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并不快，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之后才很快赶起来。1992年后解放思想，大步迈进。我在1994年至1997年在厦门大学读博士期间，福建提出了要把自己建成“海洋大省”，全省上下有了必须走向海洋经济、形成自己的海洋社会的胆识。全省面貌为之一新，民气为之一振。当你在和福建人聊天的时候，你会深切地感受到福建人对海洋特有的感情。如果不让福建人参与海洋活动，只是让他们种地，对他们是一件极痛苦的事，他们几乎本能地有一种亲近海洋的冲动。　　　　
　　　　第一，福建人有海洋活动的传统，海洋观念是他们的主要意识，海洋经济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模式和生存模式，所以说“闽在海中”。　　　　
　　　　第二，福建人有一个十分丰富的海洋社会网络，福建籍的华侨遍天下，特别是在东南亚。这种情况正是福建人数百年来积极参与海洋活动的结果，因此，海洋社会资本是福建人最雄厚的资本。　　　　
　　　　第三，发展海洋事业，是福建人发挥优势，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佳选择。　　　　
　　　　因此把福建建成海洋大省，的确是一个明智的、到位的选择，是一种开放性的观念定位、经济定位、发展定位，按照此路发展下去，加上两岸三通的问题能尽快解决，福建一定能成为经济强省，而且在我国东部成为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重要地区。　　　　
　　　　海洋文化中开放的、兼收并蓄的特点，使得福建人不会奉某一种东西为圭臬，中央气象台的天气预报说今天没有风，他们不一定信，而是看实际，如果今天起风了，我当然不能出海。他们不惟上，不惟书，的确认识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亦少争论，少谋人，多干活，重在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福建人的务实精神来源于海洋文化在血脉里的传承，显然，在风险四起、动荡不安的大海里比在陆地上更需要务实。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可以在广州听到这样几句流行语：“红灯亮了找路行，黄灯亮了不能停，绿灯亮了飞快行。”这其实也是福建人敢想敢干、善谋能干的真实写照。红灯、黄灯、绿灯是指政策。前不久，我和浙江的同志在一起，也说到如何解放思想的问题。他们说，很多时候，中央的政策怎么理解完全取决于地方官员的胆识。中央的政策往往是一个大原则，但不一定合乎所有的情况，要靠我们去理论联系实际。规定此路不通的时候，可以找别的路子走；中央说可以试着做的事情，可以放开胆子地做；中央说可以放开做的事情，那就要只争朝夕地做，要做得更好。只要是有利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前进，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应该积极地去试验，去做出来。此种积极的、总是在挑战和探索什么的精神境界，无疑是起源于海洋文化中的冒险精神。没有冒险精神，守株待兔或是四平八稳是搞不成改革的。我们不要总把冒险看成是毒蛇猛兽，冒险并不是冒死，海洋文化中的人们也珍爱自己的生命，由于经常与风浪搏斗，更加热爱生活。但他们知道，如果不去奋发有为，不去搏风斗浪，就无以生存。所以冒险，就是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和危险，为了获得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要勇敢地扬帆冲浪，冲上前去。内陆地区不是也有一句话，“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讲的就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内陆地区愿和虎斗的人太少，自然条件可以做成“既知山有虎，可向他山行”。内陆地区也常常号召解放思想，人们的观念、作风多少也会有新的变化，但不如沿海地区的人们来得自觉、主动。内陆的人们往往会把解放思想当做运动来做，而沿海的人们却把解放思想作为大海中的灯塔，作为浩瀚大洋中的一片陆地。解放思想就是他们的生存，就是他们的发展，因为解放思想的实践就是要不断地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沿海的人们，改革就是摆脱过去的束缚，开放就是面向海洋，走向海洋，这都是他们生存发展的根本。尽管内陆各省和沿海诸省发展经济追求利润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方法、途径没有后者大胆、灵活，思想、观念也没有后者鲜活、多元。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赣亦在海中（4）

　　　　“三个基地，一个大花园”的定位，跳出了山地农业文明的束缚，跳出了历来总是站在江西看江西，站在山地论江西，最多是站在全国论江西的思维模式，把江西经济与海洋经济结合起来了，同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了。　　　　
