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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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达到650亿元，占到全省GDP的10％，与工业等其他支柱产业所占总产值的比重基本持平。
建国几十年来，在河南到底怎么发展的问题上曾经走过一些弯路，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河南一直是典型，“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搞得比较过头，后来才发现走得太“左”了。最近几任的省委、省政府领导总体来讲扎扎实实地谋发展，没有什么明显的决策失误，老百姓总的感觉是河南在一天天地往好的方面变化，在往前走，不满意的地方肯定也有，主要是恨铁不成钢，但想把一个1亿人口的大省很快地改变面貌也实在不容易。河南现在面临几重压力，处于多难境地。比如很多地方都说要工业兴县、工业兴市，可自己要上什么项目不知道，也难找到合适的工业项目，因为国内整个工业生产过剩，市场低迷，几乎生产什么，市场上就多出什么。可能中部省份都想加快工业化，又难在工业化。
市场经济社会是以工商企业家为中心、唱主角的社会，政府要从舞台中心退出来，政府官员要为工商企业家服务，这是一个本质性的深刻变化。
历史文化积淀比较深厚的地方在走向市场经济、工商业社会的时候，都表现出文化的不适应性，我觉得中部地区都要深刻地反思这个问题。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5）
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对市场经济的抵阻作用亦非常强，中部地区的传统观念无非就是两种：一是来自于自然经济的小农意识，表现为封闭保守、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农民只要有饭吃，甚至有稀糊糊喝着，就不急于发展。而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却是在民众之中，像河南第一县巩义县，年财政收入四五个亿，人口五六十万，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在想着怎么搞经营、怎么富起来。这个地方是丘陵地区，人均土地只有三四分地，有的甚至只有二三分，搞农业没有办法生存，20世纪70年代就逼出了乡镇企业，当时主要是生产农业机械，像抽水机、钻机，还搞过炼铁，有各种小手工艺技术，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成了河南第一县。我曾经比较过：巩义县的民众中蕴藏着经济意识、商品意识、工业意识，有一种发展的强烈动力，谁到这个地方当县委书记、县长都省心；而其他地方的农民有一两亩地，他们就会守着这块地不思进取，没有再发展的冲动，有的甚至还想着一定要生一个男孩，一定要比兄弟或邻居多一个男孩，还是认为没有男孩或者比人家少一个男孩会抬不起头来，而多了一个男孩就可以高高地抬起头来。小农经济落后的文化仍是中原大地的一个沉重包袱。
二是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的封建政治观念，尤其是官本位意识严重。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最深层次的标准，就是一个人到世界上来走一遭，最后到底活得好与不好，成功还是不成功，就看你有没有做官。官做得大与小，这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尺度。这个现象在整个中国都存在，但我感觉在河南、陕西一带更严重。
中国的政治中心有两三千年在中原，北宋以前就开始在这个地方，一代一代传下来，总是以家族中有人当过官为荣，家族甚至你的亲戚邻居中有一个人当大官，众人都觉得特别欣慰。现在还有些人只要在人前一说起自己的同学是什么官，姐夫、侄儿是什么官，那种感觉真是好得很！这就是官本位意识的具体表现，形成了我们这里的优秀分子和社会精英不像沿海地区的人那样去谋发展，要给自己创出一份事业，成为工商企业家，而是创业意识非常淡，甚至瞧不起这些，一门心思地想做官，做了官又一门心思地想办法怎么做大官，社会上长时间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现象非常严重。
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一个地方总要想办法发展，你越是不发展就越不能发展。而市场经济社会是以工商企业家为中心、唱主角的社会，政府要从舞台中心退出来，政府官员要为工商企业家服务，这是一个本质性的深刻变化。传统官本位文化与市场经济社会格格不入，后者要让从事工商业的人感觉自己在整个社会环境中最有地位，最受人尊重，但河南现在远没有形成这种环境。比起以前是大有好转，企业家与农民相比，或者与一般知识分子相比，社会地位是高的，但与党政机关的官员相比，还不是主角地位。某些政府官员动不动就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命令企业。文化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在基层一个搞企业的见到一个乡长，心里就会想人家是领导，自己就会把自己放在矮一截的位置。