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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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闯觯飧鍪逼诔松虾Ｒ酝猓父鍪≈涞牟罹嗖皇翘蟆６搅�2001年，人均GDP上海是37；382元，江苏是12；925元，浙江是14；500元，安徽是5；221元，福建是12；375元，江西是5；217元，山东是10；465元。也就是说，安徽人均GDP除了比江西高4元以外，与华东地区其他省市均有较大差距。其中，人均GDP上海是安徽的7。2倍，江苏是安徽的2。5倍，浙江是安徽的2。8倍，福建是安徽的2。4倍，山东是安徽的2倍。从这些数据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安徽和江西是华东地区人均GDP没有超过1；000美元的两个省份。
与中部省份相比：1980年，人均GDP河南是317元，湖北是428元，湖南是365元，安徽是291元；1990年，河南是1；091元，湖北是1；556元，湖南是1；228元，安徽是1；182元，安徽略高于河南；而到了2001年，河南是5；929元，湖北是7；813元，湖南是6；054元，而安徽是5；221元。也就是说，安徽的人均GDP只是中部地区“老大”湖北的66％。再从2002年上半年中部地区GDP增长速度来看，山西11。1％，河南9。7％，湖南9。6％，江西9。6％，湖北9％，安徽8％。安徽GDP增速最低，比山西低了3。1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无论在华东还是在中部地区，安徽都处于“锅底”位置。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也最具真实性和权威性。分析这些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安徽与全国乃至周边省份的差距拉大，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尽管1994年安徽GDP增速达到了15％，人们为“潜龙在渊，蓄势待发”以及“华东的一匹黑马”而沾沾自喜，但那是粗放式和乡镇企业泡沫支撑的增长。那样的好光景注定了短暂。到1998年，安徽GDP增速下滑到8。5％，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7个百分点。
眼下，安徽周边省份可谓“亮点”闪烁，“高招”迭出，这更对安徽造成一种挤压。
先来看江苏。2001年，江苏GDP总量已达9；514。6亿元，人均GDP12；925元，地方财政收入572。1亿元。就GDP总量来说，安徽还不到江苏的35％。自去年以来，综合经济实力强大的江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大城市扩张战略，便由南向北在全省布下了三颗妙子：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三大都市圈中有两个已伸展到安徽的部分地区。与此同时，三大都市圈的极化效应开始显现，其中苏锡常三市GDP总量就达3；633。2亿元，占江苏省的42。3％；财政收入394。36亿元，占江苏的45。5％。更为重要的是，江苏经济发展势头令人惊叹：一个小小的昆山市，现在是每天三个“一千万”——财政收入每天1；000万元，外贸出口每天1000万美元，利用外资每天1；000万美元。2002年1～6月份，昆山实现GDP140亿元，财政收入18。17亿元，利用外资17。7亿美元，而且这几项主要经济指标都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此外，江苏的苏北大发展战略也开始启动。反观安徽，岂有不急之理！
再来看浙江。浙江的国土面积为10。18万平方公里，人口为4；613万，安徽的国土面积为13。96万平方公里，人口为6；328万。而就是这个面积和人口均不及安徽的浙江，却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2001年，GDP总量6；700亿元，人均GDP14；550元，分别居全国第四位和第三位。而同年安徽GDP总量不到浙江的50％，人均不到浙江的36％。与此相关的差距还有：浙江城市化率已达48％，安徽为29。3％，浙江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500元、4；600元，安徽分别为5；669元、2；020元。浙江2001年利用外资42。9亿美元，而安徽这么多年加起来也不过60多亿美元。此外，浙江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大多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浙江和一个艰难爬坡的安徽。面对两省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难怪安徽党政官员到浙江考察后感叹不已。
