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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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凝望石碑，慢条斯理地说：“张良是个明辨是非，通晓事理的人，完全知道神仙虚幻。他这样做正是他的聪明智慧所在。因为在那样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下，他明白，在功勋和名位之间，为人臣于是难于长久立足的。果然，打天下功劳最大的3个人，韩信被杀，萧何被拘，只有张良把荣誉利禄抛于脑后作了‘神仙’。他采取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是客观形势、环境等各种原因决定的……”
望着周恩来深沉睿智的面孔，听着他低沉悠缓的讲述，我简直就像面对了悠久的中国历史，面对了古老的民族文化，感到神秘、深奥、博大，感到至圣至伟，可望不可即。比如“师爷”，以我当时的文化水平怎么可能理解呢？直到几十年后，知道了、“无绍不成衙”，才渐渐明白，那古老的民族文化中就包含了绍兴文化。
周恩来的祖籍并非苏北淮安，尽管他出生在那座古城。他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在鲁迅逝世2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曾说：“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绍兴的著名的大家族。到了周恩来的祖父一辈时，他这一支家族才离开绍兴，迁居淮安。这次迁居便与绍兴文化有关；
在绍兴，除体力劳动者外，中上层比较多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当时知识分子的出路是应科举，绍兴的文化人却不然，很少去应科举，大批地去当师爷。师爷不是官职，在任何衙门里也不是一把手，不是二把手，但解决问题办事情还是靠他，他是事实上的二把手。他们明智干练，勤恳谨慎，审时度势，善于解决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久而久之，绍兴人当师爷出了名，以致人们把师爷不叫师爷，叫“绍兴师爷”；县官一般都要仰仗绍兴师爷，便有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便是因为到淮安当师爷而举家迁移。周思来的外祖父万青选也是师爷出身。他们的精明、干练、谨慎、果敢乃至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对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都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留坝县苗台子镇参观张良庙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也不真正理解周思来讲述张良。后来跟随他久了，多次听他讲“我不是帅才”，在中央的会议上讲，下来也讲过，才使我联系起来想到了参观张良庙。他讲张良的故事，张良也不是帅才，他是最优秀的军师。
从山上下来，又看了传说中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遗址。周恩来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那段故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到南郑，许多人都逃跑了。韩信由于怀才不遇，不得志，也逃跑了。萧何听说之后，连夜去追。有人以为萧何是逃跑了，就报告刘邦。刘邦大发雷霆，像被人砍掉左膀右臂一样。过了两天，萧何回来了。刘邦喜极怒极，问：“你为什么逃跑呀？”萧何说：“我哪敢逃跑呀？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去了。”刘邦问：“你追的人是谁？”萧何说：“韩信。”‘刘邦立刻拍桌子：“大将跑了几十个，没见你追，你说你追韩信；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萧何笑道：“那些大将很容易得到，天下多得是，而像韩信这样的人，失去这一个，天下就没有第二个了。大王你要是想一辈子蹲在汉中，那就用不着留韩信；你要是想争天下，那就非韩信不可，除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为你图谋这个大业了。”刘邦信任萧何，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统领全军，果然打败了项羽。
周思来说：“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他当宰相，经营关中作他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涂地，一败就亡，原因之一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就是有，他也发现不了。发现了，也不肯用，留不住。所以他经不起失败。”
这一次怀古，周恩来详细讲了张良、萧何辅助刘邦兴汉的历史，而后说：“张良、萧何都是有很大的本领，没有他们兴不了汉。他们知道这一点，刘邦也知道这一点。同时他们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过人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短处。张良和萧何都不是帅才，张良给刘邦说太公兵法，刘邦一听就明，常用其策。张良给别人讲就不灵，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跟着刘邦不走了。他就懂得，跟别人发挥不了他的才能智慧，只有跟着刘邦才能得到发挥，相辅相成，成就一番大事业。他作了一个手势，表示从古推至今：“中国的历史，总是少不了张良、萧何这样的英雄人物。今后也需要这样的人。”
仿佛是证明这个说法，路经成都，我们在春熙路成都旅馆住了3天。成都名胜古迹很多，周恩来只带我们去看了诸葛亮的武侯祠。他从“隆中对”讲到“出师表”，说诸葛亮有思想，出山前就料定三分天下，并制订了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计划，最可贵的是，他为此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看过词内的“三绝碑”，来到殿外，仰望古柏葱郁，环顾青瓦红墙，又显出那种无限感慨的神情，念了句诗。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杜甫的《蜀相》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记得他讲了诸葛亮“和吴”——建立统一战线；“和夷”——、搞好民族团结；“明法”——实行法治；“治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但讲得最多最动感情的还是“正身”。说诸葛亮一生虚心纳谏，清正廉明，不增殖私产。他上表公布财产，说明一家已经可以温饱，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并说明：“臣死以后，如查出有多余的财物；那就是对不起国家。”
