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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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1982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
　　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造反的大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思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思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思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
　　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妻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慰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
　　正因为邓颖超能够摆正关系，保持独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必要时，周思来敢于放心地托付邓颖超一些事。比如他的办公室门上的钥匙和保险柜上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兜里，睡觉压枕下，起床时马上又装兜。邓颖超没有这两把钥匙。但是，一旦周恩来要出国，这两把钥匙交别人不放心或不合适，他只交邓颖超保管。他相信邓颖超会像接受保密任务一样把钥匙珍藏起来，不会暗去开门开柜。
　　记得有次出国访问，到机场时，周恩来想起钥匙还在兜里，忙装入牛皮纸信封，封死后，交机要人员送邓颖超保管。周恩来出访回来，与邓颖超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邓颖超交还那个封有两把钥匙的信封。
　　周恩来笑着说：“嗅，你连信封也不打开检查一下？”
　　邓颖超说：“你怎么交给我，我怎么还给你。”
　　周恩来笑得更欢了，说：“我忘了告诉机要一声，这信封里还有我写给你的一个便条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江青是不该问的到处问，不该看的想方设法要看到，为此跟机要秘书闹过脾气。与邓颖超比较起来，他们最后命运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在于自身吗？
　　志同道合未必能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础。加深这种感情并使之持久，毕竟还须双方的努力。周恩来属于妻子的时间很少很少，但他会温柔，善体贴，懂关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给予妻子最大的满足，这无疑是他们夫妻之间关系亲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客人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欢朋友同事一道聚餐。到钟点了，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
　　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刚实行薪金制时，总理留客习惯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这本是家常话，并没什么不对。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些人到一起喜欢开玩笑，有事没多找点玩笑话气氛才显亲热。大家互相讲玩笑话，便有人说：“我们到总理这儿来就像一群敲竹杠的。”
　　周恩来笑着说：“敲敲好么，我愿意请客。”
　　邓颖超就在一旁笑着说：“怎么老是说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工资？你们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一算。”
　　这是夫妻间常开的玩笑话，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是夫妻一体，在钱上是不分你我的。寻常百姓家也常有这种玩笑话，说完就完了。
　　但是总理心细心秀，从玩笑话中想到更多内容。
　　一般妻子都希望丈夫有作为。女人爱男人首先往往是看这个男人是否有理想、抱负、追求，能否自强奋斗不息。庸庸碌碌的男人是最不招女人爱的。但是，一旦男人作出成就，女人是希望得到男人的理解和承认。这就像我们现在一首歌中所唱的：“军功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总理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邓大姐也是妇女中出类拔萃的，虽然他们所处的位置都是令人敬仰的，但作为夫妻，情感上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邓大姐一句玩笑话过后，别人都忘了，总理却没有忘，当真让我和管理员算算帐。
　　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过去总算流水帐，却没算过这笔“夫妻帐”。我说：“大姐开玩笑呢，何必当真？”
　　总理笑得蹊跷，悄声说：“大姐说的是实话，我心里有数，请客其实都是花她的钱。所以我才要你们算出来。”
