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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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4）
胡平： 流布四方的赣商，只要具备了一定的财力，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耸起赣人的“广告”，大抵忘不了赣人的人格神——许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老人家。这“广告”，还得到各地赣籍大员们直接间接地支持。明朝以来，在京都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其附属或是另建的江西会馆，更是星罗棋布——
天津的万寿宫，建在闹市区，其规模与南昌的万寿宫不相轩轾。汉口的万寿宫，除正殿、前殿外，还有廊庑、配殿与厢房，是一个布局严谨、错落有致的庞大建筑群，其色彩之富丽，雕刻之精细，为南昌万寿宫所不及，在武汉三镇亦属翘楚性建筑。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江西人盖起来的万寿宫比比皆是。闽西峰峦如攒的长汀县里也有一座万寿宫，抗日战争时期成了流寄到此的厦门大学的临时校舍……
赣人的“广告”耸得最漂亮的是京畿之地。据南京大学吕作燮先生统计，明代各省在北京的会馆共有41所，江西则有14所，占了34％。直到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仍有51所，还占13％，均为各省之首。它们附设于一座座大小不等的万寿宫，大抵为江西各地商人所建，既为旅外乡人祭祀活动、亲善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待仕或者下了台的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
直到１９世纪末期，一位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来中国游历、考察，在其一双碧绿的眸子里仍察觉到江右帮的流风余韵：
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
方志远：江西的读书人更是从官本位中获益多多。有一篇文章谈到，解缙做首辅时，帮助不少江西人考取了进士。特别是永乐二年，解缙既是主考官，又做读卷官，这一年从第一名至第七名的进士全是江西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甲进士前三名有一个永丰人，两个吉水人，四至七名不是泰和人，就是安福人。江西人会读书这是事实，但这其中有猫腻可能也是事实。解缙这个人胆子比较大，有些恃才傲物，敢于泄露题目。就以进士来讲，第一名叫曾是永丰人，第二名第三名都是他的学生，而且还是两兄弟，无论怎么凑巧都难以自圆其说。当时科举是实行糊名制，也有类似于现在高考试卷的防作弊措施，即考生写好姓名、籍贯等内容，然后把名字糊掉进行编号，再专门由一批人统一抄录试卷，主要是怕考官辨认考生的笔迹。然后再分房阅卷，考《春秋》的由一个考官阅卷，《考礼经》的又由一个考官阅卷，再由这些考官将自己认为好的试卷推荐给主考官。但不管这些制度再怎么严格，只要你把试题事先透露给考生，考生又把自己试卷的内容告诉考官，怎么也能考上。所以一个人如果读了书、做了官，便可以大大提携自己的同乡，这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朝中有人好做官”。
做官了，自然便能发财。小官发小财，大官发大财。今日一个叫胡润的英国人在中国搞出来一个类似福布斯百名富豪排行榜，在嘉靖时期，严嵩之子严世藩就与人搞出来一个当时京城富豪的排行榜，榜上有17家，都是家产在100万两以上的大户，他把自己家列为第一家，接下来是两户晋商和一户徽商，另外还有一家是锦衣卫都督陆炳。明前期时，官员们退休回家如果有谁搞到了银子，多带了箱子，那是不光彩的，被人们斥为贪官。到了明后期时，哪个退休没有搞到银子，不能盖起高宅深院，那是没本事的人，乡人都瞧不起。这说明这时候的官员已经敢于先让自己富起来，而且公开露富，社会风气发生了深刻的转型。江西人通过官本位领略到了好处，从政治、经济乃至经商各方面都有好处。
江西人还能通过术士和宗教的力量来参与和影响政治。明太祖在江西一带的活动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抚州的“铁观道”人张中，还有一个是南城的周颠，在庐山有记载的周颠仙就是这个人，这两人帮助朱元璋在江西战胜了陈友谅。在宁都还出了一批风水师，前些时间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了一个关于江西的“样式雷”家族的节目，这个家族的六代人为清朝皇帝的紫禁城和陵墓看风水，尤其是选墓址，在这方面江西人也很擅长。明朝成化年间，江西有一个叫李孜省的术士会搞扶乩术，宪宗皇帝要他搞一次占卜，他不知通过什么手段，向皇帝上了一句“江西人赤心报国”的乩语。就是因为这句乩语，当时一共起用了6个江西人，其中尹直入阁，谢一夔等5个江西籍官员任命为吏、户、礼三部尚书或侍郎及都察院都御史。江西的术士经常参与政事，他们自称会预言，用现在的南昌话来说就是能“唆泡”，皇帝居然很信任他们。像张天师每年去见皇帝的时候，朝廷给他派的都是头等车船，而孔庙的孔夫子，朝廷是只送不接，而且派的车马是三等车马，所以孔府的地位不如张天师的地位。当时孔府说天下有三家，一是朱家，即理气；二是张家，即指道家之气；然后才是孔家，也就是儒家之气。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江西人的官本位意识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但是在朝的，连在野的跑江湖的都神驰庙堂。
