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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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口进入城市，这就是城市和城市群迅速膨胀的原因。
二是城市群对内拉动经济的能力太强。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京津塘三大城市群为例，这三大城市群的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53％，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24％，但是GDP值占全国总值的30％以上，最近一个统计数字显示已占到45％，引进的外资占全国总数的73％，这说明城市群对于拉动经济强劲增长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城市群有这么大的能量，人们能不关注吗？
三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国家也不是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是虚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虽然是实的，却又远缺乏相当的能量，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依靠一个产业链才能生存，需要很多配套企业，而城市群在这方面的作用凸现出来，城市群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经济职能都非同一般。所以城市群成了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也是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国家代表队。从某种意义上讲，整合城市群就是训练国家代表队。
我们可以由跨国公司的投资趋向来反证城市群的作用。
当今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载体，但是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已经不是20世纪80年代向90年代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简单转移。特别是在21世纪，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所以才会有去年中国引进外资首次超过500亿美金的好成绩，今年要达到700亿美金。取得这样一个好成绩，与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发生变化有很大关系，与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有很大关系。我曾经说过，布什总统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好朋友，因为任何国家派任何志愿军、特工都不可能把美国本土搞乱，而布什实行单边思维和单边政策以后，使得美国的本土变得草木皆兵，竟然发生了“9·11”这样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事件！最近有一个经济竞争实力排序表明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已经降到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芬兰，前九位均包括了瑞典、冰岛、挪威、丹麦等北欧五国，虽然各国经济总量不一样缺乏可比性，但这里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安全祥和也是竞争力。我个人认为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是非常完善的，但对外战略的思维出了问题，所以美国的本土不安全，原来它一直是全世界的引资第一大国，而现在要轮到中国了。像苏州一个城市去年就引进外资50亿美金，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不仅超过了深圳，而且超过了上海，今年肯定还要超过这个数字，1～9月份就达到了50亿美金，这是因为苏州就是一个后花园。你说布什为中国帮了多大的忙？
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已经由上个世纪的试探性投资、小规模投资转而为本世纪的集群式投资和大规模投资，因为他们要把中国变为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内部市场，进而重构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战略体系、生产体系、管理体系、贸易体系和研发体系，于是他们在中国不同的城市群分别集中投资了研发中心、总部和区域总部及其采购中心。
当今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意图的确定是根据三大城市群的不同特点来进行的——
京津唐地区是人才众多，抛开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优势不说，仅北京的高校、科研院所就集中了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不仅人才总量多，而且对人力资源的复制能力也是首屈一指的。相比之下，深圳是一个成立23年的城市，深圳大学也不过建立20年，有30多个硕士点，却没有一个博士点，因为成立的时间太短。所以跨国公司对北京最大的投资动向就是研发中心特别多，跨国公司运用人才本土化原则，将研发中心大量地聚集于北京。比较有规模的研发中心在全国有100多家，而北京就有50多家像模像样的研发中心。
长三角的优势亦非常明显，其经济总量巨大，GDP是珠三角的两倍，而且市场覆盖面也大。上海作为龙头，南京、杭州、宁波三个副省级城市作为其支撑点，江浙两个最富裕的省份作为其两翼，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长江流域腹地。如此大的市场覆盖面，最能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区域总部。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使用“总部经济”这个词汇比较频繁，因为总部经济作用的能量是非常大的。对一个跨国公司而言，其配置资源、调配资金、覆盖市场、抢占商机等等，都要依靠总部来决策与调度。据商务部今年七月份的一个统计，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达到41家，比北京的24家多17家。
