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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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是全党公认的，他是大家诉说心曲求得帮助和慰藉的最好对象。
那时党内的风气也正，阿谀奉承或打击报复都会受到鄙视和谴责，所以江青也还没有什么过分的恶劣表现。她在广州为她的居所换地毯换窗帘，当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给中央写信．对此提出批评时，她也不敢说什么，还得表示接受批评。
这个时期，周恩来也没有把江青当回事来对待。偶尔江青要求坐专列等超标准待遇，或劝止，或“看在主席的面子上，适当照顾一下”，基本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50年代初，总理的秘书韦明曾与江青发生矛盾，总理的态度就说明了这时期与江青无足轻重的关系。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次总理累病了。大家想了个主意，找来一部娱乐片子请总理“审查”，借以达到让总理休息的目的。
刚开映不久，屋外电话铃响起来，韦明年轻腿快，有朝气，就跑出去接。话筒那边传来江青的声音：“我是江青，请总理听电话。”
韦明怔了一下。总理都累病了，好不容易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
“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韦明婉言说：“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是毛泽东的秘书，韦明是周恩来的秘书，秘书对秘书讲话，这样讲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江青同时又是毛泽东的夫人，韦明很客气的话在她耳朵里就变得不够客气了，于是声音里也带了点火气：“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韦明和那个时代的多数青年一样，热情、锐气、冲动，不大在乎什么职务身分，随口便顶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你不要管！”江青有些冒火了。
韦明一声不吭，昧啦，挂了电话。刚要进屋去看电影，铃声又响起来。他皱皱眉，也怕误正事，返身重新拿起电话筒。
“你怎么把电话挂了？”江青大声责问。
“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韦明毕竟怕误了正事，接着又放缓声音解释：“主席每次打电话，都要问问总理身体怎么样，干什么呢，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易被我们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一下……好了，不说了。你等着。”
韦明真怕是主席有事，就进屋报告了总理，总理马上出来接电话。这个电话足足打了快一小时，江青就像现在某些喜欢电话聊天的社会女青年似地，罗哩罗嗦讲个没完。也就是碰到了总理这样的好性子，能耐心听她罗嗦，要是换了邓小平，不过一分钟肯定就把电话挂断。
事后我问总理：“她这个人烦不烦呀？”
总理无所谓地微微一笑：“她看了个剧本，跟我谈读后感呢。”
过了没多久，有次李富春来西花厅开会，江青又来了电话，恰好又是韦明接了电话。江青要问一声李富春，敲定与那位电影剧本的作者谈话的时间、地点。韦明问过李富春，给江青回了电话：“明天下午，就在富春同志的办公室里谈。”
“你记录一下参加谈话的人员名单，回头再向富春同志报一下……”江青一口气点了20多个人。韦明就好心好意提醒一声：“哎呀，20多个人了，富春同志的办公室坐不下吧？”
江青和许多心眼小的女人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常常听不出好坏意思、她硬梆梆又甩过来一句：“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富春同志的意思？”
韦明不高兴了，冷冷一声：“我的意思。”
“那你不要管！”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韦明真火了，确实少见这种好坏不分的人，“我是不该管，这个电话我都不该接！我不是你的秘书，也不是李富春同志的秘书，有事你就直接找李富春同志吧！”说完，不等江青有所反应，韦明便挂断了电话。
江青气坏了，给总理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告状信，给韦明戴了不少“帽子”，其中还有条“媚上压下”。总理看过这封信，也没当什么事，还叫韦明自己看了那封信。韦明边看边发牢骚：“说我媚上压下，江青是主席夫人，我还不媚她一下，我还压她！”
总理只轻描淡写说一句：“压她也不对么，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那时的政治空气和同志关系还是比较健康的。两天后，韦明在周末舞会上碰到江青，江青也没有再使性子，反而热情地邀请：“韦明，咱俩跳一场吧！”
周恩来终于把江青当个人物来对待，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把江青当个人物来使用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与张春桥等人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之后。记得1966年底，毛泽东召集的一次碰头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马坐在毛泽东左侧，周恩来、陶铸、叶剑英等一批老干部坐在毛泽东右侧。毛泽东在谈到运动形势时，先举左手朝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马轻轻一挥：“对于那些老干部，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不烧不行，要继续煽风点火。”他接着又举右手朝周恩来、陶铸等人轻轻一挥：“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控制火候，还是要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这是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烧烧他们，“把泥菩萨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但是，江青一伙只想借机把这一大批老干部“烧成灰”，总理千方百计想“救人于水火之中”。于是，他们两个人的矛盾就是无法避免并且愈演愈烈了。
