上海大轰炸的惨案，还有些将士死守阵地、壮烈牺牲的事迹。但香港的中英文报纸对欧洲战场的战事报道较多，中国的战事没有太多的报道；还好有爱护我们的老师们常常为我们灌输一些国事常识，以补不足。
“我们真的要想办法离开香港了。”他握着我的手，我望着他。我们如何出走，我如何到内地继续学业，一切都得靠他来安排了。我说：“大姐还没有消息，她从医院回来，我们就好商量了。”他说：“希望她那儿没事。”我们又担心大姐了。
还好，过了约一周，大姐也和我们联络上了。她和一位护士一同从圣母玛利亚医院步行到圣保禄女中，她们两人从早上出发，到了中午才和我们相见。那位大姐的同事是印度人，在香港长大，说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我们留她在宿舍休息一下，和我们一同吃中饭，吃的仍是红豆粥。女工给加了一道菜，说庆祝大姐平安归来。她又给每人一个烤白薯，还有一点自糖，那是难得的甜食。
大姐告诉我医院里住满了病人，还有许多伤兵。医药短缺，医生和护士们都不眠不休地在照顾病人，她又说医院没有被日军接收，但每一层楼都有日本人在监视，还有几位日本医生和护士，他们是英军投降后才出现的，或许这些日本人早已来到香港，不过没有表明身份。后来我们才知道不少日本人在香港都是以经商为名，是在香港做各种地下工作的；英军一投降，他们就公开表明身份，而且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
大姐又说日本人很凶恶又野蛮，粗声大气地骂人，女护士们不敢一人独行，晚上有机会休息时都是集中在一起，以此相互保护，或许他们得到上级的命令，不敢对女护士强暴，因为香港需要护士和医生。
那位印度护士对我们说日本军官已一再宣布他们攻击香港是解放亚洲的殖民地，他们是对英国直战，在香港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不是他们的敌人，被送去集中营的是英国人，他们是战犯，是俘虏。那位印度护士又说她和她的家人不打算离开香港。她的父母离开印度到香港来就是因为印度的生活太苦，非常贫困，又常受英国人的欺侮。她说：“日本人不会比英国人更坏。”我没有答话，我自小即对殖民地这个名词憎厌，英国人、日本人在中国都横行无道。我还记得“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我们姊妹随着父母逃到天津避难的情景，后来中国政府正式割让了东北给日本，我们才得回到北京。我那时年纪虽小，但印象却深刻。在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上，我永远忘不了日本宪兵那种傲慢、凶恶而又蛮横的脸孔和态度。我没有时间和心情与那位印度护士辩论，我该感谢她伴同大姐安全地回到校舍，使我们虽在忧患中仍得重聚在一起。
忧患中，寒冷的2月到来，是农历的冬至吧。太平岁月中，香港人是随俗过农历年的。我记得母亲在世时，我们逢年关家中就开始热闹起来，佣人们忙着做年糕、千堆（是油炸的糯米做的甜点心，像个圆球，可以摆放很久）、萝卜糕，又准备了各种糖果、瓜子、还有很多莲子。百果盒中都是些好吃的小东西。年夜前各家各户都互相送札，由女佣人担着礼盒送年礼；当然客人不会全部收下，只收取一些以表谢意，然后又得把一份红包（内有礼金）放在礼盒内，又得给来人赏钱（广东人曰“利是”），再请来人多谢主人，皆大欢喜。这样你来我往，从腊月中开始，直到除夕。
除夕前我最喜欢和母亲一同去逛花市。为了图个来年大吉大利，家中要有串钟花（取其长久之意）、要有小桔子树（取其大古大利之急），还有水仙，水仙是吉祥的植物，放在云石盘中别有一种幽香之气。
毕君家中富有，又是长子，他在交通大学毕业后，当然可以去美国留学，但他没有去。他的弟弟大学毕业后投效中国空军，参加抗战行列。这些都可以代表第二次大战的热血青年。华君之弟后来在空军战役中牺牲了。我和毕君相识时还不知道他有一弟己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员，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讨论如何离港入内地大后方读书和工作时才谈起，而且也是非常偶然的。
我曾提及大姐在香港认识了一位医生，他是马来西亚的华裔，他不懂中文，但会说广东活。父亲是吉隆坡的富户，有几处大橡胶园。他出入有汽车，在香港还有一栋华丽的房子在半山上。他对大姐很好，我们觉得他为人和善，很风趣，常常爱说笑话，当我们伤心失意时，尤其是丧母之后，他常常想尽各种方法逗我们开心。他也会在假日驾着他的敞篷汽车带我们去浅水湾、深水湾兜风。我想他很爱大姐，但大姐对他有点若即若离。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一天这位医生来到宿舍看望大姐，他仍继续在医院工作，跟着毕君和他的同事，还有同事的妹妹，也是我的同学一起来了。这两位兄妹我也该给他们一个姓名了，男的是邱有耐，女的是邱慕华。那位医生姓杨，我们就称他杨医生吧。
大伙儿坐在宿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