珠三角的特点是引进外资多、外向型经济发达、毗邻港澳等等，近几年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制造业发达，在以深圳为中心的三小时经济圈中，生产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名牌服装和全国60％的家用电器。这样一个经济圈使得很多跨国公司把采购中心大量地投放在珠三角，特别是深圳已经成为广东采购中心的龙头，如沃尔玛中国公司的采购清单中，有将近95％来自深圳；IBM公司中国采购中心在深圳成立，其供货商及产品有80％…90％分布在深圳及周边地区，这也是深圳集装箱运输在世界排名不断前移的重要原因。以前跨国公司设在香港的采购中心会到深圳进行采购，但不驻扎在深圳，觉得我们的环境不行，现在感觉不一样了，于是就搬了过来。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由珠三角看中国城市群（3）
与京津唐地区相比，珠三角吸引的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很少，因为这里的人力资源相对贫乏。广州还好一些，中山大学现在稳居全国高校前十名，还有几所高校也不错。但是深圳的情况让人焦虑，虽然多年来打出了高科技城市的牌子，却一直没有像样的高校群和科研院所。在香港，政府支持的有八所高校，而且支出的经费非常大。为此，我和很多知识界人士都在呼吁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短视，深圳若不发展自己的高校将会犯下极大的战略错误，将来会没有知识创新源、技术创新源来支撑高新科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已经引进北大、清华建大学城，但这不是根本的办法，因为清华、北大首先是北京创新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他们与深圳的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关系、甲方与乙方的关系，驱动他们行为的首先是在深圳所能获得的利益，而不是深圳的发展。最近，清华大学办了一个香港EMBA班，其中要讲一天关于香港问题的课程，但在清华大学找不到这样的人，最后把我找去讲课。其实，北大、清华在深圳也大量地使用本土人才。
此外，深圳和香港的教育资源得不到整合，各自为政，势单力薄而难成气候。现在看来，深圳以战略眼光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强化投入已经是大势所趋、大势所逼，以短期行为谋求长线效益最终将大失所望；同时香港、深圳教育科技资源的优化组合、互通有无、人才往来、协作攻关，也应该立即提上议事日程，这已经不仅仅是教育科技行业自身的需要，而是建设整个区域创新体系、提高整个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需要。
珠三角之所以不能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地区总部入驻，则是因为它的市场覆盖面太小。如果再不把香港、澳门融入成为大珠三角并把华南的相当部分融入成为泛珠三角，那么不仅深港两地跨国公司总部和地区总部难以增加，还会出现跨国公司总部和地区总部继续从香港迁移上海的现象，因为缺少香港的珠三角经济总量太少，而缺少珠三角的香港市场覆盖面又太小。但如果加上香港、澳门的大珠三角，其GDP则比长三角要多出三分之一，大珠三角的经济总量即可名列三大城市群之首。据上海财经大学《2003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中的统计，京津唐城市群10城市GDP为8；261。05亿元，长三角15城市GDP为15；360。8亿元，珠三角14城市GDP为7；378。58亿元，而大珠三角加上香港、澳门GDP则高达21；365。46亿元。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大珠三角形成之后的经济总量和联合优势将令人刮目相看，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中央不可能没有系统的思考。
城市群对内特殊的经济效用与对外特殊的经济职能，使得任何一个没有依托城市群的城市，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发展。
我以为，要让京津唐环渤海湾城市群去辐射带动中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用长三角去辐射带动中国东西走向的中部，以珠三角去辐射带动西南、中南和东南，这样的区域经济格局可能更有章法，并能够缓解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这也是泛珠三角能够形成的一个理论依据。
在分析了当今中国的三大城市群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群对内特殊的经济效用与对外特殊的经济职能，使得任何一个没有依托城市群的城市，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发展。任何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战略都必须瞄准其最近的中心城市或国际化城市。瞄准城市所在的城市群，这取决于中心城市或国际化城市所具有的经济能量和辐射半径。在我国，城市的定位以最大的中心城市和所在的城市群作为自己城市定位的参照系已经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如苏州、无锡、常州等中小城市以上海这个中心城市作为参照系来进行城市定位，所以才取得苏南模式的成功；同样，当一个城市紧邻一个国际化中心城市，如深圳比邻香港这个国际化中心城市，则必须以香港作为自己城市定位的参照系，现在看来深港的城市定位已经十分清晰。
中国的三大城市群全部位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这本身就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的所谓东部、中部、西部，是根据由西向东，由高到低的地理梯度和经济发展的水平来决定的。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奔小康的目标，实现经济发展的相对平衡性，我以为要让京津唐环渤海湾城市群去辐射中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用长三角去辐射带动中国东西走向的中部，珠三角去辐射带动西南、中南和东南，这样可能更有章法，并能够缓解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这也是泛珠三角能够形成的一个理论依据。
广东现在提出“泛珠三角”的概念，可能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眼光，当然，珠三角本身也需要城市群的空间，需要产业与市场的拓展空间，广东提出这样的概念是非常智慧的。可能在中央的决策里也会有这样的潜台词，我们可以从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以来的重大实践中，看到中央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控的基本线索和脉络：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有了建立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因此，崛起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等一批经济特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