江西人科举中榜的多了，在外做官的多了，便让江西人腰粗了，口气也高了，往往不怕官，而是告官。前面我讲到有一句官谚“命运低，得三西”，此外，官员们还有一个很怕去赴任的地方，那就是苏州。明清两朝的新科进士在分配实职的时候，往往受到权贵的干预，为了抵制干预，无奈之下，有一些正派的官员竟然想出了“掣签法”，用抽签的方式来安排中下级官员的职务，把各地的官位做成签，由大家去抽，抽到哪个地方算哪里，这是中国吏治中的一个千古笑话。有一个进士是陕西人，抽到吴县当知县，结果吓得哭哭啼啼不敢去。吴县是苏州府所在地，也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方，为什么不敢到吴县去？吴县也是读书人最多的地方，其讼风之炽不亚于江西的吉安府。为什么两地人能动不动就告官呢？当时的吉安、吴县读书人多，出的官员也多，很多人家在外有官，在朝中有人，他们不将地方官放在眼里，地方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不管与他们有关无关，他们就往上告，有的是争是非，有的则不管告的是芝麻还是西瓜，他要的就是这头角峥嵘的胆气……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5）
江西人衡量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一个地方是不是显赫，主要看三点：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面赚大钱；再次是不是家里生了很多儿子。
与此相对应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江西人虽然不怕官，却养成了听命于中央集权的习惯。除了有那么短暂的几年一度是革命话语中心——江西在其他时期从没有成为过独立的政治中心。赣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庙堂提倡什么，江西就膜拜什么；中原追求什么，江西就紧跟什么，甚至比中原地区干得还好，跟得还紧。由此可以形成三种对应关系：一是庙堂文化与本土文化；二是附庸文化与异端文化；三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而在这三种对应关系里，赣文化基本上都是以前者为主体，对后者多有排斥。在粤文化、闽文化中，虽说也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但许是天高皇帝远，这两种地域文化里表现有相当多程度的本土、异端、大众文化的特征。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这种榜样意味着个人，还有家庭、家族的命运能够发生云泥之别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成了天条律令，让上自皓首老翁，下到黄口稚童，都铭心刻骨。其结果便大大影响了明朝江西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全民考科举。只要有条件，所有家族都愿意走这条路，都资助家庭或家族里最聪明的孩子读书考科举。一人当官，全家乃至全族蓬筚生辉的事例从古至今让江西人津津乐道。江西人衡量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一个地方是不是显赫，主要看三点：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面赚大钱；再次是不是家里生了很多儿子，可以打遍当地无敌手，充当老大。一个家族在这三条中只要有一条，就可以在一个地方有地位，有势力。
第二，对于科举不第的人，家庭或家族要尽其所有来为他买一个功名，买一个出身，帮助他走上官路。明清的国子监都是可以买的，《儒林外史》中经常有国子监之类的人物出现，这些人大都是买来的功名。今年年底我会出一本书，叫《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我在书中把《三言二拍》中关于监生的身份进行了统计，其中包括故事《杜十娘》中的李甲、孙富的监生都是买来的。监生不是正式的功名，大概介于举人与秀才之间这样一个角色，但可以直接出职，按当今的话来说属于第三梯队。获得监生以后，可以直接参加全国的科举考试，还可以免除家中两个人的劳役，有事上了公堂可以不下跪。
我看到一份材料，乾隆年间买一个国子监监生需要180～200两银子，那些年江西每年平均有2；000人左右出资买监生，可见江西人对官场是多么向往，每年要花多少钱在这上面。除了买监生，还有很多人买替补官名。我们在一些县市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碑名上写着“州同知”，简称“州同”，这种官基本上也是买的。当时中国的地方官也是省、府、州、县，县官叫知县，州的长官叫知州，府的长官叫知府，省的长官叫巡抚。州的副手即叫州同知，这个职务其实是虚衔，不需要到任，坐在家里就可以，但有一个官员的身份，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巡视员、助理调研员等非领导职务。