当时武侯洞里游人很多，拥挤得不便久留长谈，在嘈杂声中也无法谈话，周思来朝诸葛亮殿中的武侯贴金塑像投去最后的深深一瞥，带领我们近百人离开了。
路上，他看看我们走在他身边的人，说：“这么多人来参观，说明了什么？诸葛亮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给他立庙，因为限于当时的礼制，不得允许。不立庙老百姓就在街巷家中为他私把。直到蜀汉灭亡那年，阿斗才允许给他在沔阳立庙，禁止其他私祀。可见诸葛亮是有益于人民，深得民心的。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优秀政治家都能做到这一点，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这时，他的两眼亮起来，一闪一闪地，充满了一种自信和激情：“我们现在要比他做得好，我们在全国执政后要做得更比他好。”
周恩来逝世后，没留任何私产，他也确实没有，甚至连遗体也留言让交医学解剖，然后火化，骨灰也不留。不许人们给他“立庙”——建纪念馆堂或保留故居。他确实方方面面都比诸葛亮做得好，何止高出百倍？所以人们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他，上街悼念他，回家也悼念他，亿万人民有口皆碑。
国内外不断有人把周恩来比作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杰出最贤良的宰相。每逢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便想起了从延安到重庆那风尘仆仆，万里颠簸的一路。毛泽东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周恩来不感怀。秦、汉、唐，历代盛朝的皇帝他不看，他只看了张良、萧何、诸葛亮。当时我们跟随他一路而行的3卡车100多人，谁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这其中的无限含义，即便今天仍无法全部说清阐明。
但其中一条简单的事实我是肯定的：周思来坚信革命的成功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预见，并且勇敢、自信、明智地为自己选定了位置。说这个话时，我不能不联想到5年后，就是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同志遇难时的一幕。后面我在周思来的4次痛哭里将讲述那个过程。当“4．8”遇难的电报打来时，周思来为叶挺、王若飞、邓发、秦邦宪等烈士痛哭失声，曾讲：“……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恩来比斯大林、米高扬更早看出自己能够担任总理。
我看到尼克松所著《领袖们》的中文版，里面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思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
尼克松难以赞同田中角荣的话，我们国内却有人赞同，甚至更夸大其词。什么原因呢？
非“同志关系”的人这样讲不足为怪，“同志”中有人这样讲，其中大约有3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有些好心人，对总理感情深的人帮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是公认，于是，出于热爱便有人总想把总理摘出来。总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断，以为对党和国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好心人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根据”，硬要把总理的深信和拥护说成违心，把赞同说成屈从，把尊重说成让步。这样做的结果，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其实是摘不掉的，反而把总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则和勇气的人，这就从人品上损害了总理。岂不是适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历史的人，最终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个人迷信，把天下功劳都归于毛泽东，错了。此后功劳是大家，错误全推在毛泽东身上，又错了。为什么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讲点实事求是的真话呢？“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段时间，没听说有几个人反对，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不少人被打倒了还真心喊万岁呢。各省市自治区的问题都是总理主持处理的，要说错了，总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首先站出来承担责任。生前全党就一致公认，他是最富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从不推诱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政治上浅薄的“中才之人”，清谈之士，喜欢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他们一件事也干不成，但没有一件事不会发议论。“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周恩来逐渐看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到后期，他对毛泽东为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所采取的步骤与措施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图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于是，这些“中才之士”虽然从未进过政治游涡，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把总理的韬略说成不敢冒冲突的风险同毛泽东正面交锋，把顾全大局埋怨为不敢像彭德怀那样摔帽子骂娘，把坚强的党性和服从组织决议说成缺少独立和个性。
