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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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次他没有什么急待办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场了，我便忍不住问了一句：“总理，今天又不忙，这么精彩的节目为啥不看完呢？”
周恩来说：“你们大姐身体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时作息，按时服药睡觉。”
那段期间，周恩来真是从各方面关心邓颖超。有时应该在楼上接待客人，他也关照我们改在楼下，说：“今天大姐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她爬楼了。”
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地问邓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自己才回到办公室开始工作。在周恩来这样的关怀体贴下，邓颖超终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以良好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1962年，邓颖超因为患子宫囊肿，住北京医院动手术。总理那么忙，每天仍要抽空去医院探视。现在看一些电影，导演表现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时，总爱重重地来一笔，如何妻儿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实大可不必一味作这种文章。谁能忙得像总理那样睡觉都得见缝插针，一年难得两次睡够5个小时，一生难得自己睡醒一次，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强迫叫醒，甚至吃饭多数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就是这样忙，他也要千方百计抽一点时间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实在陷于会议中脱不开身时，也要去打个电话问候一声。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义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邓大姐出院那天，细心入微的总理担心门口那个台阶高，怕大姐术后身体虚弱，上台阶出意外，影响刀口愈合，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麻烦你们抬一下大姐？”
我们深受感动，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让她坐藤椅上，抬她过台阶。她说：“不用，我自己慢慢来。”大家说：“不行，你刀口还没长好。这是总理再三关心嘱咐的。”
当我们抬大姐过台阶时，她眼圈湿了。这既是对大家同志情谊的感激，更是为丈夫的细心关怀所感动。
感情从来是相互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理解、关心、体贴、照顾，换来的是邓颖超加倍地关心、体贴、照料丈夫的情谊。家里的事，邓颖超尽量处理好，不叫总理有一点分心。她既不干扰总理的工作，又时时操心着他的身体。条件允许时，总理可以在家吃顿安稳饭时，她一定要和医生、炊事员一道商量食谱，从营养到口味都要考虑到。
可以这么说，我们值班秘书和卫士，天天都要接到邓颖超的电铃、电话及至派人来嘱咐，关心总理吃饭了没有？起来活动一下没有？睡觉了没有？甚至关心到“上厕所了没有？你们该提醒他上一下厕所了。”
有多少次我们围在总理身边紧张地汇报、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时，看到邓大姐在办公室门口悄悄而焦心地闪过来，晃过去，心疼地朝屋里张望……
唉，总理属于全国人民，她不敢“自私”；但总理在她心中，她无法不心疼。这种复杂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亲眼目睹才会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体会。
总理被癌症缠身住院后，邓颖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
我这里只讲一条。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全场哭成一片。我看到邓大姐一直咬着牙不敢放松，怕哭出声。
有声无泪是号哭；有声有泪是噔哭；有泪无声是痛哭。我们的邓大姐从始至终泪流不断，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从心里绞出来的泪。当她捧起总理的骨灰时，我看到她的手颤抖得厉害，身体连晃几次。内心巨大的伤痛使她晕眩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重新站稳，没有倒下。
“恩来同志，”她哽住许久，从心底冲出悲恸欲绝的颤抖一声：“你安息吧——！”
顿时间，我们所有人放声大哭，只觉天昏地暗，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沉陷一般……
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几位老人又聊起周思来和邓颖超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几位一旁听讲的中青年妇女忽然擦起了泪。
我问：“你们怎么了？”
她们一边擦泪，一边说：“要是天下的男人都能像总理那样作丈夫，那该多好啊……”
毛泽东与周恩来