韦明两次顶撞江青的事如果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结果将会怎样呢？
1968年3月中旬，总理根据主席的想法，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会议定于下午4时在大会堂接见厅召开。负责会议现场警卫任务的是中央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成元功同志。
会前半小时，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成元功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让成元功给准备饭，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先吃饭，后参加会议。成元功忙找到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请他尽快按要求备好饭，放在旁边的小山东厅里。这时，党中央、国务院、军委及中央文革有关负责人都到了，就等着江青。
当时，中办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也在场，成元功及时向他作了汇报。汪东兴就带了成元功站到会议厅门外迎接江青。
江青晚到了一刻钟。汪东兴先给她敬个礼，然后成元功上前报告：“江青同志，开会在接见厅，您的饭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江青斜了一眼成元功，傲慢地哼一声，昂着头进了开会的接见厅。
那时，江青挂在嘴头的一句话是“我代表主席”，被加以颂扬的是“旗手”，全体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们都起立了，表示尊敬。
江青最终的垮台，全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即便毛泽东那样的威望和贡献，也无法挽救她免于受惩罚。她实在是无可理喻无法救药，面对这些最高层的领导人，她连起码的礼貌和彼此相应的尊敬都没有，昂着头，旁若无人地径直走到周恩来面前，冷冷质问一声：“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了？”
总理怔了一下，这是从何谈起啊？他马上平静下来，和气解释：“江青同志，开会内容不是早就和你通过气吗？下午4点在接见厅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
“是讨论这个问题吗？”江青忽然放开嗓门，声音尖厉起来，“你们是不是怕我听见？啊，光明正大么，为什么让成元功到门口拦挡我？你是什么意思！”
“没有的事么，大家都在等你，这么多同志都在场，都可以作证么……”
“我不信！心里没鬼，为什么派成元功拦我？”江青知道成元功长期担任周恩来的卫士长，故意一口一个成元功地大吵大闹，以此制造人们的猜测，“你们背着我搞什么活动？”
“根本没有的事，我没派任何人去挡你。我们在这里等你来开会……”总理看一眼表，江青这个时候还在嚷，象犯神经一样喊：“不听，不听！你们不说实话，就是不敢讲真话！”
总理眉头紧锁，在大吵大闹中想了想，大声宣布：“我们暂时休会。江青同志，这里可能有误会，我们慢慢谈好不好？东兴、成武、李作鹏，你们一起来一下。”
周恩来同江青、汪东兴、杨成武、李作鹏等人出接见厅，来到小山东厅。周恩来指着准备好的饭菜说：“我只听说你没吃饭，要先吃饭再参加会议……”
“造谣！造谣！”江青喊着，“你们就是想限制我，瞒着我……”
“汪东兴，你叫成元功进来，当面跟江青同志说清楚。”周恩来吩咐。汪东兴出去叫人，江青一脸怒容，胸脯剧烈起伏，突然大叫一声：“成元功是一条狗！”
成元功是总理的老卫土长，江青这样骂，实际就是骂总理，并且与她的身分太不协调了，完全是市井里的泼妇样子了。
周恩来气得脸色苍白，带着青石一样隐忍的神情大声说：“江青同志，我是个老同志了，你应该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你说的都是根本没有的事！”
话音没落，成元功推门进来了。周恩来看一眼成元功，对江青说：“你们查对吧，我不参加。”他边说边往出走。与成元功擦肩而过，站到走廊里去了。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竟闹成这个样子，比一般老百姓闹架还不如，实在叫大家寒心。像陶铸那样火气十足，跟江青对着拍桌子的“有争议的人”，江青容不得，像总理这样有口皆碑，以忠诚正派而受到普遍信任和爱戴的人，江青居然也不能容。说实话，当时我们不少人都看出她长不了，也办不成任何大事。历史上容不得人的人，没一个能成大事。
汪东兴对成元功说：“你讲讲吧，这件事是怎么一个经过？”
成元功说：“3点半时。孙占龙给我打电话，说首长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让我准备吃的，还具体说了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让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说首长吃饭后再参加会议……”
“根本没有的事！”江青用力拍响桌子。大概用力过度，拍痛了手，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沁出汗粒儿来：“去把我的警卫员叫来！”
汪东兴出去喊来了孙占龙，孙占龙苦着一张脸，实事求是说：“是我打电话让成元功准备饭的。”