中国共产党能夺得天下，靠的是党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党员的“独立”“个性”。即便是错误，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否则就不能保证正确时的全党服从中央，就无法步调一致，就无法形成统：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审查干部时，再大的错误，只要是执行组织决议而非另搞一套，你就不能把帐算到他个人头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则后患无穷，党将失去统一的意志和力量。
5千年的历史证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难改变思想。跟他们共事容易建功立业。打天下的共产党人，或者是经天纬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识的“老粗”“下愚”，过去的八大军区司令没几个有文化，他们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团结奋斗，成就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却什么都知道一点，这种人难有自知之明，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气；清谈起来一个比一个“见解”多，干起来只会抱怨不会克服，任何事都难于同他们合作完成，特别是在危难时刻。正所谓“秀才闹事10年不成”，那是千古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第三种情况是，缺少一点理解。
有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当你信仰的东西与你民族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你首先选择什么？”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正因为这样，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时，周恩来能出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放一边，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周思来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后面的几章也将谈及。但他首先是中国人。“四人帮”批儒，批周公，其实就是批周恩来，这一点不假。过去二千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色。周恩来自小就熏陶于温文尔雅、谦恭有礼的儒学的氛围中，他的矛盾的性格中，必然有温和、谦恭、礼义的一面。在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也必然有顾全情义，有失锋锐；谦和有余，直言不足的一面。
其实毛泽东说他“政治上弱点”就是指此而言，并非指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政治上的信仰。
其实周恩来性格中的这一面，不仅是对毛泽东，对父母、亲友、同志都有表现。后面几章我将以事实证明。从大量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所有当事人都是歌颂怀念周恩来性格中的温和、谦恭、礼义的；为什么周恩来这一性格表现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时，我们就不能理解体谅了呢？这不公平不客观么！
没有谁能否定自己性格中的矛盾性、双重性。毛泽东也说他的性格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周恩来的性格当然也无例外地有着双重性。对于周思来的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宰相”，有人议论为“伟大的谦虚”，有人议论为“明哲保身”或“处世精明”。这些议论者为什么不想想，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7年，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从来不曾表现什么“伟大的谦虚”或“明哲保身”。即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风恶浪，他也不曾明哲保身地退出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敏感位置；即便面对“四人帮”那样不可一世的来头，他也没有表现丝毫伟大的谦虚，让张春桥或什么人去当总理或组阁。历史难道不是这样吗？
联系“绍兴师爷”、“张良庙”、“武侯祠”想想，周恩来是主动、自信、坚定、执著地作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自己不推委也无须谁去好心地帮助推诱。早在1940年他便预见预言到自己未来的位置，充分证明了他的自知知人之明，这种自知知人之明是建立在熟解我们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令我至今回思不止并为之感慨无穷的周恩来的第二个预见预言，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
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我想先纠正两个说法。
一种说法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坚决斗争，终于夺取了胜利。我认为不准确。我的体会是，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中，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说白了，是“天授”而非人力所能强求。
第二种说法是关于“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现在好象说成了：要不就是黑暗的国民党，要不就是光明的共产党。但是我的所历所闻，似乎不是这样，至少是概括得太简单了，离开了历史的真实。
作为副官，我跟随周恩来左右，经历了他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全过程。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和他代表的共产党，首先争取的中国之第一种命运，既不是黑暗的国民党，也不是光明的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