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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50章

小说: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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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久别重新见面,总理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他从乔金旺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变化,第一句话就是:“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总理从没说过一个“不”字,唯独这一次,我感觉总理把心底郁闷的想法和情绪流泄出一些。他的声调是低沉而幽怨,我看到乔金旺眼圈一红,泪水差点溅出来。他喉咙哽咽地叫出一声:“总理……”
  周恩来凄凉地说:“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叫我‘总理’了,我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了,听你们叫我总理总理的,我心里难受……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
  这以后,我们就为称呼犯了难。后来大姐秘书赵伟来见总理,不知称呼什么好,犯愁地问邓大姐。邓大姐说:“那你就再叫一声总理吧,但是千万别哭。”
  这使我想起一件关于“宰相”的故事,因为国内外都爱把总理比作宰相。
  那是1972年9月30日,在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一一祝酒,不觉来到刘文辉的席前。
  刘文辉在历史上曾是四川有名的军阀,解放前夕,响应共产党、解放军的号召弃暗投明。全国解放后,在周总理提议下,他历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林业部部长及国防委员会委员。
  周思来笑望刘文辉,举杯祝酒说:“刘将军,老朋友了,干杯!”
  刘文辉急忙起立举杯,带着崇敬之情,庄重地说:“总理,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他在任24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
  总理仰面哈哈大笑,和刘文辉碰杯,然后一饮而尽。刘文辉哪里知道,总理这时已是癌病缠身。1975年1月13日,总理抱病出席四届人大,在会上得知刘文辉也身患癌症,当即指示医院全力治疗,随时把病情向他报告。
  后来,总理还是逝于刘文辉之前。刘文辉闻讯总理逝世,老泪纵横,在家人搀扶下到灵堂向总理告别,这都是后话了。
  从周思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到他不许我们称他总理,其间26年多。他是超过郭子仪的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时间最长的一个。
  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1975年10月以后,周思来的病情不断恶化。他整日卧床,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拧。但他始终不肯哼一声。
  他怕使我们着急不安。当疾病和病房束缚他不可能再总理天下事时,他的注意力便转到周围的人和事上。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明白,杜冷丁不能总打。他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上的某一点,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有火花一进即熄,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戎马生涯……
  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总理过去就爱听这首歌,电影上映不久,中南海的舞会上,专门请“韩英”来参加舞会并演唱。如今生命将息,参加过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后,就要来这首歌的磁带。在他逝前,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支歌。
  他“没有保护好贺龙”。为此伤感自责,因而更加思念这位战友,爱听这首歌。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他希望听听那封存已久的文化艺术表演杰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这些作品封在广播电台,我们请中央警卫局副参谋长东方同志去启封,前后去录制了二三十盘磁带,拿回来给周恩来播放。记得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师的唱段,有袁雪芬的越剧和侯宝林、马季等人的相声。
  有一次,周思来被癌痛折磨得浑身颤抖,一个劲冒虚汗。我们替他擦汗,心就像被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们也是“急中生智”,冒出一个念头,小声向总理提议:“总理,我们把侯宝林请来好吗?”
  周恩来强忍痛苦,不解地望我们。
  “让他跟你聊聊天么。他词汇多,又会滑稽出洋相,可以给您,给您逗逗乐。”
  病痛中的周思来虽然没有见到侯宝林,却呵呵地笑出声。大约是想起了那副“尊容”和调侃,也许是为我们冒出这样的怪念头而发笑?
  反正他是笑了!
  然而,笑声稍纵即逝。周恩来微微喘息着,吃力地说:“不要不要,怎么好麻烦他呢?不要麻烦他了……”
  周恩来不肯为自己麻烦侯宝林,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怀念着他在文艺界广泛结交的朋友们。
  那是京剧演员杨秋玲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剧院演出现代戏。周恩来在杨秋玲戏校毕业时就同她认识了,不知怎么得知了她已获得解放。一天,他用细微的声音对我吩咐:“杨、杨秋玲出来了。你们,和电台联系一下,帮我,帮我录个片段,我想看看……”
  我们立刻去联系,可是剧团推说需要请示上级。我们再去联系,他们回答说不行,推说杨秋玲要去西安演出。我们直接管这个事的仍是东方同志,他向剧团提出同行,到西安录。东方为总理真算尽了心,跟到西安,电视台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准备,结果还是没录成。这与当时文化部的负责人有直接关系,真把我们气坏了。
  一国总理,勤政26年,人之将死,要看个演出录像而最终不可得!
