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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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千里迢迢来江西干什么？我提出了“八个一”，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抓紧每一天时效，动足每一根脑筋，汲取每一份智慧，用好每一份能量，激活每一个细胞，办好每一件实事，争取每一项成功。
光靠南昌现在的经济总量，就是增长12％、15％、20％也是不行的。那么靠什么呢？要靠更开放、更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
靠得住、有本事的干部才能打开局面，政绩突出就是打开了局面，不用这样的干部还用什么干部，不管他们有没有资历，有没有关系背景，我们在南昌用了很多这样的干部。
来南昌后，花费了我最大精力的是三方面的事情：
一是抓城市建设，增强老百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城市面貌不是单纯地看几条马路是否干净，它体现一个地方的社会文明程度和老百姓的凝聚力，也体现一个地方领导者的素质、能力、决心和魄力。我对南昌的定位是按照省委孟书记提出的把南昌建设成花园城市的要求，将南昌建设成为中国最优美的城市之一，营造美的空间，人的乐园，这一点我完全有信心。我到南昌的第一件事就是自任为规划委员会主任，李豆罗市长为副主任。我听了南昌几个湖的情况介绍以后，立刻决定所有湖的周边一律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占有，并要求立即通知下去。在无锡太湖边上左一个单位，右一个单位，老百姓根本走不通；杭州的西湖、武汉的东湖也是这种情况。南昌有条件将自己的几片湖水完整地让给百姓，为此制定了具体的标准：环湖一条路，沿湖一片绿，依湖一片景，连湖活水系，靠湖聚财富，营造人民群众新天地。全部定格、定位好了，就按照这个来操作。有了好的战略规划，还需要精雕细刻，把自然的矿藏变成宝石，否则自然的矿藏还是一堆矿石，白白浪费了就会将遗憾留给子孙，留给历史。
二是牢牢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松，经济工作不像一个城市的卫生死角，突击扫除就可以了，它有一个滞后效应，不一定马上就能体现出来，其成效的出现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我抓经济工作很多年了，按我的经验“万事开头难”，开始时领导者要既吹冲锋号，又搭过河桥。既要提出命题的战略思维，又要解决中间的重点、难点问题。我十分清楚光靠南昌现在的经济总量，就是增长12％、15％、20％也是不行的。那么靠什么呢？要靠更开放、更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美国是怎么发展的？从事IT、IC产业和生物药工程的三分之一是华裔，他们为什么要去，是因为容易发财，容易成功，实验条件好，上下配套，风险资金容易保证。他们发展起来了，增加的是美国的产业经济，壮大的是美国的实力。所以，21世纪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的竞争，实际上是投资环境优劣的竞争。因此，市委、市政府将改善投资环境，以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令一些同志感到纳闷的事情，我经常去做。比如说接待外商，当时是一个省委常委，后来又是省委副书记，我看起来似乎犯不着这样做，但我宁可自己再辛苦，也要把局面打开。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要接见几批客商，虽然我不喝酒，但每天要重复讲很多话，也颇费神。有人建议我见客商要分层次，我说南昌才刚刚起步，大的小的客商都欢迎，还分什么层次。再有，领导者能不能亲自到场，他们的素质形象、知识能力水平怎样，也常常是客商到南昌后想要了解的。为了培训招商引资人员和抓经济工作的干部，仅就外向型经济专题我亲自讲过两次课，从上午8：00讲到12：00，再就是专题讲工业经济、资本经营，譬如：如何搞活企业？如何抓大放小？如何抓对外开放？如何抓企业集团、上市公司？如何搞工业园区？这些事我自己做过，只要教会下面的干部怎么做，他们很快就会了，江西有些干部确实相当聪明能干。
因为与过去的环境不一样了，省委、省政府又给了我一个很大很好的工作平台，我来南昌后形成了几个理念，其中之一就是“帮投资者盈利，助投资者发展，为投资者服务”，“只有投资创业者的成功，才有我们发展经济的成功”。对于党政官员来说，帮助投资者解决每一个问题就是最好的投资环境，让所有的投资者成功就是最好的投资信用。只有投资创业者的成功，才有党政官员“365天白天加班加点，晚上干到零点，节假日照常到点”的价值，否则我们再辛苦再忙，经济不发展，企业还是那么落后，老百姓还是那么穷，我们的工作价值便等于零。目前在南昌的外商都站住了脚，2001年进来的几家公司正在红谷滩、高新、昌北大展作为。统一企业的效益很好，格林柯尔、娃哈哈今年投产后的效益估计也不错。深圳方大、先科都已将主要的制造基地放在南昌。荷兰的RDM决定到南昌来发展，RDM兼并了美国麦道生产直升飞机的工厂，将把它移到南昌来生产……南昌近三五年的经济会发展得很快，对此我非常有信心。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3）