　　　　江西近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吸纳海洋文化的结果。我记得有三次与孟建柱同志谈到了海洋经济。第一次是去年他参加“泰豪论坛”第十二期的讨论结束时，他知道我是研究海洋经济的博士，十分高兴地说：我对海洋经济很感兴趣。并希望能看到我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第二次是他收到我的博士论文后不久就打电话来，谢谢我的书，说他已经开始阅读，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很好的评价；第三次是今年春节他来我们南昌大学看望老教授，见我在一旁陪同，很高兴地对我说：你这位研究海洋经济的博士，我看了你的书，做得很好，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学术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要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孟建柱同志的话虽然不多，但很有意味。我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术寒暄，而是一种社会和经济思想的共鸣。孟建柱同志去年为江西经济发展提出的“三个基地，一个大花园”的定位，我认为其战略思想的视野，比历来对江西的定位都要宽广，它跳出了山地农业文明的束缚，跳出了历来总是站在江西看江西，站在山地论江西，最多是站在全国论江西的思维模式，把江西经济与海洋经济结合起来了，同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了。海洋经济、海洋文明并不拒绝农业。问题是我们把农业放在什么样的经济链中去考虑。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自给自足就可以心满意足的年代。只有把农业放在整个世界的海洋经济范围中去考虑，才有出路。如果老是把自己定位于农业省，把自己当作整个国民经济棋盘中的农业棋子，那就越走越死。国家都开始实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你还在计划经济中思考，谈经济，那行吗？比如：江西的农业产品以水稻为主，那么江西的大米就不能停留在人人有饭吃的水平上，而要设法进入国际市场，多思考怎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过泰国的大米，质量如何上去，价格如何下来，如何解决运输成本和为消费者服务等问题。有着海洋思维的人，不会让眼睛总盯着本地市场和国内市场，而是放眼世界市场，放眼能赚到更多的钱的市场。最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以海洋为纽带的世界市场经济。　　　　
　　　　今天我们分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是就国内的经济地理分析的，但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仍然还是一个互相支持、互利互动的关系。上海的腹地就是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江苏和浙江也是上海的支持地区，但这两个地区有自己的海岸线，有更大的主动权。没有腹地的支持，上海也只能是一条腿走路。但是内陆地区如果不愿成为沿海地区的腹地支持，那就是自我封闭。在今天，不管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要想发展经济，必须走向海洋，这是常识！否则，永远不能与时俱进。海洋是现在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不管是在非洲，还是在亚洲，进入近、现代以后，大凡内陆国家都很难发展起来，欧洲也是如此，内陆国家总要设法找到自己的出海口，以建立起自己的生命线，哪怕付出很大的代价。在非洲，由中国政府支持修建的坦（坦桑尼亚）赞（赞比亚）铁路帮助两国人民建起了交通大动脉，这条大动脉直接帮助内陆国家赞比亚建起了通往印度洋的大通道，解决了赞比亚的主要工业产品铜的出口交通问题。欧洲的多瑙河流经欧洲中部9个国家，不仅沿途景色迷人，而且还是欧洲中部内陆国家惟一的一条通向黑海，进而进入地中海、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水道，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如何合作利用多瑙河的问题上，也曾有过利害冲突，最终他们选择的是一道走向海洋。　　　　
　　　　江西一定要进入海洋经济的体系之中，我再次强烈地提出这个思想。江西人一定要树立海洋经济的观念意识，所以解放思想仍然是我们的一切要务之先。　　　　
　　　　古人说“心远地自偏”，我们不妨反用一下，心近海自来，要心中有海，心存于海，心系于海，才能成海洋经济之事。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赣亦在海中（5）

　　　　江西不仅要有海洋经济战略的视野，而且还要有进入海洋经济体系的战术举措。用海洋经济思维眼光看，在历史上，中国人参与海洋经济活动实际上形成了三个贸易带：中层带是东南沿海地区，包括沿海岛屿；外层带是东南亚地区，印尼、菲律宾等国家，更远一些，还可以划到太平洋沿岸，划到欧洲；内层带是沿京杭大运河，包括赣江一带，江西就属于这个内层地区。内层带主要起着支持中层带的作用，形成腹地支持。以丰富的中国产品向外层推进，通过贸易活动实现经济利益。　　　　
　　　　江西在历史上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以农业为主的。人们都说江西在明清时期经济发展态势比较好，只是五口通商特别是修了京广铁路之后，江西的经济开始下滑。如果江西仅仅是以农业为主的话，经济的起伏为什么会这样大幅度地受到交通线的影响？这是因为江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模式，那就是“过路经济”。江西不靠海，但离海并不远，有学者称江西为“浅内陆地区”，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也很能说明问题。江西在明清时期，也就是16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是东部沿海各省，特别是广州对外贸易的“第一内腹”，江西对广州的海外贸易有三个支持：人力的支持，景德镇瓷器特产的支持，沟通中原、北京和江苏、浙江的交通支持。正是这种交通支持，使江西的赣江一线出现了以支持交通经济而形成的“过路经济”，九江、景德镇、（永修）吴城、（铅山）河口、南昌、临江、赣州、大余等城镇在16世纪至19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当时的京广（水道）线（含京杭大运河、赣江、北江）上的工商交通城镇明珠，原因就在于它们都处于“过路经济”的要途上，通过参与当时南来北往的经济活动而发展起来。　　　　