如果说来自江苏、浙江和山东等周边沿海发达省份咄咄逼人的竞争压力还不足以让安徽有所震动，那么，与安徽同属东部内陆的邻省江西的快速起跳，足以让安徽警醒。2002年上半年，江西的多项指标均超过了安徽，特别是引进外资，江西已把安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自上年下半年以来，江西频繁地“走出去”与广东、上海、浙江、福建等沿海发达地区进行“亲密接触”，所到之处，劲刮“江西旋风”，仅“闽江之行”就带回了363亿元“大单”。上年8月份，江西省委省政府在井冈山召开了一次全省上下较为关注的会议，会上，围绕加快发展，省委出台了“30条”，省政府归纳出台了“60条”。有人形容这“30条”和“60条”是招招见血。而其核心是放权以企业，放权以县市。随后，中共江西省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江西从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并把崛起时间细分为“三步曲”，其中第一步的5年时间直逼中部地区“第一方阵”的湖北、湖南，使“第二方阵”的排位重新“洗牌”，并明确了在中部六省“进三争二”的赶超目标。在发展战略上，江西提出“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以工业化为核心”，替代过去20年沉迷于“画好江西的山水画”“在山上再造一个江西”“把江西经济大厦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农业战略；在对外开放的战略定位上，江西甘当配角，提出了“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产业分工定位，积极融入“长三角”和“闽三角”。仅2002年上半年，江西引进外资是其“九五”之和，其中从浙江实际引进资金就达47。97亿元，占江西实际引进省外资金的32％。一时间，江西上下群情振奋，江西的对外形象也为之一变。
不进则退，慢了也退。区域间竞争的残酷现实，又一次使安徽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这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又由终点回到起点的怪圈。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徽一直未能走出这个让人诅咒的怪圈。
沿海发达地区是上头没说不让干什么，人家只管干什么，就创造性地发展了地方经济。安徽曾是上头让干什么，才敢干什么，上头没让干的，坚决不干，思维的原则是防错而不是出新。
沿海发达地区干的，就是安徽平时大会上说的，文件中写的。可以说，说的多干的少是制约安徽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3）
张道刚：守望这方热土，安徽曾承载了太多的沉重。
在分析落后的根源之前，先来说一个困扰安徽经济的怪圈。一位经济学教授朋友曾问我：安徽经济为什么上不去？我说出了很多种原因，他听后摇了摇头。他说，一个地区经济之所以上不去，主要是因为企业少，企业为什么少？是因为企业家少，企业家为什么少？是因为缺少企业家成长的环境；一个地区官重商轻，重仕轻商，人们都往官场挤，其结果是机构臃肿，财政负担加重，这样必然导致政府部门想尽办法向企业伸手，企业的压力大了，做企业就更难，其最后的境况是很少有人去做企业，企业少了，一个地区经济就失去了活力。这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又由终点回到起点的怪圈。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徽一直未能走出这个让人诅咒的怪圈。
其实，落后的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观念的落后，体制和机制的落后。
先来说观念的落后。
安徽的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本应是一个富庶之地。但20多年过后，这个以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而闻名天下的“明星村”，依然温饱而不富裕。究其原因，农村大包干是在极度贫困的背景下进行的，那时小岗村人最大的愿望是填饱肚子。有了饭吃，小岗人小农意识的本性开始显现，满足于“一群鸡，两头猪，三亩地”的小生产格局，而这是与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格格不入的。当市场经济大潮扑面而来时，小岗人却束手无策：办企业不会，跑市场没门。小岗村至今还流传这样的话：“小岗想致富，愁的是没门路，盼的是服务，想的是政府。”一种等靠要的意识弥漫开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推着别人改革的小岗人如今却被人家推着改革。可以说，小岗村是安徽许多乡村的缩影。就在小岗人固步乡村一隅为小富即安而沾沾自喜时，江浙一带的农民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玩了命地钻市场，跑供销，较快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记得2001年底在浙江采访时，一位民营企业主告诉我，10多年前他去安徽做生意，发现许多农民冬天农闲时靠在墙角晒太阳，他就纳闷，这里看起来也并不富裕，农民为何不利用这季节出去赚点钱呢。我说，“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对安徽人来说，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可谓耳熟能详。从改革开放以来，安徽仅全省性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就有过四次。但回过头来看大多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有人戏称为“越讲解放思想，思想越不解放”。最后，这种“叶公好龙”式的解放思想，只能流于形式。于是乎，在各种会议、文件和讲话中，充满了大话、空话和套话，以至出现多中心变成无中心，假中心干扰真中心，非经济工作过多冲击经济工作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基本上是步步紧跟中央政策，又基本上是步步跟不上。沿海发达地区是上头没说不让干什么，人家只管干什么，就创造性地发展了地方经济。安徽曾是上头让干什么，才敢干什么，上头没让干的，坚决不干，思维的原则是防错而不是出新。结果是看着跟得紧，就是发展不起来。比如，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有进有退，会议一结束，安徽是层层开会传达学习，而毗邻的江苏却“反弹琵琶”，先召集政策研究部门的专家分析政策的含金量，以及江苏要采取的操作性配套措施，然后再层层传达，这样便于基层一边学习一边落实。