“滚！”江青忽然大吼一声，手掌又重重拍在桌子上。若不是亲眼见，人们很难想象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一个天天口讲马列主义大道理，讲“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这样蛮横粗野，千真万确瞪起眼，把头向前伸着吼：“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你们去给总理说去，滚出去！”
成元功和孙占龙闷声不响地退出了小山东厅。那一刻，在场人都感到一种幻灭。不论报纸电台如何颂扬这位“旗手”，她在我们心中已经全完了。如果有谁向她举枪，我们谁也不会为她挺身而出了……
成元功来到走廊，难过地对周恩来说：“总理，今天我们工作没做好……”
总理没作声，他知道成元功没任何错，讲的是违心话。他沉重地叹息一声，又进了小山东厅。立刻，那里又传出江青尖厉的声音：“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一条狗：这就是你身边的人……”
很清楚了，江青有意闹这一场，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总理。她骂了1个多小时，把周家鼎，杨德中等同志都骂到了，甚至限令杨德中同志4天之内离开北京……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江青又，把周恩来、汪东兴及几位总理秘书叫到钓鱼台，很激烈地说：“成元功历史上就是个坏人，曾多次限制我，多少次阻挡我和总理接触……”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解释：“不会的。成元功14岁就参加了革命，自小就在我这里长大的。”
江青不容分辩地说：“那至少也是个变了质的坏分子！”
结果，不出一星期成元功就被送进了“学习班”，八个月后又被赶到江西“五七”干校，直到粉碎“四人帮”的前夕才回到北京工作。
毛泽东一再声明“江青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根本原因在于江青确实曾代表过他，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发起阶段。周恩来一再对江青调和，隐忍不发，重要原因之一也在这里——不能不考虑同毛泽东的关系。
林彪有野心，也有大功。他还有个“王莽谦恭末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的说法。江青有野心没功劳，连个“谦恭下士”的时候也没有；她不是居功自傲，而是无功藐视天下人，这样无知无德无能的人也想搞政治，争权力，实在是个人的悲剧，历史的笑话。
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这是一种进步。我们所希望的只是不要否定历史。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呼求民主与科学。先是袁世凯，后是蒋介石，破灭了这些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希望。
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这种希望，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成为现实。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不发展生产力，不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把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转变为经济发达的国家，就不可能彻底清除封建思想。事实证明，当我们共产党人发动和依靠民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奋斗来消除封建思想时，它却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突然地冒了出来。比如反封建的伟大战士毛泽东，晚年却造就了个人迷信和“一言堂”的封建产物。比如那么英明而又机敏的周恩来，晚年也顺从毛泽东的意志，说了错话办了错事……
后人谈及他们晚年的错误时，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离开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整个的国际政治形势。
不发展生产力，不建成经济发达的国家，高度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我们庆幸的是，邓小平现在正是按着这一规律来作出决策，带领中国人民走上胜利富强之路。
周恩来逝世全过程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有预兆的。
“9·13”事件后，周恩来处理林彪出逃事件，干净利落，有章法有策略，迅速稳定了形势。就在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发生了一次突变。
事情的起因是为了游泳。这年夏天，毛泽东南行，为庐山会议后他与林彪的斗争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安排。他曾带着护士长吴旭君及身边工作人员，驱车“跃上葱英四百旋”，来到庐山上的游泳池。他大汗淋漓，却出人意外地发出号召：“我们游泳吧，大家都游。”
当时吴旭君已经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而患了心脏病。据她回忆，上庐山后她的心跳已达每分钟130下左右。她说：“哎呀，主席，出这么一身汗，马上游泳不行。”
“怎么不行？我这么大年纪了都行，你们怎么不行？”毛泽东坚持说：“大家都得下水。”
吴旭君说：“我心跳得厉害，主席，我真不敢马上游啊。”
毛泽东认真望住他的护士长：“怎么，你怕死？”他接着指指自己的鼻子：“我这个人不伯死。”
无疑，在毛泽东的胸中又一次激荡起“大决战”的慷慨激烈之情。这种壮怀激烈，曾令历史生辉地表现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人和美国人，以及抗衡“两霸”的决战与斗争中。遗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