我们在一些县里搞调查，发现大专以上毕业的人除了当医生、教师的，95％的人集中在县乡党政机关，这些人一天到晚没什么事情可干，却想着怎样才能得到提拔。很多县乡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企业，商业也不景气，你说这个地方发展经济的动力从何而来？现在还出现一种现象，如果你在一个企业搞得不错，一下就把你从企业的一把手提拔到县里当一个局长或者副县长，甚至副厅长，大家都感到你是被重用了。反过来，如果你在企业搞一辈子，那就不是被重用。在江浙地区，民营企业如同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兴起，大企业家、知名企业家成群地出现，企业家群体真正成了社会的支柱，而我们有些地方多少年出不来一个好的企业家、知名企业家，而官员队伍倒是不断地庞大，这也是中部地区一个普遍的现象。历史文化积淀比较深厚的地方在走向市场经济、工商业社会的时候，都表现出了这种文化的不适应性，我觉得中部地区要深刻地反思这个问题。
在“三个代表”理论中，江泽民同志为什么把先进文化的问题提高到党的性质、宗旨、任务的高度来讲？就是因为中国要改革开放，要走向世界，却遇上了小农经济文化、封建政治文化、计划经济时代“左”的文化等落后文化的阻碍、束缚和羁绊。如果不用先进文化来改造这些落后的文化，中部地区就很难加快发展步伐。实际上中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个差距并不表明中部地区的领导者水平不足、工作不努力，而是表明中部地区深层次的文化力量太强大了。文化本身就不是一个短期内能改变的问题，它的盛衰消亡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现在最难的事情就是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地改变这种文化，东部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工商业蓬勃地发展，到最后中部的工商业有可能慢慢地萎缩，没有多少制造业，没有什么创造力，成为西方世界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商品倾销地。没钱怎能把城市建设漂亮？江西还有可能成为人家的后花园，河南不行，因为我们人口这么多，生态环境受影响，想成为人家的后花园都难。
实际上这个前景已经隐约摆在我们面前了，我经常到河南的大商场看一看，现在直接放在柜台上卖给本地消费者的河南产品已经越来越少。各种名牌服装都不是自己生产的，至少值钱的衣服没有。火腿肠、方便面这些食品河南还有一些，但在市场上价位比较高、利润也比较高的家电等轻工业产品都是外地的。我甚至还发现，做饭用的液化气灶、锅子、勺子、铲子、菜刀等商品都是南方过来的，我们竟然连这些东西都做不出来了吗？可能做出来也没有人买，消费者已经从骨子里认可南方的这些产品了。整个中部这方面的情况都差不多。如果我们一边高喊着工业化，一边又对这些问题认识得不透彻，不想办法尽快改变现状，我们的工业化就将始终是水中捞月，雾里看花。
走在中原的黄土地上，你会比任何时候都少去廉价的乐观而拥有可贵的清醒。与此同时，你也会比在任何地方更认同中部的人民正在从事一个从未有过的伟业！
胡平：刘道兴先生道破了河南当今发展的两难境地。如一方面要加速工业化，可因为起步太晚，偏逢过剩经济和市场低迷，几乎生产什么市场上就多出什么，可谓必须工业化又难在工业化。如要大力做大做强第三产业，没有广泛而又繁荣的第三产业，就吸纳不了大量的已经进城和等着进城的农民，就提高不了城市化水平，但第三产业若没有工业化的强有力支撑，那畸形的发达下掩盖的只是一个经济附庸的角色。再有，文化的重筑其实比经济的振兴更为迫切、艰巨，当今不思发展的地方越难发展，没有文化重筑意识的人们也越难有文化的苏醒；可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泥沙俱下的商业社会，既不能使人们理性、客观地认识自己，又往往在滚滚红尘中消解了文化的意义……
河南的两难境地，确实是当今中部地区的两难境地。
认识了中部的两难境地，大概就能体悟中部经济振兴的负重与迂曲。
然而，就在如此的两难境地上，河南的经济航母下水入海了，在中国的海平线上犁出了一道道壮丽的浪花……
走在中原的黄土地上，你会比任何时候都少去廉价的乐观而拥有可贵的清醒。与此同时，你也会比在任何地方更认同中部的人民正在从事一个从未有过的伟业！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6）
下面我想探讨的是豫地的文化。
没有文化的眼光只能是近视眼，看不清自己的来处，也看不到自己的去处。有了文化的渗透，我们便能像张宇先生一样发现——
“……人们慢慢由大河文化向海洋文化转移。这种转移的大势所趋，必然开始抛弃和冷落原来的文化中心。人类在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中这种超越自己的行为虽然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残酷无情的，是以牺牲自己原来的出发地和根据地为代价的。就像鸡蛋孵出了小鸡，就像小鸡离开鸡蛋以后只把鸡蛋剩成了一只空空的蛋壳。”（《守望中原》）
“在这种规律性的文化转移下，并不是所有的河南人都沉得住气，有相当多的河南人昔日良好的心态被打破了，开始迷失自我。他们想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为什么中国历来的中心被边缘化？为什么昔日的一个钟鸣鼎食的望族，今日竟有些像破落户子弟……前些时，民间与网上有多少针对河南的文字，一本接一本的出版物上就有多少为河南讨回的公道”。