　　　　“过路经济”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产业概念。不论什么范畴的概念，都要关注江西周边的经济关系，关注江西在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可以与海洋经济接通。传统的“过路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是流通产业——商业，今天我们称之为第三产业。因此，“过路经济”的内涵是中介性的，具有过渡性、递补性、递渡性。根据这种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过路经济”进入今天的产业发展范畴，可以依照第三产业来进行扩充。如加工性、服务性等等。因此，江西虽然不临于海，但我们可以借道出海，借人家的道，借人家的船，因为我们有这个“借”的地理条件。古人说“心远地自偏”，我们不妨反用一下，心近海自来，要心中有海，心存于海，心系于海，才能干海洋经济之事。有了海洋经济的意识，你就会发现海就在身边。何况现在的交通条件和交通时速已经大大改善，相对广州和厦门两个出海口，江西已经处于半径为500公里（借高速公路一天内往返的距离）的海洋经济圈之中；相对上海和宁波这两个出海口，也处于海洋经济圈的边缘。若把“过路经济”的中心点定在南昌，同样以500公里为半径，那么我们周边可利用的资源就相当可观了：北有湖北、安徽，东北是上海、浙江、江苏，东邻福建，西是湖南，西南为广西，南接广东。我们在把这些省市看作竞争对手的同时，还要看作是合作伙伴，更要看作是发展的资源，看作是江西走向海洋的资源。“三个基地，一个大花园”的战略构思，不仅是要江西作为上海和沿海地区的资源，也是将上海和沿海地区作为我们的资源。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行为的最佳效果是互利互动，是“双赢”，所以谁是谁的资源，就看你怎样去做。在这种分析中，我们更可以看到省委省政府加快“天”字形高速公路的建设的重大意义。一旦“天”字写成，全省的经济棋局就更活了。　　　　
　　　　江西一定要进入海洋经济的体系之中，我再次着重提出这个思想。江西人一定要树立海洋经济的观念意识，所以解放思想仍然是我们的一切要务之先。我出生于南昌，成长于江西，在没有见到大海之前，对海洋的认识是浪漫的，也是模糊的，更不要谈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海洋文明。见到了海，接触了海，在海边生活几年，又研究了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之后，我才开始懂得了海洋对人类的伟大意义。有时，我会把我的学术理性与童年对海的浪漫认识交织在一起：我们江西如果有自己的出海口多好，有自己的国际航空港多好。当京九线建成之时，我看到的是南海的波浪向江西涌来；当我乘车奔驰在赣粤高速公路向南前进时，我已经闻到了大海的气息；江西到厦门的公路修通了，赣州到厦门的铁路开工了，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曾经拥抱过我的厦门大学的海滩，看到了蔚蓝的东海，看见了浩瀚的太平洋……　　　　
　　　　海终于唱起了雄浑的主旋律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而在沿海地区站稳了脚跟的海洋文化开始向中国腹地挺进，或者说内陆地区的山地文化得以蜕变，时空布景向海洋文化转换，则发生在21世纪。　　　　
　　　　中国正处于由一个内陆国家向海洋国家的深刻嬗变之中，昭示着中国将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海洋国家的雄心与信心。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赣亦在海中（6）

　　　　胡平：我们不妨以山、海来构成中国近代以来的两个主体意象。　　　　
　　　　在这之前，山与海无疑是对峙的，格格不入，犹如乾隆皇帝对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不甘下跪龙颜不悦，挥斥而去。在这之后，山总是举起冲天的火把，唱着昂扬的主旋律，海多在瘦月疏星之夜哼起悲凉的咏叹调。只是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漫长的海岸线才没有被当成一条废弃的草绳，中国的半边肌体感觉到了海浪一阵阵温暖地拍打，她至少有一只耳朵已经海螺般呜呜生响，听到了来自海平线的猎猎呼唤。海终于唱起了雄浑的主旋律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而在沿海地区站稳了脚跟的海洋文化开始向中国腹地挺进，或者说内陆地区的山地文化得以蜕变，时空布景向海洋文化转换，则发生在21世纪。大约也只有在这个时候——饱经改革开放道路上的风雨与坎坷，狂飙式的激情退潮，思想的泡沫亦退去，叩问历史岩层纹理的目光，才平静如秋水，深邃若星空。当人们回首历史时才较客观，而前瞻未来时亦更从容——　　　　
　　　　不能用壮年的成熟老年的慧智，来对比少年的冲莽青年的肤浅，人的成长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任何文化的演进都是一定时空下社会与自然条件的产物。我们不能鄙薄乃至否定曾经有过的古老文化。但无疑山地文化在中国功德圆满了，早该如指南针、火药一样送进博物馆。我们的民族，尤其是内陆地区，必须毫不犹豫时不我待地走进海洋文化之中。今日之中国多难兴邦，东南西北无不脚步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