第三，曲线做官。当某个人考不取进士、举人的时候，就放弃读书去经商。经商赚了钱以后，培养自己的儿子、孙子去读书、做官，让第二代第三代人去解决官位的问题。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6）
胡平：现今流坑村一处清代商人旧宅内尚存有一副对联，下联为“ 读书能存真种子，看后裔接武上青云”。要想真实地感知功名的欲望，曾经怎样地折磨着又诱惑着江右商人，乐安流坑无疑又是一个缩影——
在村里近二百幢明清时代民宅的大门上，常可见“儒林郎第”、“登仕郎第 ”、“大夫第”、“州司马第”一类的匾额，它们一个个凤舞龙飞，多出于当时江西巡抚及州县的地方长官笔下，架大笔粗，镂金镌银，犹如斑烂的虎头豹脑，令人有持重的压迫感……这些高悬的匾额下，究其实是一个个赝品的贵族。流坑商人多以做竹木生意发家，随即纳财于官府， 捐得儒林郎、登仕郎等散秩，同知、千总一类官职或监生、贡生的身份。即便是身份较低的后者，也得捐银百两。如同他们曾拥有的满山满谷的竹木，到头来留下的只是这一方最多百斤的木匾，他们经手过的瀑布般倾泻的哗哗银两，最后变成的也只是给自己与后代的一个无法兑现的面子……
有资料表明，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江西是以钱财捐得监生最多的省份。
江西从未引导自己最杰出的人才去搞科学技术，去办产业，去钻研学术，而最终是引导他们走向政界，涉入了封建专制时代既危险又肮脏的政治泥沼。
方志远：第四，巴结官员。江西人在外地不论是读书，还是从军、从商，都愿意从当地为官者中找出几个老乡来，拉拉老乡关系，以求得各种帮助。如果自己的家族中在外有个什么大官，能帮着解决什么事情，这是一件很可以在邻里面前炫耀的事情。有时即使这个官员与自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也要死拉硬拽往自己身上扯。在昔日的乡间经常可以看到这种人物。
可以说，江西为庙堂送去了多少官员，江西人便在经卷上耗去了多少聪明！江西从未引导自己最杰出的人才去搞科学技术，去办产业，去钻研学术，而最终是引导他们走向政界，涉入了封建专制时代既危险又肮脏的政治泥沼。
整个明朝的进士中，在全国排第一位是苏州，苏州的进士在我印象里是860多人；第二是吉安，有840多人；第三是绍兴，是810多人。可以说这三个府分别代表了江西、江苏和浙江的最高水平。但是另外的一组数字中的吉安就很惨淡，我曾经统计过明朝的戏剧家、传记家和杂剧家，最多的是绍兴，其次是苏州，吉安排不上号。我也统计过小说家，苏州是第一，绍兴是第二，吉安也排不上。这还只是明朝的数字，清朝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说，江西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都在搞“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君臣之道的官学，像汤显祖这样被余秋雨称之为“挚情吟唱”的浪漫主义者，可谓凤毛麟角。
胡平： 在中外戏剧史上如朗月高照、清光无极的《临川四梦》，在江西泱泱文海中确是个异数。在以理制欲的文化环境下，赣地的文人们几乎都是正统的儒者，在气质上，与六朝金粉之地的文人明显不同，他们都颇富使命感，以“修身、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律律人，一般来说都活得很规矩，甚至是刻板。如同古代江西多忠臣、多烈士，它也多道学、多贾宝玉所痛骂的“禄蠹”。
方志远：这样又导致了另一个严重后果，以致近代江西日益闭塞，民风保守，自身产业不发达，经济一直比较落后。晚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之后，过去一门心思就是读书、考科举、做官的江西读书人，除了少数走了出去，到大城市接受新式教育，或者出国留学，前者如在北师大读书的邵式平，后者如去了日本留学的张国焘。多数人精神上还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但不能启民智，变古今，自身也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他们散落在民间主要从事两种职业，一种是教私塾，另一种是成为讼师，替人包打官司。可以这样说，这些讼师实际上是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
进入近代以来，当沿海各省如浙江、广东、江苏在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输送出国留学生的时候，江西仍然在培养四书五经的人才，眼睛仍然在盯着科举制，幻想着有朝一日还能考进士、举人。甚至当邻省的湖南办起了时务学堂的时候，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还是个江西人，湖南的民众又大多是江西的移民，江西仍然麻木得没有什么动静……
直到1902年，在上海的广方言馆、浙江的中西学堂、广东的万木学堂、湖南的时务学堂、湖北的自强学堂、福建的东文学堂即将要变成日后有着百年历史的著名大学之时，江西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江西大学堂才姗姗来迟，而且起初开出来的课程大体上只是小学水平。有些学者提到，为什么近代江西没有像江浙那样出那么多的科学家？因为江西的考据学不盛，理学却很盛。我也就此做过一个统计，明史的《儒林传》中江西人占了将近40％，而在清史《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