80年代中，中央要求开放沿海14个城市，因此，中国由南到北发展了大连、青岛、宁波、福州、北海等一系列大、中城市；
90年代初，中央吹响了开放浦东的号角，因此，上海迅速崛起为引领长江三角洲走向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
90年代中后期，中央发布了开发中西部的号召，因此，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获得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契机；
21世纪初，中央又与香港签署了CEPA这样一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更加紧密的经贸安排，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已成必然；同时也使内地特别是泛珠三角地区获得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本人年初提出的深港经济一体化以跨越方式朝“共同市场”层次迈进，实现人员、资金、商品和服务的四大流通，正在随着CEPA之后人员进出管制、金融管制、关税管制和服务贸易管制的松动而成为未来的现实，以深港都市圈大面积地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格局正在形成，并为连接东盟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它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总量最大、外向型水平程度最高的一个经济增长极。因为，泛珠三角地区的GDP总值已经达到34；474。2亿元，占全国的33。67％，如果再加上港澳1万多亿元的GDP，总量将超过5万个亿。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长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1）
——兼论“精神气质”
胡平：现在国内外媒体上，关于长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的文字频频出现。
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苏南地区以及浙东北地区，共15个城市，土地面积99；678。5平方公里，人口7；450。55万人（截止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13；740亿元。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在内共计14个县市，土地面积41；698平方公里，总人口2；262。14万人（截止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6；439亿元。从几方面数字看，两者都相差一倍以上。
从整体经济实力来考察，在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中，长三角地区占了10个；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中，这一地区占有一半。长三角地区的钢铁、石化、汽车、纺织等产品的规模、技术水平、品牌优势等都高于珠三角地区。世界500强企业，已经有400多家在这里落户，合同利用外资总数已超过1；500亿美元。最近几年，在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该地区正在逐步形成经济一体化，各地自觉地认识到上海的龙头老大地位，开始进行各自资源的整合和调配，主动接轨上海，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在外来投资方面，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制造业去江浙，商业服务业去上海；中小企业去江浙，大型企业去上海。这种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城市群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和市场。
从城市化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不仅高过珠三角地区，而且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为次中心的城市带，城镇体系等级齐全，城镇规划质量较高，城市定位比较准确，省会城市和市、县、区及乡镇的规划发展都比较协调。杭州市市长茅临生曾描绘了这样一幅蓝图：“未来的交通规划将把长三角地区连成一个大都市圈，晚上住在杭州九溪玫瑰园，第二天早晨乘坐高速列车或是磁悬浮列车去上海金茂大厦上班。”很难说这是玩笑话，但不管怎样，却透露出“天堂城市”也甘于在长三角的南翼做一个副中心城市。与此相比，珠三角无论在城镇的规划质量、布局的合理性、城市功能的发育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市场的辐射性也不如长三角。
与浙江、江苏咄咄逼人的上升势头相比，广东省统计局将广东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概括为“总量领先，差距缩小”八个字。这个结论是将广东与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四个经济发达省市去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进行横向比较后得出的。所谓“总量领先”，是指广东仍占有规模优势，经济总量仍居全国之首，尤其是外贸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20。9％，一马当先；所谓“差距缩小”，是指广东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中游，部分经济指标增速过低，与后来者的差距日渐缩小。
珠三角地区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原有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已逐步弱化，急待创造新的条件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或许就是珠三角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与此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长三角地区已成为不但是国内、还是世界上最具活力和发展前景的经济区域之一，并被公认为继伦敦、巴黎等之后的世界第六个大都市群。