三是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注意培养造就一支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干部队伍，市委对过去的干部队伍结构作了很大的调整。我们公开宣称按照“四化”标准选人用人，要用“靠得住，有本事”的人。我是外来者，在南昌不认识任何人，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也不想在这里搞小团伙。南昌的事业是南昌人民的，光靠一两个人再苦再累也没有用，要靠千千万万有本事的干部来做，这些人要忠于人民、忠于江西、忠于事业，不是为自己的私利，不是为自己升官，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加快南昌发展的事业当中去。我在大会上多次讲，并不是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官的能力有多大，江西有4；300万人口，能力比我们大的人多着呢！历史的潮流把我们推到了这个岗位上，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要在这个岗位上有所建树。有本事的干部才能打开局面，政绩突出就是打开了局面，不用这样的干部还用什么干部？不管他们有没有资历，有没有关系背景，我们在南昌用了很多这样的干部。其实，南昌的一些干部年纪很轻，水平、能力不比苏南的干部差，像昌北、高新、南昌县开发区这么一两年就上来了。这次机构改革市委调整提拔了200多名干部，都是三四十岁的年轻干部，现在人才队伍全部接上来了，后面的步骤还会更快，要源源不断地培养后备人才队伍。现在还有200多个岗位空着。对1000多名年龄偏大的干部，采取了离岗退养的政策，他们都高高兴兴地退下去了，这个政策力度之大在全省所有城市中是仅有的。有了这样一批年轻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对经济工作比较熟悉的干部上来，一个地方怎么能不欣欣向荣？
我很想完成南昌人民留给我的那份“考卷”，很想在自己手里对南昌——这件我从政以来最重要的作品精雕细刻，让它憬然于世，光彩照人，我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留给我在南昌的时间太少了……
江西人自己要认识江西人，江西的广大干部是很有能力、很有水平的，所有的变化都是江西人自己创造的，并不是靠几个外来的领导者，我们不过是担负着领导的责任……
从20世纪80年代在江阴开始，以及到南昌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我讲得最多的话就是“事在人为，负重奋进，以创造性工作快速发展”、“地不分南北，基础不论强弱，有志者事竟成”、“路是人走出来的，事业是人干出来的”，这些话可谓我思想的“主弦律”。说实在的，我很想完成南昌人民留给我的那份“考卷”，很想在自己手里对南昌这件我从政以来最重要的作品精雕细刻，让它憬然于世、光彩照人，我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留给我在南昌的时间太少了……
从沿海发达地区来到江西，已经快两年了，南昌人民和无锡人民一样接受了我，认可了我。当初我离开江阴到无锡赴任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对我开玩笑说：“吴市长，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人大准备投票，不同意你辞职”。很多市民也给我送鲜花，就是不想让我走。我不在意有哪些官员来送我，但我很在意居委会的老大娘来送我。后来我离开无锡到南昌，这次调动也是突然宣布的，一宣布时就有很多人掉眼泪了……在南昌这两年，南昌市民自己出钱在电台为我和李市长点歌；退休职工在八一公园演出，自己掏钱买花请主持人转交给我，请我保重身体；开省党代会的时候，出租车司机问上车的九江人、赣州人是不是来开会的党代表，对方回答说“是”，司机说你们投票的时候一定要投吴书记的票……这些事让我很受感动。也让无锡来的客人很受感染，我来南昌半年之后，无锡柴油机厂的老总来南昌考察，看到南昌人民对我如此支持，宴会上他噙着泪光说没想到江西的老百姓这么淳朴、厚道，没想到你一个人不带秘书，不带干部，却在短期内打开了局面。无锡锅炉厂的老总听说一些情况后也专门飞到南昌来，给了我定点扶贫的一个村子70万元，帮助村里发展经济……这就是一个人为官从政的价值，要心中真正装着老百姓，全身心地去完成“三个代表”，而不是把它作为一句政治口号。
除了人民的厚爱，我还要感谢南昌市广大干部对我工作的支持。李豆罗同志总结的“白天加班加点，晚上工作到零点，节假日照常到点”，是这两年来南昌市委、市政府大多数干部的真实写照。有很多领导干部瘦了10多斤，有的人还得了很多病，像腰间盘突出等等，有的人发烧打着点滴还坚持工作……他们比我还辛苦。通过这两年的接触了解，我认为江西人自己要认识江西人，江西的广大干部是很有能力、很有水平的，所有的变化都是江西人自己创造的，并不是靠几个外来的领导者，我们不过是担负着领导的责任，通过正确决策，把上上下下的智慧和资源集聚起来，把全省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瞄着一个正确的目标去进取。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4）