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完全是一部书的题目。一部书也写不完，议不清。历史已经将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成为人们世代颂扬或评议的话题。
我只能就自己的极有限的耳闻目睹，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谈点个人的看法和认识。
中国文化有一笔大遗产，就是“忠君”。特别是伴随历代历朝开国的明主和亡国的昏君，总要有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忠君”故事发生。这一中国文化的遗产一直影响着中国政治和中国的文化人及所有的百姓。
周恩来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影响。
“忠君”在历史上一直被作为美德而加以歌颂，在今天，亿万百姓仍然从书籍、戏剧、特别是人们世代的传颂中受到影响，仍然把忠与不忠视作衡量一个人人品的重要标准。
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是忠诚不二的。由于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由于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呼求“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有些人对周恩来的忠诚领袖有非议。非议不要紧，中国文化遗产在中国政治上的重要性会继续存在。比如孔子和他创立的儒道，无论你怎样批判，它毕竟已经与民族的凝聚和延续相融洽，同步了几千年。而历史是永远割不断的，文化遗产总会在新形势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讲两个周恩来关心毛泽东胜过关心自己的例子，作为“忠诚不二”的开笔吧。
重庆谈判前后，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往返重庆延安之间达23次。他处于高度紧张亢奋的状态，不想睡不想吃却不困也不饿，这一切只为一个原因：毛泽东要亲赴重庆谈判！
周恩来曾在他的房间里单独而又低沉地对我说：“毛主席决定要赴重庆了。”
我望着周恩来，眨了半天眼。
“啊？”我忽然醒过来，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半天不会喘气。
周恩来笑了，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严肃沉重的微笑，带着凝思的神情说：“你大吃一惊，这很好。说明国民党一定会更大大地吃一惊．他们肯定一点准备也没有，他们根本没想到毛主席真敢去！我们有准备，他毫无准备，看来他们输定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全被周恩来说中，说对了。
消息传到重庆，我们的同志全都惊呆，简直不敢相信。我向周恩来汇报：“同志们都大吃一惊，不同意毛主席来重庆。”
周恩来说：“各解放区也都不同意。”
我说：“劝劝主席别来了。”
周恩来说：“近20年来，蒋介石没一天不想杀绝我们。20年杀不了，这一次更杀不了。”他讲得那么自信，感染我也有了些自信。他说：“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延安轰动，重庆轰动；解放区轰动。大后方轰动，全世界都轰动了。蒋介石杀人的胆子没有毛主席不怕杀的胆量大哟。毛主席是为了全民族，全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他没这个胆！”
记得毛泽东飞临重庆的那一刻，我真是全身热血沸腾；除了欢迎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报记者及我们的同志，眼前晃动的武装人员都是国民党兵。我当时脑子里轰响的只有一个慷慨激昂之声：你蒋介石不是要杀我毛泽东吗？我毛泽东来了！
勇气和信心本身并不是安全，周恩来以他谨慎细致，扎实稳妥的一贯作风，对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做了最大努力。
周恩来在主席到达重庆前，多次召集在重庆的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决定由周恩来对保卫工作负总责，由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少将具体负责。
在安全保卫方面，贴身警卫无疑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警卫不同于卫士。过去文章中常提到的卫士，更多的是负责吃喝拉撤睡一应生活起居上的杂事。警卫是带枪的，套个老话，相当“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周恩来为确定谁任警卫，确实费了一番思量。“要有龙虎之土，龙虎之士哟……”周恩来在红岩嘴的居室里踱着步，沉吟不止。他忽然停下步，望住我问：“何副官，你有什么意见？”
其实我一直在猜周副主席的想法，并且相信已经猜到了。我说：“毛主席是真龙，当然贴身的警卫也应该是龙。”
周恩来笑了，说：“应该是龙。我们就用三条龙！”
于是，周恩来宣布了他的决定：毛泽东的警卫由陈龙和龙飞虎负责。跟随毛泽东外出活动，不得稍离片刻。颜泰龙跟周恩来行动。周恩来不离毛泽东左右，出则同车，停则同坐同息，吃则同食。每次出动，周恩来紧挨毛泽东，左右身后高度警戒着三条龙：陈龙、龙飞虎、颜泰龙。
毛泽东踏上重庆的土地那一刻，周恩来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主席到了，再不要管我，你们都要全力以赴去保卫毛主席。”
周恩来陪着毛泽东乘车驶离机场时，前后负责保卫的都是国民党宪兵。由于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便设宴款待毛泽东，所以第一晚，毛泽东就住在歌乐山蒋介石公馆里。这是可以放心的，蒋介石就算急疯了也不敢在他家里伤害“客人”。