仍有河南人心静如水，笑里有禅。马国强先生说：发展经济不是太难，只要制度、体制得当，发展的路径都差不多，不过时间或早或迟。但中国文化的极品如果保持住，在将来的世界上说不定它就是先进文化。张宇说得颇形象：当初从贫穷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候，人们喜欢塑料工业制品，讨厌大布和方口布鞋，不喜欢大自然中土里土气的东西。后来发现塑料鞋竟然造成了生态污染，人们又喜欢方口布鞋了，衣食住行又都流行回归自然，但这中间必定会经过一个“塑料文化”的过程。
竭尽所能地警惕、批评小农经济文化、封建专制文化和极左政治文化的流毒的同时，他们对脚下的这块土地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出省去，自尊自强，更为河南每一天的进步而自豪，丝毫不觉比别人矮了半分；他们在故土，依旧笃笃定定地生活与工作，有滋有味地创作与编务，丝毫没有乱了方寸。窃以为，这便是文化的智慧，文化的定力，还有文化扬弃后的传承。拥有了它们，就必然要爆发出文化的力量！
当今去河南，人们总要劝你去林县的红旗渠看一看。在太行山东麓的那片原本土薄石厚的不毛之地，在祖国艰苦而又动荡的年代里，林县人凭着自己一双手，闯过50余处悬崖峭壁，劈开264座山岭，跨越274条河道、山沟，打通68个隧洞，费时6年完成了长达1；500公里的红旗渠工程。这个迄今为止震撼和打动了无数参观者、被许多外宾叹之为“人类现代史上的奇迹”的工程，还有它带出的今天林县活跃在祖国各地的十万建筑大军，可能是最强烈最完美地体现了文化的力量。
我发现中国文化背景中有一个怪现象，每隔一段时间大家喜欢围绕一件事情来说道说道，痛快淋漓地发泄一下。
河南就像母亲，把孩子们养大了，自己却越来越老了，人们嫌河南变丑了，这其实是忘祖的表现。
马国强（河南日报副总编辑、大河报总编辑，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导师，高级编辑）：我对前一段时间外界对河南的评价是不赞同的，因为那不公正。就全国各省对一个地方的评价而言，各种负面传闻最多的地方并不是河南，河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总数与负面事件报道的比例并不是最多，但为什么河南在这方面显得特别突出呢？我觉得首先是有些领导和老百姓的心态不正，把这种事夸大了。有些媒体的传播也是盲目和不负责任的，逐级放大了这种影响，加上河南人的自我调侃，拿自己的疮疤卖钱，所以河南给外界的印象不佳。当时山西的假酒事件造成了人员死亡，在国内的负面影响也很大，但河南人自己先乱了阵脚，立刻就提出要重塑河南形象。我就很奇怪了，河南的形象什么时候坏过呀？为什么要重塑？主要是我们自己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了，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广东、福建，比如最近报道的这两个省有人利用手机发短信搞全国范围的诈骗，人家可能是一笑了之，自己悄悄地改正就得了，这阵风很快就会过去。现在的领导不再说重塑河南人形象这些话了，过去就是太急于辩白了，结果越辩越糟糕，你现在不辩了，人家也慢慢不说了，本来也没有那么严重嘛！
张宇（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这几年河南发生了不少事，媒体和网上关于河南的话题也特别多。我主要从两个方面看这个问题：一方面，我记得几年前温州假货泛滥的时候，全国人民都骂温州人，后来不骂了，改骂河南人了。由此我发现中国文化背景中有一个怪现象，每隔一段时间大家喜欢围绕一件事情来说道说道，痛快淋漓地发泄一下，其实有些事情不是河南人干的，但都要放到河南人身上来说一说。这和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有关，西方文化讲究个体，咱们则是强调什么都要统一部署，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容易形成话语中心习惯，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劣根性；另一方面，我认为主要责任在河南人自己。河南人的个性中有自嘲的一面，李准的小说中比较多地谈到这个现象。河南人幽默的时候不骂别人，只骂自己，不去伤害别人。我们有一句话叫“会骂的骂自己”。据我观察，其实关于河南的段子、笑话有60％～70％是河南人自己说出来的。加上现在的传播手段不一样，有了互联网。如果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所谓的“妖魔河南化”一说。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7）
马国强：中国传统农民的机智狡诈，都集中体现在了河南人身上。张宇专门写过一些关于中原农民的文章，把他们的机智狡诈、顽强的生存能力都表现了出来。顽强的生存能力，可能表现为一种自嘲达观的人生态度。如果你在河南特别是在豫西地区生活的时间长，你就能感受什么是河南人的自嘲。豫西与豫东还不一样，豫东长期战乱不定，经济、文化遭受的破坏特别严重。豫西的文化相对稳定，你会发现这里的庄户文化80％是幽默、调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