同样是学习中央的会议精神，只是思路一变，就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再比如，浙江是人多地少资源小省，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所用土地要比安徽难得多。浙江人却开动了脑筋：征用土地不行，就租赁土地，租赁不行，就土地入股。土地指标用完了，就到东北租地种粮食，把人家的土地算作自己的耕地，然后再来建工业园区。有人说，浙江的许多官员的乌纱帽掉了，而浙江经济却上去了。浙江的“三敢”（敢闯、敢试、敢冒）和“三放”（对县市充分放权、对企业充分放活、对群众充分放手），由此可见一斑。反观安徽，一些官员惟“高压线”是从，丝毫不敢越雷池半步，生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也就是说，安徽缺乏一种上下联动，一级推动一级的经济发展氛围。
观念的落后必然导致行动上的缩手缩脚。就拿企业改制来说，安徽不可谓不早。但1997年的那场企业改制，由于一开始企业的改制方案由改制领导小组而不是职代会通过，再加上职工集资款无法得到有效保全，“一刀切”的弊端便暴露出来。当上层官员讲企业改制不能搞运动时，地方官员又不敢讲真话，最后一场轰轰烈烈的企业改制，只能流于“翻牌子”以及人人持股的“假改制”。与此同时，浙江官员认为对的就坚持不动摇，并问：国有资产退够了没有，职工身份置换了没有，经营者持大股了没有，股东参与生产要素分配了没有。一时间，浙江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民营化达到99。5％。而安徽直到目前还有1；245户小企业尚未完成改制。由于观念的落后，安徽中小企业改制整整延误了5年之久。
思维的僵化也同样让人窒息。世界上第一台VCD诞生在安徽，可“万燕”却悲愤地离开安徽，择枝广东。那时的“万燕”是一家民营企业，尽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VGD，但苦于资金缺乏，无法大规模生产。而当时家电行业“老大”长虹有意进入VCD领域，并与“万燕”频频接触，想斥巨资与“万燕”联合生产VCD。有关部门听说此事后，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安徽有几家有名的家电企业你不“嫁”，为何偏要“嫁”给长虹？不容对方分辩，棒打“鸳鸯”，硬是拆散了一对好“姻缘”。之后，地方官员用“拉郎配”的方式把“万燕”与“美菱”撮合到一起。由于两家无法磨合，到后来只好不欢而散。在此期间，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主嗅出了VCD的暴利，快速出招，赚得盆满钵满。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生产第一台VCD的“万燕”到头来却口袋空空如也。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4）
现在干部有两种类型：一是前程型，二是事业型。对照安徽的干部，相当部分是前程型的。这种干部时刻注重自己的乌纱帽，宁愿耽误事业而不愿误了前程。在这样的氛围中，一种好大喜功的浮夸，便弥漫开来。前些年，安徽某部门收到皖北某县报来的乡镇企业产值的数字，可谓大开眼界：一个穷得连工资都发不出的贫困县，乡镇企业年产值竟有70亿元。这个部门的领导想了半天，把乡村木匠干的活计都算进去也超不过亿元。无奈，只好打电话问县里的领导。对方说了一句比70亿更离谱的话：嫌多了就砍掉10个亿。这位部门领导听完后，惊得半天回不过味来。“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结果是，官员的精力都用在“空转”上，哪有心思来发展地方经济？近几年，安徽的阜阳市成了浮夸和腐败的“重灾区”，其负面影响造成的重创，使这个地区现在还未恢复元气。
与观念落后相随的是，安徽许多好的战略构想得不到落实。
20世纪80年代末，安徽就提出过“远学闽粤，近学江浙”。但这仅仅是一种姿态和口号，并未落实到行动上。1996年，安徽的决策者曾对经济落后现状进行了一次分析，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纵向比还是横向比，安徽的差距主要差在人均上。当年安徽GDP总量在全国排13位，而人均GDP在全国排22位。之后，安徽制定了“赶超战略”，其核心是赶超人均指标。遗憾的是，由于对造成人均水平差距的原因不甚明了，加之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支撑，这个诱人的战略，也只是让安徽人热血沸腾了一次而已。
一位到沿海发达地区挂职学习的官员曾感慨地说：“安徽不是在想中出了问题，而是在干中出了问题。”换言之，沿海发达地区干的，就是安徽平时大会上说的，文件中写的。可以说，说的多干的少是制约安徽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
以今年安徽省政协就经济发展环境发放的2万多份问卷调查为据，有高达60。7％的比例认为干部工作作风不实。在关于安徽经济政策得不到落实的选择中，认为是由于“工作作风”所致的比例为42。5％，居于调查中给出选择的各种单项原因之首。
同样，安徽地方官员的调换过于频繁，也导致了许多战略构想无法得到落实。据我1999年采访时获取的资料来看，当年安徽县市在正职领导岗位上连续工作5年以上党政“一把手”，只有6人。其中有个县5年中换了5任“一把手”。有的地方官员屁股还没坐热就挪了位子，往往是“张书记栽桑，李书记挖塘”，搞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发展战略缺乏连续性。
反之，安徽有的发展战略只要坚持与落实了，就会开花结果。1995年，时任安徽省副省长汪洋提出把汽车工业作为安徽的支柱产业培育时，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