胡平： 因为你的厂长出身及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的丰富经验，在企业经营、开拓市场及一个城市的发展、管理上，你很有眼光、有主见；又因为你来自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在经济欠发达的南昌的许多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把自己过去做过的又做了一遍。你给人以轻车熟路、举重若轻的印象，不仅是南昌的许多百姓、干部，也许还有一些外地的记者，都对你刮目相看。我想，这固然会为你带来成就感，但同时也意味着压力在一个各方面起点较低、但人们改变自己落后的生存面貌的心情又迫切的情况下，你的所思所言所行，怎样去经受历史的考验？
不管压力有多大，我们始终要有清醒地认识，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越是快速发展越要求真务实。
吴新雄：企业和企业之间有竞争，城市和城市之间同样有竞争，这种竞争首先体现在一个地方的领导团队的决策水平、抱负、追求和素质上，往往一个重大决策失之毫厘，对这个地方的发展就差之千里。一个现代社会领导者要具备三方面的能力，一是对问题的决断能力，把握事物的发展才有决策的超前性，抓住内在本质才有决策的科学性，突出重点环节才有工作的实效性，建立目标管理才有工作的考核性；二是对重点、难点的突破能力，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碰到很多棘手的难题，领导者不仅要身体力行动手解决，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要敢于承担责任和风险，这才是对事业更大的奉献。如果看到有风险和责任就回避，那解决不了难题；三是要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把全社会的力量最大限度地集聚于一个目标和方向。如果领导者光凭个人的能力和见解，只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事情早晚要砸锅。如果领导者深知民主不但是对个人素质与作风的要求，更是对体制与机制的要求，这个地方必然搞得生气勃勃。
南昌人民希望加快发展，希望尽快改变面貌，他们对我们的评价和期望越高，我们感到的压力就越重，当然我们也希望尽快赶上去。但不管压力有多大，我们始终要有清醒地认识，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越是快速发展越要求真务实，每一条政策、每一个措施、每一个数据都不能有水分，有水分导致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点我是始终坚持的。那么如何防止下面掺水分呢？一般来说自己要深入实际，不能光听汇报，在会上听来听去是不行的，比如说招商引资，我既要看数字，还要到现场去看，哪些工程在做？哪些项目在投产？哪些税收交了？用电量是否上去了？这些东西是实打实的。在苏南我们就是这样防止泡沫、挤去水分的，在考核经济发展时早就不看GDP值了，第一看工业开票收入，这肯定有税收的，没有人可以做假。第二看用电量的增长，经济发展了用电量肯定增长；第三是看财政收入，这都是没法掺假的。
胡平：现在中国省部一级的领导中，有不少是“老三届”，即“文革”前夕正读初中、高中的中学生；或者说，所谓“老三届”，大抵都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饿过肚子，1966年夏秋在天安门广场拍过巴掌、喊哑了嗓子的一代人。但更大量的“老三届”人，现在成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困难群体。我看你也是这一代人，还有这代人的代际意识吗？
我们各级领导一定要抓住发展不放松，把大家的思想和能力全都聚焦在发展上，这才是对包括“老三届”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的最重要的关心，若没有发展其他的关心只能是杯水车薪。
吴新雄： 我正好是“老三届”，初中一毕业就碰到了“文革”，孟书记也是“老三届”，现在我们都会想起“老三届”当年的一幕一幕青春岁月。现在虽然和他们的联系并不多，但我注意到建国后的每次运动他们几乎都赶上了，对过去极左政治和计划经济的错误后果，“老三届”确实承担了很多，相比之下，改革开放20多年带来的很多好处，他们却分享得不多。比如过去上山下乡主体是“老三届”；现在企业改革、下岗分流又轮到了“老三届”，很多“50对象”是“老三届”，他们现在都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很重。计划生育也是从“老三届”开始的……应该说，这一代人是吃苦的一代人，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一代人，属于比较特殊的群体。
作为这代人中的一分子，我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我对他们满怀同情。我一向以为各级领导应该更多地关心他们，一是要更多地关照他们再就业，因为他们都是50岁上下了，和年轻人竞争岗位没有了优势，所以党政机关的保洁、保养岗位要更多地考虑他们。二是对他们中特殊困难的家庭要体现社会的温暖，他们的年收入一般很少，住房条件不好，买不起商品房，政府要适当发展经济适用房，当然这一点不光是针对“老三届”的。说到底还是要加快发展。不管是对“老三届”也好，对其他弱势群体也好，最终让大家普遍感到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靠发展，所以要抓紧时间发展，拼命地发展，而且发展还不能用常规的办法发展，人家花十分力气，我们要花一百二十分的力气。如果我们的实力雄厚了，那么，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