第二天，毛泽东住到了红岩村。乘车出发时，警卫在毛泽东
身边的是陈龙和龙飞虎，后面还跟着两辆中吉普，坐有一个班的国民党宪兵。我们曾不放心这些国民党宪兵，周恩来说：“你们考虑的不对。这是在他们的地方，他们是主人。我们管不了，防不胜防，让他们的宪兵来管，责任交他们才更安全。”
前面章节介绍过，红岩村地处郊区，环境简单清静些，便于保卫。毛泽东住红岩村的当天，周恩来对我和蒋泽民交待：“从红岩村住地到公路有一里远。这一里路就由你们两个人负责接送和安全保卫。离开这一里路没你们的事，在这一里路内出事，你们俩要负全责，懂吗？”
我紧张了。“文化大革命”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是胡说。但是在重庆，这一里路顶千万里，对我这辈子来说可是一点不假，确实是太重太长的一段路程。我盯着周恩来问：“起点……终点……明确一下才好。”
周恩来说：“出了红岩村的屋门就归你们负责，主席上车后，你们把主席交给了国民党宪兵，就算完成任务。责任越清楚越安全，你问得好，说明你动脑筋了。”
从这天起，我跟蒋泽民就开始了一里路的警卫。毛泽东到重庆，去过多少地方走过多少路？周恩来就是这样一里一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布置安全保卫。明确每个人责任，把毛主席的安全点滴不漏地安排严密扎实。
从那以后，我和蒋泽民就获得了个“一里路警卫”的大名。红岩村地处郊区，与城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届朋友晤面交谈不便，张治中将军就把他在上清寺的公馆“桂园”腾出来，让给毛泽东住。为了安全。毛泽东一天也没在那里住．只是进城会客时，把那里作为会客地点。
饮食也是件大事。毛泽东从延安带来一个小鬼，负责做饭。我们工作人员就在我住的房子后面搭起个小棚子，让这个小鬼在那棚子里做饭。食品和蔬菜不专门上街买，就用我们大食堂做饭的米面蔬菜。周恩来说：“饭菜不在好坏而在安全。没有毒就行。”参加宴会更容易出事，周恩来反复强调的就一条：不许给毛泽东吃独食，搞特殊。大家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至于酒，不论敬来多少，周恩来统统代替喝完。前面讲过，那段时间周恩来的酒量得到超常发挥，天天喝大酒；喝得轰轰烈烈，惊心动魄，却没有一次醉。我们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目睹周恩来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倒酒，好几个人都哭了。那是真正拿命来保卫毛主席啊！就是怕酒里有毒。
当时我也流了泪，近30年后我又流了一次泪。就是江青搞“批周公”，我义愤填膺。毛主席当年去重庆，她也在，她自己说过“恩来关心主席都关心到家了，我们谁也比不了”。可她现在居然“批周公”！我曾问一位老同志：“主席讲话了没有？”老同志忧郁地摇摇头。于是，我难过得流下了泪……
毛泽东雄才大略，他所关心所日夜思考的只是如何根据自己对世界及规律的认识，从广度和深度上去推进革命，以他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自信心去开拓，去冒险实践，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他不大在意别的同志为他个人做了哪些帮助和牺牲：他不属于他自己，所以别人为他做出的一切他也视为整个革命行动中的一部分，而非个人间的关系和情谊。建国后，我只见他到西花厅来过一次。也许他认为看望问候和叙旧是妇人之仁？是俗套？他让周恩来终身任总理，哪怕患癌，哪怕卧床不能视事，他虽不去看望，却仍然让他任总理，不允许任何亲近的人或确有能力的人去替换。他也许就是这样表达对这位忠心耿耿的战友的信任、理解、感激和尊敬？
周恩来一生却是为毛泽东操尽了心。
在红岩村，周恩来对每个房间都仔细研究一番，最后决定请毛泽东住进董必武的房子，这间房子便于警卫。请董必武临时搬到刘少文房间里去住。
那段时间，周恩来实在是充当了毛泽东的第一大警卫，衣食住行，样样亲自抓，亲自安排检查。当毛泽东独自看文件或休息时，他亲自在走廊里警卫巡察；伯打扰毛泽东，脱掉鞋袜，就那么光着脚丫在走廊里轻轻地，缓缓地走。至今睁眼闭眼，我仍然能鲜明地想起他那忠心耿耿、小心翼翼走路巡察的姿式和神态……
就在重庆谈判这段高度警惕小心的日子里，一件意外的不幸事件还是发生了。
10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延安前二天，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不幸遭到枪击。
那天，柳亚子来办事处找周恩来，周恩来因为要陪毛泽东去参加张治中为欢送毛主席回延安而举行的酒会，没有空，就由李少石陪他聊聊。柳亚子和李少石谈诗论文很投机，柳亚子告辞时，李少石送他走。
李少石住曾家岩周公馆，柳亚子住沙坪南坝。李少石就用办事处的汽车送柳亚子。
办事处过去只有一辆车，司机姓段，是位老同志。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一辆车不够，又买一辆车。司机是位回国参加抗日的华侨，刚雇来不久。
送柳亚子回来，车经过红岩村时，路旁有几个铺子，遇到几个国民党伤兵在那里休息。汽车经过时，碰伤一名士兵。有一个兵喊：“停车！”还骂了句粗野话。
司机也许没听见，也许怕停下来惹事，继续朝前开去。于是，喊叫的士兵开了枪，子弹认背后打中李少石。司机立刻把他送到七星岗市民医院的急诊室里抢救。
司机没经验也不熟情况。市民医院又远又不好走，比市民医院近一半还有个疗养院，若送疗养院急救也许有救活的希望。结果李少石因流血过多而去世。
司机把李少石送到医院后，眼见没希望了，悄悄把车开回曾家岩车库里。这个车库并不在我们办公的曾家岩50号，距办公的“周公馆”还有100多米。他停下车，不敢和同志们照面。怕负不起责，把车钥匙挂在车上就跑了。直到医院打来电话，我们才知道李少石遇枪击了。
这时，酒会已结束，周恩来正陪毛泽东看戏。龙飞虎赶去附耳小声报告：“周副主席，出事了。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