  我向总理难过地报告:“总理,电视台录去了,可,可他们说有困难,说、说不好录……”
  周恩来没有惊讶,也没有发火,似乎早有这种思想准备。他静卧病床,凝望屋顶,仿佛那里有个舞台,杨秋玲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转睛地看入了神……
  总理卧床后,已经不可能完整系统地考虑国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样,星星点点也仍然是玉。他时常会想起莱一些片断的事询问我们。比如“现在谁负责国防科委的工作?”“主席现在的安全谁在负责?是不是汪东兴?”“主席现在住哪儿?”“他住的游泳池有个边门是不是封好了?”“丰泽园的后门是不是关起来了?”“你们把纪登奎叫来,我要跟他谈件事。”……
  总理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他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总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义,我至今记得他顽强与病作斗争,艰难地吞咽食物的情景。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大管家”,为别人操心惯了,总是用劝说鼓励的语气对别人讲话,所以在说自己时,也好像是在劝说别人:“来,我们多吃几口,咱们数数。”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嘴里念叨着:“一!”又咽一口:“二!”……“三!”……
  这样数数吃饭,到12月13号,总理最后数了两个数,咽下两口食物,从此就无法进食了。
  到这时,总理先后共做了13次手术。
  “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对美国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海时,下榻于锦江饭店。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15层,基辛格在14层,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官员住在13层。
  总理去看望罗杰斯及其助手们,当电梯在“13”处亮起红灯时,突然想到西方人最忌讳13。果然,他走进罗杰斯的套间时,发现这些美国官员正在为“13”而生气,与周恩来寒喧时也笑得不自然,房间里闹鬼一般。
  总理聊了聊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事后,话锋一转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忌讳。不过,你们来到东方,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鬼。”
  美国人都笑了,不安和气恼也顿时全消。
  然而总理这次巧合了“13是个凶数”,他不能自己进食了,由陈医生配制高热量高营养的流质食品往胃里灌。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肮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叶帅仍然是天天来。总理刚卧床时,他常常与总理一谈就是3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2小时。
  到12月,总理已经不断高烧,谈话越来越艰难。记得12月20日他约罗青长来谈对台工作,询问在台老朋友的情况,没谈多久就昏迷过去了。
  天天来的仍然是叶剑英。一天又一天,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小时也无法坚持。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眼里一样泪光闪烁,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的情景,叶帅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
  在门外,我们偶尔能听到叶剑英的声音,其实主要是他讲,周恩来要讲出一句话是很困难的,就是讲出一句也非得贴近耳朵去才能听见。叶帅的声音里,我听清了“邓小平”、“中央”、“军队”等单词。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看来,叶帅同总理谈话,没能叫总理对某些大事留下态度和看法。他不可能天天守在总理身边,我跟高振普,乔金旺轮替守护总理。然而,总理组织纪律观念极强。邓大姐也天天来看望,他们互相望了很久。
  总理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点点头,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这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7年后,邓颖超曾撰文写到这件事,表示她要和周恩来一样,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心底”。
  事实确实是这样,我和小高每时每刻都有一人守在总理身边,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在最后的几天绝口不再谈政治现实。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拿到这张滴墨不染,无声胜有声的白纸就哭了。他讷讷一声:“他一生都是顾全大局……”
  周恩来在最后的日子里,不但有最后最重要的“政治遗言”,即在四届人大上提出本世纪末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有最后一次合影,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最后一次参加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等等,而且有一些最后的“要求和希望”。
  12月初,总理吃东西已经十分困难。每想到总理这一生的艰苦自己,委屈自己,辛劳自己而又极少有什么享受,我们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问几遍:“总理,你想吃什么就说。”他总是摇头。
  一天,总理忽然讲话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们听:“要是能吃到桃子就好了。”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颤动了一下,往事立刻浮出脑际。抗战胜利,为争取和平,我跟随周恩来奔波于延安和重庆之间。那时毛主席刚发表过文章,说抗战8年,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要下山摘桃子了。周恩来给警卫战士们讲解形势和这篇文章时,曾说:“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这是最好的比喻。”
  建国后,总理不分昼夜地操劳,他一生“植树”,却不肯享受“果实”,在生命快要结束时,才提出吃一口桃子,我们怎么能不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呢?
  可是,正当深冬,哪里去找桃子?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保鲜的条件和力量。我们几个陪护的同志商量一番,不约而同想到罐头,马上去买了两筒。每简里有两个桃,切成了四瓣。
  “总理,没有鲜桃,我们买了桃罐头。”大家歉疚地报告。
  总理望着桃罐头,脸上浮出一层浅笑,声音微弱地说:“好,很好。”
  我们喂总理吃罐头桃。他吃得照例很慢,一点点咀嚼吞咽。好不容易吃完一瓣就想停止。我小声说;“总理,吃一个完整的果实吧?您讲过的,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
  总理嘴角漾出一丝微笑,缓缓说:“你还记得。好,我们吃个完整的。”
  他尽了最大努力,又吃下一瓣罐头桃,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果实。
  帮总理擦嘴时,我心里又欣慰又酸楚。欣慰总理终于在最后享受了胜利“果实”,酸楚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享受得太晚了,是在人民吃过鲜桃之后,一时吃不完的制成了罐头,他才最后享受一口……
  可是总理还对我们说了一句:“谢谢,谢谢你们。”
  隔两天,总理又问:“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
  这一次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小高和乔金旺同志也不明白,这种茶并非什么名茶,也没有什么典故,总理怎么会想起要喝这种茶?
  但我们还是照总理的希望,为他买来了六安瓜片茶,质量虽不算好,总算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不浓不淡地替他老人家沏了一杯。
  总理不是喝茶,是品茶。他呷一口,细细品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呷,不时咂咂嘴。他的脸上是一副含情脉脉,神思悠悠的容色,两眼眨动着,一闪又一闪,仿佛见到了思念中的人。
  一杯茶终于喝完了。我们都带着肃穆的神情问:“总理,您在想什么?”
  “我想起了叶挺。”总理不看我们,仿佛仍在望着那位思念中的人,声音轻柔,像是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抗战开始不久,叶挺将军任新四军军长时,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
  这以后没几天,总理就无法自己进食了。
  快过元旦了。望着总理头发蓬乱、胡须满脸的憔悴样子,我们悄悄商量。俗话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总理一生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怎么也得为他老人家理个发,修修面再过新年啊!恰好北京饭店朱师傅也第三次捎信来,坚持要在新年前为总理理个发。
  29号这天,当总理从昏迷中醒来时,我们附耳小声劝说:“总理,要过新年了。朱师傅已经几次捎信来,就让他给你理个发吧?”
  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以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近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我这个样子……不好再见人。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
  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又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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