　　邓大姐亲属极少，只有一个侄子，也从未找大姐要求什么帮助。总理亲属多，每月固定拿出100元帮助这些亲属，其他临时性的援助还不少，包括接济来北京看病的周家亲属，包括婚丧之类大事，邓大姐从不让总理操心，都是主动解囊相助。她对我们说：“这样可以解除总理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减轻社会负担。不要让他们麻烦政府或向单位申请补助……”
　　所有这些情况，总理心中都是有数的。但他还是让我们算了一次帐。
　　一个月的帐算下来，总理的工资扣除各种开销，所剩无几。总理特意和大姐一道看帐，然后慨叹说：“哎呀，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开销全靠大姐垫着呢。”
　　大姐嘴角漾出柔和的发自心底的一层浅笑。
　　从此，总理仍然喜欢请客。如果他不请客或少请客了，大姐肯定会不安，那就见外了。总理一如既往，只是改了一句话，“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这样一来，夫妻一体，大姐更高兴，感情也更深更融洽了。
　　周恩来深明夫妻生活不能流水帐，那样的生活越长越消磨感情，整天厮守也守不住，反而会破裂，会死亡。
　　周恩来善于用忙里抽闲的一点时间，给夫妻生活带来新鲜和乐趣。有时甚至搞点孩子式的恶作剧，这种小小的恶作剧确实能起到活跃夫妻生活，带来大乐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次周恩来在新6所办了一夜公，天亮时走出楼门，轻轻地发出惊喜之声：“噢，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轻盈飘忽地铺盖了大地，柔软得令人不忍践踏。对于连续工作了24小时的周恩来，需要的应该是睡眠。但是。鲜冷的空气驱走了困倦，柔软的雪花引发人情思绵绵。他面对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对我们吩咐道：“给大姐打个电话，请她来一下，我有事情要跟她说。”
　　可能总理想起了什么重要工作？我们赶忙往家联系，邓颖超估计是有急事，匆匆赶来新6所。
　　“什么事呀？恩来。”邓颖超进门就问。
　　周恩来已经穿上他那件海军呢大衣，一边往出走一边说：“出去说，我们边走边说。”
　　邓颖超对这个提议很满意，因为她有个嗜好，喜爱雪，喜欢欣赏雪景。新6所里的6栋小楼造型精巧雅致，满院草木丛茂；春天花开烂漫时自然贪心悦目，冬天赏雪也是相当诱人的。
　　薄薄一层积雪在脚下发出一种似有似无，扑朔迷离的声息，这种轻盈的声音很容易使人陶醉，使人神思悠悠。怕破坏这种感人的宁静气氛，所以走了一段路没人作声，而邓颖超已经情不自禁地与周恩来越走越近，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挨近身体，融入一致的步伐和节奏之中。
　　“到底是什么事呀？”邓颖超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柔似流水。
　　“请你来踏雪。”
　　“啊？我以为你有什么大事……”邓颖超的声音由高转低，最后几个字讲得已近乎喃喃，那抱怨嗔怪中分明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和感动。因为周恩来已经接上话：“这事也不算小呀，你是喜欢踏雪的。可惜下雪的时候不多，我们一起踏雪的机会更少……”
　　就这样，两位经历无数大风大浪的职业革命家，在这样轻盈温馨的气氛中，紧紧走在一起，走过一圈又一圈。
　　那天的雪不冷，真的有一种温馨。
　　他们谈了许多往事，都是与雪有关。甚至谈到了雪山。那是长征路上，周恩来患了阿米巴肝脓肿，一直高烧昏迷。邓颖超虽然也患了肺结核，吐血，仍然从连队赶到总部担负起照护周恩来的责任。周恩来昏迷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点稻草睡。
　　“那次还是靠了从雪山上找来的冰块，我才活下来。”周恩来回忆着，“用冰块局部冷冻，才排出脓来。”
　　“那天从早上10点一直敷到下午五六点钟，你一说肚疼，我就松口气，说明你清醒了。”邓颖超伸手接接雪花，轻轻叹一声，“我扶你起来，你整整排了半盆的绿脓。”
　　周恩来深情地望一眼邓颖超，说：“那次病来得凶猛，大概跟虱子有关系。我那个羊毛背心，用力抖一抖，虱子就能下雨。”
　　邓颖超神往地说：“我一个小时就挤死170多个虱子，指甲都被血染红了……”
　　我说“神往”并非用词不当。其实，欢乐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难往往才是真正联系着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欢乐总是模糊的，记不真切；然而苦难和伤痛却无法忘怀，特别是当这种苦难与奋斗同在的时候。刻在心里不忘的才是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多少当年的知青，他—们一生难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内蒙古和云南。不断有知青相约回到插队下乡的地方，拥抱乡亲，拥抱大地，放声痛哭。他们忘不了那片给予他们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还没听说什么人成群结队去拥抱欢乐一宵的歌舞厅或者哪个留过情影的花前柳下……
　　这以后，邓颖超就有了去新6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曾回忆说：“邓颖超喜欢来这里散步，特别是赏雪。她对我有个特别关照：下雪时提醒我一声来看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给她去个电话，请她来看雪景。”
　　我相信，邓颖超每年冬天在新6所踏雪赏景时，周恩来一定会在她的心头明光闪烁，紧紧伴随着她。
　　周恩来以谈“重要事情”的办法“诓”来邓颖超一道踏雪，给邓颖超一个意外的惊喜。同样，应该作谈话的重要事情，周恩来偏不及时谈，最后也留给邓颖超一次难忘的意外之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